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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国】辛灏年悉尼答问谈「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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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8 14:43: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新唐人电视台 http://www.ntdtv.com
两千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辛灏年先生在悉尼发表『谁背离了辛亥革命』专题演讲后,回答观众提问 

【新唐人2010年12月17日讯】(新唐人记者王连庆,袁宏,林丹报导)两千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旅居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在澳洲悉尼的好事围文化中心,发表了题为:『谁背离了辛亥革命』的专题演讲。 这也是他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演讲的第三讲。

主持人: 在近三个小时的演讲之后,辛灏年先生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应观众们的要求,我们首先将辛灏年悉尼答听众提问的部分内容呈现给大家。请您欣赏。

提问: 是否有一天中国会出现一位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士,做出不流血的革命,把苏联一夜之间换成了老国旗 老国号, 变回俄罗斯, 那么中国能否变回大中华民国呢?

辛灏年: 我讲两句话吧。第一,希望中国能够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的人,像交接棒似地埋葬共产制度。为苏联创建一个或恢复到尔罗斯民主共和国。希望如此,但这 祗是希望,至少在今天我还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里面,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人。我们不要预言,我们也不要奢望,走着瞧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 二个问题,能不能回到大中华民国。我想无论从英国、俄国、法国等世界上所有出现过专制复辟的共和国家,他们最后都要承认那个「第一共和」。为什么?因为他 是开辟共和的。我不认为国号有多重要,但是我认为「第一共和」很重要,因为他是开创者,因为他开始走向「共和」了,因为它为共和的方向和道路,做了很大的 努力、创造和奠定基础。所以我以为当我们的历史反思,在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民间的思潮,就像今天中国大陆怀念“民国四月天”,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思潮的时 候,我想那一天,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因为大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共和国,具有最大的公约数,也是绝大多数人民在明白历史真相之后,所能够赞成和拥护 的,谢谢。

提问: 我有一个想法,因为辛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围绕辛亥革命展开的,刚才提到过,严格讲中共其实跟辛亥革命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对着干的。那我就想起来,中共打人 最厉害的一根棍子,扣帽子最厉害的一个帽子,就是「反革命」。无论在什么年代,如果把谁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那就是死有馀辜、千刀万剐,老百姓都要称快的。 所以我想,辛先生写过一本书是『谁是新中国』。我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您是不是可以写一本书,『谁是反革命』,因为中共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辛灏年: 在中共的眼睛里,辛亥革命就是反革命嘛,他才是革命的嘛,是资产阶级革命嘛,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嘛,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嘛,就是反革命嘛。所以他才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他才反对辛亥革命、推翻辛亥革命、颠覆辛亥革命。

我 举两个例子。四九年以后,中共建政、建国,实行专制。一九五零年,发起「镇压反革命」。你们知道有多少辛亥革命的元勋被中共枪毙的吗?武昌起义的开国元勋 邓玉麟将军,他是共進会的社会调查部部长,是在一九五零年被共产党枪毙的。四川省辛亥革命元勋,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是一九五零年被共产党枪毙的。国民党 元老,辛亥革命元勋谢持的儿子,就是被共产党枪毙的。我这里有一份名单,太多的辛亥革命元勋和他的子弟们,不是被枪决,就是被劳改,就是被打成反革命份 子,包括黄兴的子侄们,很多很多。谁是反革命?因为共产革命把辛亥革命,就看成是反对他的革命的革命,不,错了。是他要反对的革命,所以才是「反革命」。 你的问题太有价值了,谢谢。

提问: 我的问题是,我们回顾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想他最现实的意义是,我们如何完成这个废除专制、走向共和,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国人一百年来的宪政梦,中国人 一百年来,走向共和的努力,迄今没有成功,那么特别现在在海外就说,我本人作为一个民运人士,连我都常常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这是在当今的中国现实条件之 下,我们是否还能够选择类似于辛亥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涉及到枪杆子里面还能不能出政权。在今天的中国,革命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现实政治 意义,以至于在民运内部,反对革命的人,以至告别革命的人,他们对历史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想请辛灏年教授解答的我困惑的一个提问,谢谢你。

辛灏年:我 觉得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祗想简单地说一下。一,二十一年来,鼓吹政治改革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朋友们,对革命太反感了,对革命的批判太多了。这样的话, 就等于是选择了一条路,也祗有这条路,那就是「求共产党政治改革」,来解决中国的专制问题。我想请问,求得了吗?你求他革自己的命,他革得了吗?历史没有 提供先例。

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道理。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话,「欧洲君主立宪,均为革命之所赐」。没有欧洲、英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革命,就不会出现「君主立宪」这个民主的新政体,「虚君共和」的新政体,为什么?革命制造的压力,压迫王朝、压迫专制统治者们,不得不让步。

大 家都说英国是「君主宪政」,可是大家可知道,第一个国王被砍头的是谁啊?是查理一世啊。没有国王的被砍头,没有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哪有后来的「虚君共 和」、「君主立宪」啊?所以孙先生的话,就印证了祗有肯定民主革命、共和革命,让民主革命和共和革命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强迫和逼迫专制政权让步。你如果 不让步,就用革命解决你。你如果让步,那就让革命和改良共同携起手来,团结所有愿意走宪政道路的朋友们,一起来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的实现。

所以我非常希望今天的民运朋友,都能清楚地看明白这个问题,不要否定革命,我们也不要责骂改良,让这两者互不攻击、共同携手,到一定的时候,改良自然会汇進革命,汇進解决制度这个根本问题的民主革命的洪流当中。

所以二十一年来,我们民运队伍当中,我们海外的这些搞民主的朋友,在中共专制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一些朋友的误导之下,把革命讲的太可怕了,把改良讲的太美好了。断绝了革命的路,改良就没有路可走。

满 清的改良四十六年,每一个失败都在陪伴着他们,祗有「武昌起义」成功,革命成功了,改良派才开始汇進革命,完成了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使命。那是革命和改良 共同奋斗的结果。就让我们一起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逼着他、求着他改良;一个你不改我就推翻你,来共同奋斗,好不好?

提问: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给辛老师提一个轻松的问题。就是现在高速发展的高科技革命,对我们民主共和革命的发展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们在 参加「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就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最后发生了什么事。但现在我们的高科技革命已经非常发达,我们的思想已经传遍世 界了,只有就像朝鲜、缅甸这样的国家才是封闭的。所以革命应该说是指日可待了。我想问辛老师作为一个学者,就是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您对民主革 命、共和革命的将来的发生,有没有一些乐观的想法?

辛灏年: 我很乐观。没有英国的产业革命,没有十八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哪有欧洲的民主革命?没有今天高科技的革命,没有网路世界的诞生,中国大陆仍然是见不到一点 光线的黑暗王国。就是因为有了网路,很多人会「翻墙」,就能看到很多共产党不给他们看到的东西,所以高科技的革命一样会为中国今天的民主革命,及未来的民 主奋斗,提供一个先進科技的通衢大道。

主持人:虽然辛灏年先生演讲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但听众们的提问并不拘泥于此。 大家不仅探讨历史,也关心现实。 许多听众递条或发问,希望辛灏年先生谈谈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看法。辛先生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辛灏年先生的回答。

辛灏年:我刚才在讲演中提到过, 在中国人死为大、得奖为大、坐牢为大。因为这样一来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对不对?你要一说、你要一批评,就说你嫉妒、你分裂、你搞内斗,这个帽子就很大。但是,革命都不怕死了,回答问题上还怕难吗?所以,我说老实话。

九 年前,高行健先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作家,大陆的作家,打电话给我说:「尔品,你要出来说话,这不是糟蹋人嘛!你应该批评,你在海外有自由的条件, 而且你有影响力。」我当时听了就很不高兴,我在电话里说:「中国人得奖了,你第一个感觉应该是高兴,而不是想到批评。一百多年来,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自 卑心里还不能够真正解决之前,西方人给我们一个奖,一个文学奖,我们首先应该要高兴,这是一。

第二,你我都是文艺界的人,是文学界的人,我们的同行得了奖,而且得了西方的大奖,你和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呢?也应该高兴,不用酸溜溜的。

第 三,「写作是自己的事,评奖是别人的事」,这是我八十年代初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我是搞写作的人,我只想怎样把小说写好,让别人看到我的小说,说高尔品小说 写得还不错。这不就是最好的奖赏嘛。你一个写作的人,天天想着怎么评奖,天天去活动评奖委员会,希望将来能给我一个奖,你不是「越份」了吗?我就这样回答 了他,他说:「你也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心里不舒服」。我说,你要舒服,因为将来修文学史的人怎么评价是后人的事,今天我们只管高兴就行了。我说,你总不 至于高行健先生得奖,你不高兴:中共御用作家王蒙之类得奖,你就高兴吗?我这句话把他说服了。

一九八二、八三年以后,为了搞诺贝尔文学 奖,中共的文坛已经闹得不亦乐乎。共产党为了他的御用作家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不知做了多少手脚、多少努力。我是文坛中人,我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就跟 他说,对高行健先生,不说他的小说,当年他在北京人艺的时候,写的那些剧本,很多都是很好的,我就不说了。单单是他得奖了,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给中共御用文 人,我就感到最高兴。否则的话,中共御用文人得奖了,中共专制不就更欢了吗?文坛不就更没有自由了吗?对不对?老实话嘛。

我后来用「文 殇」这个笔名,在黄花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高行健和王蒙』。我把他们俩个做了对比,这篇文章在国内很受欢迎。当然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是我写 的,我今天第一次公开,「文殇」,就是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一,要有持平之心;二,要有民族观念;三,凡是适合民主自由的,我们都要赞成; 凡是破坏了民主自由追求的,我们都要反对。这就是我对刘先生得奖的一个提前的认识,九年前高行健先生的事,我有文字做证,不能撒谎。

我是 在辛亥革命系列演讲第一讲之后,听到了刘先生得奖的消息的,我的感觉与以前一样。刘先生得奖,我首先高兴。另外,在评价这个奖之前,我首先必须要阐明自己 的立场。我是一个赞成和支持民主革命思想和立场的人。我摆明了这个立场,就不会在讲话的时候忸怩作态了。我想在政治问题上,在中国民主追求的方式和道路问 题上,我和刘先生是不大一样的。尽管我高兴,我兴奋。我先讲清楚这个问题,下面才能讲我对刘先生得奖的具体感受。

为民运高兴

第 一个感受,我为民运高兴。我这个人和民运的关系,套用一句古诗,叫「剪得断,理就乱」。因为我不是民运,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我也没有想过要去做民 主运动,所以「剪」得断。很多人知道我是文化人,是个作家,是个学者。上次有人问我,我回答他说,我就是个文化人。他说,你不是搞历史研究吗?对,那就是 学者文化人。那人又说,听说你反共,我就说,那就叫我反共学者文化人。但我不是民运人士,这是不能冒充的。民运人士是不能冒充的,做民运人士是有要求和条 件的。如果我说我不是民运人士,有的民运朋友会不高兴;但我要说我是民运人士,可能有些人更不高兴。所以我要「剪得断」。但是我一理就「乱」。因为我生活 在纽约,开个玩笑,那是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你说你不想认识民运人士,你不支持民运人士,你不帮助民运人士,那你就有点不大对头。我帮过他们,他 们也支持过我,一些人也赞成我的理念,当然那是很多年以后了,不怪他们,他们出来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从「公」的方面来讲,我为民运高 兴,民运奋斗了这么多年,这样一个奖能推动中国当前海内外的民主运动,当然有好处,怎么能没有好处呢?他毕竟是共产党不喜欢的一件事情,他毕竟是诺贝尔和 平奖。所以,这是民运的一个大成就,特别是在海外民运、国内民运处于相当低潮的时候,一些坚持民运事业的朋友,遭到各方面困难和压制的时候,现在西方人站 出来了,给我们中国民运人士一个奖,你们能说它不是好事吗?是好事。

第二,从「私」的方面讲。不必讳言,其实有为数不少的民运人士,都在 争取这个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民运,大概也有人为自己,在争取这个奖。现在这个奖终于落在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身上,一个民运人士的身上,该不该高 兴?当然该高兴,这是艰难奋斗的一个结果。不管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何种心态,这一百年来,西方列强政府都想中国有一个腐败的政府,保持中国的腐败政 府对西方有利,但是他毕竟给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给了中国的民运人士,就要高兴,所以我为民运「两」高兴。愿望达到了,动力开始有了。下面就看你们自己怎 么做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为中共一「喜」一「忧」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为共产党又「喜」又「忧」。一位 老华侨跟我讲,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打了中共一个嘴巴子。我说:对的。但是我也有一个思想,什么思想呢?那就是这个奖给刘先生,或是不给刘先生是不一样的。 这个和平奖如果没有给刘先生,而是给了王炳章博士,那会对民主运动起到什么作用呢?

王炳章博士可是真正地要号召民主革命,推翻共产党专制 统治,重建中华民国的啊!如果诺贝尔和平奖给了王炳章博士,那民主革命不就在中国大陆「甚嚣尘上」了嘛。而且王炳章博士是被共产党从境外绑架回去判了无期 徒刑的,在广东韶关和一些普通的刑事劳改犯关在一起,遭受刑事犯的污蔑、殴打。有一次王炳章被他们打在地上的时候,王炳章说「你不要打我,我是王炳章,我 是民运人士。」那个流氓刑事犯人说:「打的就是你王炳章。」三个月以前,王炳章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封信,说:「粉身碎骨,至死不渝」(全场响起激越的掌 声)。

所以,我要是共产党,我首先会坚决反对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任何民运人士。但如果诺贝尔和平奖一定要颁给中国的一个民运人士,那共产 党宁可你给刘先生,也不要给王炳章。我这话不偏见,因为共产党会想,刘先生是比较主张温和的、妥协的。他说:「我没有敌人」。因此给他奖,总比给那些讲革 命的民运人士要好一点,比给王炳章博士縂要「和谐」得多,是吧?所以这个奖一定要给民运人士的话,对共产党来说,是宁可给刘先生这样的民运人士,最好不要 给,绝对不能给王炳章博士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为中共的一「喜」。因为这个奖终于给刘先生。

一「忧」,「忧」什么呢?如果诺贝尔和平奖给了 王炳章博士,当然对中共非常不利。可是,给了刘晓波先生也不利啊。因为给了刘晓波先生,民运当中的政治改革派就会加足了汽油、加足了马力,就要進一步地要 求、请求共产党政治改革。如果这个政治改革要求符合共产党的愿望和利益,共产党可以接受,那当然好;如果这个政治改革超越了共产党所能容许的范围,那共产 党仍然是火冒三丈啊,还是不能容许的。是不是?

双赢

那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已经有民运人士 公开地写出了这样的文章,发到了我们的网站上,我的email也收到了。「高举刘晓波先生的旗帜,体制内、体制外的政治改革派团结起来,为实行政治改革而 奋斗」。如果共产党因为刘先生得奖,而接受了你们的政治改革要求,那不是「双赢」嘛?共产党学好,改好了,不搞专制了,改上民主了。二是,刘晓波先生代表 的政治改革派,体制内、体制外的,用晚清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改良派,不也胜利了吗?成功了吗?诺贝尔和平奖岂不是起到了最伟大的作用了吗?这就是「双 赢」。因为民运中的政治改革派赢了,共产党也赢了。

双输

但是,如果共产党拒绝政治改革呢?如果共产党不管 你刘先生得不得奖,我反正都拒绝你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宪章,那个宪章;这个改革要求,那个改革要求;我就是不改,谁要叫我改,我就抓谁。那不就「双输」嘛? 也就是说,体制内外主张政治改革的朋友们,目的没有达到,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就像达赖喇嘛在二十一年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一样,西藏今天还在 中共的刺刀统治之下,是事实吧?

共产党不改,最后还是得革命,还是得人民起来推翻共产专制制度和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到那一天,鼓吹政治改革派的朋友们,如同晚清的政治改良派一样,最终还是会因为绝望,而走進革命的阵营,与革命党共同去粉碎这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

如此一来,对于共产党来说,对于今天还在坚持请求、要求共产党实行政治改革的一些朋友来说,那就是「双输」,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就不是变大了,而是变小了。所以一切的根据,都在于共产党改不改。共产党改,「双赢」;共产党不改,「双输」。

两个想法

第三个感受,我知道自己今天的这个答问是要得罪人的,会挨骂的,但是我讲的都是心里话,我开始就标明了我是什么思想和立场。我在高兴之馀,我在为民运高兴之馀,我在为共产党一「喜」一「忧」之馀,我还有两个想法想告诉在座的朋友们。

第 一,我们不要把西方人的一个奖,看得太高、太大,他毕竟也就是西方人的一个奖。如果认为中国的民运人士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中共马上就不专制了,中国的民主 就成功了,是不是也有点幼稚病、天真病呢?我刚才讲的,达赖喇嘛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都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来,中共在西藏还是想打就打、想关就关、想杀就 杀,还在逼迫喇嘛们去学马列主义著作,所以没有那么「神」,我这是很土的话,但也是很老实的话。

第二,我们在高兴之馀、兴奋之馀,还是要 根据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找到我们应有的民主之路,也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革命、改良同时并進,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以外人的夸奖为夸奖,也不以自 己的悲哀为悲哀。抓住了民主宪政,抓住了民主革命,抓住了「民主最终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远大而切实的目标,扎扎实实的奋斗,艰难困苦的奋斗,把奖当作动 力,而不要把奖当作灵丹。谢谢。

主持人: 辛灏年在各地演讲后的答观众提问,我们将在辛亥革命系列演讲全部播出后,陆续呈现给大家,请您注意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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