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在胡温“病态”中发展

多维新闻

眼前的北京，俨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停车场”。每到上下班时段，也是北京最为“壮丽”的景象——“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并不是值得称赞的好现象，相反 “门可箩雀”“人际罕至”的情景早已成为城市人美好的回忆。颇具讽刺的是，代表城市发展标志的立交桥，建的越多，反而标示着堵车级别愈高。

北京治理城市交通拥堵亦非一夕，可事到如今，是越治越堵，百姓戏称首都成了“首堵”。每到政府将要或出台措施，北京的拥堵就“更上一层楼”，似乎政府与社会的互动背道而驰。笔者不想掺合进大陆媒体正在进行的“治堵”大讨论，什么道路设置不合理、机动车出行数量大等等，都是些枝节和皮毛。从整个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角度看。“堵车”也窥探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

中国的发展喜欢呼喊着口号一拥而上。建国初期，领袖一声号令，大炼钢铁、农业大跃进应运而生；如今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离不开首长们“钦定”的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所谓的支柱性产业。当然，近十年，中国的各类规划而也维持着政治色彩的口号，比如东北振兴、西部发展、中部崛起等，覆盖了中国整个国土，似乎每一寸地方都有不同的发展色彩。这种经过改良的政治口号，仍旧脱离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真实需求，“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依旧浓厚。

不可否认，中国能保持如此的高速发展，这些政治衍生出来的口号式规划都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些规划看似有序、目的性很强，但同时在实际操作层面有着明显的短板。就如北京的大拥堵，并不是阔宽道路，严格控制机动车出行等就能从根上解决的，它从某种层面反应的正是城市规划发展的短视与无序，产业发展的盲目和失衡，以及行政官僚体系的低效和幼稚。

中国城市的规划喜欢样板和模仿，以至于大部分的城市都是水泥钢筋铸就的高楼大厦，而缺少自身的特色。很多城市设计也就是效仿固定的几个模式，比如北京的“摊大饼”模式，城市一层层外延式扩张，很多人在城外居住城内上班。这也造就了典型的早高峰和晚高峰汽车大拥堵现象。城市看则是在一圈圈的向外有规划的发展，实则造成市区的极度膨胀，大城市化的弊病尽显无疑。

更重要的是，中国整个发展规划的口号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在这样氛围下，中国在造就着大城市和大的城市群，而这种盲目的城镇化和大城市概念，让中国人开始迅速经历“城市病”带来的副作用。交通拥堵仅是这种“病态”的一种症状，上海高楼的大火、大陆很多城市普遍面临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紧张、就医难、上学难……种种现象不仅让城市的百姓心烦无奈，也让人群的心理产生微妙的变化。很多大陆司机不遵守交规，加塞、随意换车道随处可见，一起事故就会堵几个小时。彼此都怨声载道，却不在自身找原因。这种交通道德的缺失也在城市病态的发展中渐入膏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病已不是大城市的“富贵病”，不少二三线城市也已受到城市病的困扰。加快城镇化发展，造就若干大城市（群）似乎已成为大陆决策层的共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中国保持持续的发展活力。但这种带有“赌博”性质的规划，忽视了城镇化过程中利益分配格局上的矛盾；同时，城镇化的主导方始终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势必造成行政权大于规划权，规划内容朝令夕改，一届政府一个规划思路，“贪大求洋、急功冒进”成为城镇化的重要特色。



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直到如今，仍是大陆划定的带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大陆房地产问题无需多议，政府在艰难的维持这个大泡沫不是很快的破裂。而汽车产业的发展更令笔者诧异，大陆在兴奋于汽车销售速度、销售量全球第一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这并不是值得庆祝的。能源、环境问题自不必复述，需要清楚的是汽车工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化问题。

中国的汽车人仍在高喊着生产量和销售量达到多少千万辆的的口号，环境和社会承受能力似乎不是他们该考虑的。即使以目前的汽车市场规模，大陆许多城市也已不堪重，大规模的拥堵就是最好的警示。当前，汽车产业与经济、社会、环保、能源协调发展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汽车投资和生产层面的问题。政府对汽车社会的到来还未做好规划、政策和管理上的准备。

中国一面推动着朝令夕改的城镇化，一面高喊着大力发展不计后果的汽车产业。而当汽车超出某个城市的承受力时，忙不迭地推出各项治堵措施。治理汽车拥堵就如治理洪水一样，不在于堵，而在于疏。但如北京政府一样，“史上最严厉”的治理汽车拥堵政策尚未出台，汽车销售却接连创史上最高。何解？这种以治“堵”为核心的措施，只能使民众的购买欲望水涨船高，以抵未来成本上升带来更高的支出。

纽约、东京等汽车保有量与北京相近的城市远没有北京这般拥堵。北京治堵已经走入怪圈，愈治愈堵的推手就是政府。当然，也奉劝喜欢扎堆儿凑热闹的中国人，甭哪儿热闹那里凑，蜗居、蚁族、拥堵的滋味不好受；也需抛去过多的攀比、炫富的作祟心理，低调的面对财富增加，从自身看待城市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