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野蛮小老儿温家宝的城市化噪音化

王大伟

我大约是在2008年前后认真将自己划入“野蛮人”行列的。这个认识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自我否定过程。在这之前我还是一个自视较高的人，觉得自己应该像个 “文明人”，因为我起码已经出版了10本书,我应该算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吧。当时我参加了一系列的学习班，什么古琴、钢琴、色彩美学等，还开始了耶鲁大学的课程学习。就这个期间从日常与人们的社会交往细节，到与一些中国精英阶层的思想交往，我逐渐被我自己的粗鲁以及我周围人对我的不自觉伤害中，体会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深层的一些问题：我们中国人其实都是野蛮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常常批判和鄙视的低素质人群。我们一直都在相互伤害，而且这伤害还将继续。

第一个让我自己难以忘怀的事情来自声音。我曾经是个著名的大嗓门，经常毫无顾忌地在公共场合里大声说笑，多少年了都改不过来，或者说只认错、不改过，现在稍微好些。我父母并不如此，我这个习惯与当初多年做教师有关，因为要训练大声讲话以使大教室里的每个学生都听到，后来大声喧嚣就成了习惯。我通过周围的噪声深刻认识到我自己存在的这个问题，从而还认识到中国人比较统一的一些其他问题，最后觉得声音其实可能不是个小问题，而是植根于我们的整体野蛮的一种表现而已。

我习惯昼伏夜做，晨昏颠倒，因为晚上读书写字更有效率。我家住在一所小学旁边，每天早晨7点多，小学校的大喇叭就开始了噪声宣传，其音量远远超过了仅供他们自己需要的程度。那喇叭经常播放歌曲，并且一成不变，而且旋律难听，其精神内涵既不高尚、亦不纯洁，是一种有气无力的奶腔儿。我常常在这样的杂音中设想：“唉，在这样的喧嚣中被教育出的孩子会成为如何的青年呢？”我给物业打过电话投诉，但无果。其实本来也知道是如此的结局，但还是不死心罢了。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普通环境。

一切应该从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假如我们的孩子就是在野蛮的环境人长大的，那么日后他们所组成建设的社会也不会是“文明”的。有人可能说，这算什么大事，值得拿出来批判？俗话说，防微杜渐，声音这东西确实能放大到影响一个国家的形象。比如西方人在噪音方面是非常严谨的，一方面是教养传统，一方面是法律权利意识在发挥作用。我经常去国家大剧院看戏听音乐，我发现西方人在剧院里只要大幕拉开就不再说话，显得非常有教养，但是中国人却左右逢源评论乃至电话不断。文明和野蛮立见。记得有一次北欧某国家乐团在中国演出，他们实在不习惯中国人闹嚷嚷的习惯，指挥竟然在演出中间停顿下来，他静等中国观众安静。这实际上是非常有辱国格的大事，但是中国人根本不以为然，新闻也不见有人报道。

中国人经常认为自己是具有“文明”传统的人，可是我一直在想，中国的文明到底表现在哪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上“文明”了？还是生活小节上“文明”了？结果都是一片空白。所以，足见文明有虚。中国到底是个文明国家还是个野蛮落后国家？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

有一次我去云南出差，晚上住在一家招待所里，那是夏天，旁边也不是大型建筑工地，但是在维修或是修建一所不起眼的小建筑，工地就在我所居住房间的墙根下面。整个一晚上该工地一直在进行铲小石子的活动。我几乎一夜未眠。那种清晰的一铲一铲的凄厉声响一直震荡到今天，撞击着我的心灵。假如我称呼其为“野蛮”，或许会被有些人视为矫情，甚至有人会说，你晚上在休息人家还是在干活呢，有资格说人家吗？我很肯定地说，这是上世纪的红色思维；我是普通人，我有权利在安静环境中休息，我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这样的噪音“酷刑”，而其他人假如有基本的爱心或者文明施工，就不会如此粗暴对待他人。

我为什么会如此斤斤计较？其实我不仅仅是为我个人在斤斤计较，而是面对这样的粗暴对待，我就能体会到或者可以想象到，有多少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太多普通中国人根本体会不到他人的“存在”，他们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就好像别人根本不存在一样。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野蛮，说到底它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和关爱，说到小处，就是没有礼貌教养，就是不文明。

说到中国社会的这种野蛮，可能有种种成因，我的看法是，这是一种“城市病”。这种病需要揭示出来病因，然后才能治。

在农业时代我们是不会有类似不适感的，原因有二：1，各地约定俗成的有自己的道德约束，一般人都不会做出与自己乡土不符的事情来。比如西方乐团到中国看到闹嚷嚷的观众很生气，就是他们的规矩与咱们的不同。中国人在戏园子里就是图个热闹，但是西方人是极其讲究公众场合的安静的。2，现在人变娇气了，人们愈来愈挑剔，比如我自己所感受到的种种不适假如放在质朴的农业时代里都叫矫情，更严重的说不了还要向法院去“讨个说法”呢；3，生活格局发生了变化，城市化使人们从疏离散漫的农业时代走了出来，我们如今密集地居住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磕碰加剧了。

总体而言，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是散漫的农民，我们居住在城市里，我们身处人口密集的社群中，我们的自由必须考虑到他人的自由是否遭到了侵犯。这是个现代原则。但是中国人对此似乎毫无觉察，依然如同在农业社会里一样我行我素。这种原始化的淳朴天然就构成了对城市化人群的野蛮侵犯。类似的情况非常多，以至于让我们麻木不仁，偶尔才会刺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发出一两声呼喊。

这里所说的野蛮，就是在新兴社会关系里中国人在转型过程中的不适应所引发的，这种对于“野蛮”的普遍忽视或不以为然，必然还会延伸进更为复杂的社会体系里去，引发更大的事件，并以更加荒诞残酷的方式来侵害到我们社会的每个人，不过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以为那是“政府”的恶行，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们忽略了“政府” 就是普通中国人组成的，而且还是相对素质较高的人组成的。


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一方面我们遭遇到密集人口压力下人的“野蛮”凸显，另外一方面则是现代人实际上正在变得日益“娇气”的矛盾。 以深圳富士康集团的员工“12跳” 为例，平心而论那些跳楼自杀的孩子们并没有受到传统意义上的任何粗暴“摧残”，并且看似没有任何过不去的生活苦难，可是他们照样选择了决绝的方式以对抗了社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现代人，他们的“娇气值”要远远超过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而我们的社会却没有及时关注到这种动向和要求，我们依然淳朴地像“旧社会”一样对待他们，尽管也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但是大规模的悲剧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对待现代人的态度必须要重新反省和审视。


今年夏天在东北旅游，其中一位团员来自中原，是个中层干部，他见多识广，到过许多国家，他说：“要说自由嘛，其实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你想干啥干啥，许多事情在国外都有人管，在中国根本没有人管你，最自在。”这老兄实际上在说，中国是最野蛮的一个地方，人们可以如同在丛林中一样自由自在、无法无天。

单就法律方面，新加坡全国禁止口香糖，在荷兰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据说瑞士晚上10点以后使用抽水马桶竟然也违法，在意大利某城市中规定行进的车中亲吻是违法的，而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岛上为保护安静的环境竟然禁止穿着会发出噪音的鞋子，比如穿着拖鞋可能就面临着逮捕的危险；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在公共场合接吻是违法活动，东南亚一些国家禁止公共场所食用榴莲。就连美国这样的地方许多州还规定了不允许教授达尔文学说。国外规矩多的很，很“不自由”，但是在中国就没有这些法律的繁文缛节，所以就很“自由”了。

这些法律约束尽管让一些人不方便，但却可以保证更多人的“自由”，它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变得日益“娇气”的现代人的利益。我相信，中国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也会逐步健全我们的法律法规，保证我们普通人的权益，然后使一种关注他人的爱心习惯培养起来，最终使这个社会文明、安宁。

除了法律强制约束，道德自觉性比较强的国家比如日本这样特别注重礼仪的国家等，他们对于自我的生活规范和约束达到了一种苛刻的程度。我上个世纪与一个日本女孩曾经在一起生活了几天，我由于怕冷就建议不使用空调，结果那个日本女孩在厕所里呆了很长时间也不吭声，因为她不想打扰我，至今我都想不出来一个中国人会如此行事。在公众场合一个正常的日本人绝对不会翘二郎腿，在公共汽车上为了避免噪音打扰别人都不打电话，假如一个人一面走一面抽烟的吊儿郎当还可能会被抓起来，正常人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就更不可能了。

今夏我坐动车从东北回北京，旁边坐了个日本人，他本来就说话声音很小，似乎很在意公共场合的样子，偶尔有电话打进来他还捂起嘴来，中间只隔了一个通道我甚至就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可是距离我4、5排远的地方有个中国人，像发布权威消息一样将他的伟大指示传播到整个车厢，他的形象与声音震颤着我的神经，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人中间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甚至我本人就是个电话声音很高的人。批评我个人，并不使我同时丧失批评社会的权利。

在奥运那一年，中国成为世界舆论的中心，一篇英国人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到底我们是一贯讨厌中国呢还是一直就讨厌中国人？》随即引发了许多讨论。他的意思实际上是，看似他们有些西方人一直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敌视中国，实际上可能潜在的就是讨厌普通“中国人”。依照我的常识，西方人一般是相对喜欢日本人的，原因不仅是他们有钱，而且是他们比较讲究“文明礼貌”。而中国人在世界人面前的失礼粗暴是出了名的。假如我们撇除国家民族的概念，邻居假如是个比较粗鲁的人你会有如何反应，问题就清楚了。不过，在此我必须说，中国人的粗鲁不是别的问题导致的，不过是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时间尚短的缘故，我们尚未适应高度贴身的城市生活。

文明与野蛮可以是很大的表现，也可以是一些小到如说话顾及他人的文明礼貌行为。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后面隐藏着许多牵涉到深层文明的一些心理或精神因素，比如对自我的反省能力，自我的批评克制能力，对于自我资源的控制心态，对于他人权利的漠视还是尊重等，都包含在其中。这其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反省。


(苏三)

[ 本帖最后由 王大伟 于 2010-12-27 18:5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