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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 01: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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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民】伍月叁姐妹之叁
八九前后的邓小平
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理由,不该是传说中玩弄了多少女人,不该是杨开慧还在监狱,没办理离婚,就与贺子珍重婚的史实,而是以残暴的手段,以封建礼教统治自己的国民,全方位以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国民,以空洞的口号迷惑民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评价毛泽东的关键在于,他信仰共产主义还是崇拜封建专制?数次路线斗争是为了主义还是为了个人权利?他使中国进步还是倒退?前三十年成就中,他是动力还是绊脚石?简单两点就可以否定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利不惜牺牲民族利益,逆社会潮流让中国倒退到封建专制。如今很多人是以封建皇帝的标准来崇拜毛泽东,由于是非观不同,民主人士就很难在交流中说服这些辩手。简单地概括毛泽东,那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邓小平正好相反,一生走过,为人低调,做事很多,却落了诸多不是。
基层百姓最瞧不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承诺“永不翻案”,结果很快就出尔反尔。中国官场权术传统影响,共产党体制缺陷以及斯大林党内残酷斗争示范,中共中层以上官员或多或少都与权术脱不了干系。邓小平也不例外,也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也向邪恶势力做过某些妥协,因此邓小平在复出以后做了什么,成为评价他的关键。邓小平复出后,初步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让共产党回归人性化,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废除干部终身制,改善了党内斗争以往的残酷气氛,以及他晚年务实的理论体系和不辞辛劳的南巡,经济发展让老百姓普遍获得了实惠,民族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为扭转毛泽东培育的封建专制,和平向民主社会过渡奠定了基础。
六四风波不仅加剧了基层民众的误解,还让民运人士把邓小平和毛泽东通统并列为专制魔头,连赵紫阳秘书鲍彤先生都认为邓小平和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是死对头。笔者以为胡耀邦、赵紫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左膀右臂,随着二人的落马,杨家将临阵背叛,六四标志着邓小平为首的民主改革派在党内溃败。邓小平多次讲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是因为政治改革阻力很大,邓小平在应付党内既得利益集团以及毛派嫡系。另外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身受民族愚昧之害,深知民族素质是推进民主的基础,而强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注定引发时局动荡。李瑞环因为六四名言“所有社会动荡,倒霉的都是老百姓”而进入政治局常委,就显示出邓小平对群众运动盲目性的担忧。党内民主改革派受到多面围剿,为了保全民主改革派力量,为了维护发展经济的稳定局面,最终向党内强硬派妥协,秦基伟六月三日上午才代表邓小平看望戒严部队,意味着党内各派达成妥协。
众所周知,时任人大委员长的万里,改革开放的代表人物,在美国访问时旗帜鲜明地反对部队戒严,回国取道上海并受到市委书记江泽民的迎接,二人交换意见后万里更改了表态,也对后来邓小平仓促选择江泽民接班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邓小平内心反对民主政治,李鹏和姚依林在当时是“反自由化”先锋,顺理成章应该接班,可是邓小平在八九期间阻止了那一势头,并在党内传达的文件中反复叮嘱二人要支持江泽民工作。六四时新闻报道了军人被害的背景下,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将领时强调,“看看我们的人民军队,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见邓小平心目中理想的军人形象,以及他向部队宣扬的是非观。
六四的血腥始终是邓小平的软肋,无论邓小平是主谋还是妥协,对中华民族来讲,六四都是一场灾难,没有赢家。从六四的格局看,学生临时领导层出现分歧,谁也不知道那次运动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已经没人能够驾驭群众的热情,只要政府不答应学生请求就很难取得善终。换位思考,站在邓小平的位置,既然已经在党内妥协,笔者的智慧真想不到更好办法,如何确保时局稳定。如果邓小平不妥协,或者民主改革派全军覆没,或者中共出现大分裂,中国也只能以更加血腥收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直致力于淡化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为中国顺利进入民主政治铺垫气氛,六四妥协的深意也在于此。当时北京的大街上人满为患,如果不是邓小平的智慧和爱民,换任何其他人坐镇,都很难以最小代价,驱散狂热民众,重新回归国家安定局面。
六四给人的感觉是恐怖, 6月20日的北京,戒严军人到处都是,天安门前禁止步行穿过,公共汽车上听不到言语,没有欢笑,上车就有座。根据社会调查分析判断,六四大致轮廓如下,部队刻意虚张声势,甚至动用坦克,营造恐怖氛围,只求驱散群众。六四只有小股部队在西长安街动武,向天开枪为主,枪声不断,但还是伤害了少许群众;东长安街的部队,高喊口号营造气势,缓慢向天安门推进;不知什么原因城南的部队被群众冲散,个别军人被愤怒的群众伤害;城北的部队被群众温和地阻止在马甸桥以北;二十七军负责清场天安门广场,并提前埋伏在人民大会堂,传言六四晚开枪打掉了广场灯光;广场的学生群众,在刘晓波等劝说下,主动撤离了广场。西长安街小股部队打过去后,群众又重新聚集,出现了烧军车现象,次日上午马甸桥也出现类似情况,一些部队在旁边对烧军车现象没有进行干预制止。
不少舆论批评邓小平垂帘听政,认为他跟毛泽东一样,是迷恋权利的恶魔,八九前后在中共高层可以呼风唤雨,是老年政治的根本。邓小平在六四后宣布退休时曾经说过,“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退下来,可是现在看来这个机会等不到了,所以这次无论如何要退休”,“现在看来顾问委员会积极作用不大,建议下届中央全会时取消”,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老年政治的强烈不满。先是倡导组建顾问委员会,八九又给中顾委拆台,可见邓小平在抵制中国老年政治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六四后邓小平为了保存党内民主改革派力量,维护改革开放的旗帜,积极抢占“第二代领导人”高地,而且忍辱负重,掩盖了六四期间的真相,默默承担了民族对他的误解,强烈显示出他希望中国稳定向民主社会过度的愿望。
六四以后,政府虽然打着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的旗帜,实际上政府基本被杨家将左右,甚至江泽民与杨尚昆一起看演出时,还要咨询他是否有必要站起来谢礼。国家一直笼罩在极左思潮之中,舆论媒体的重心放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经济政策左右摇摆。六四时,有股势力建议要开除赵紫阳党籍,遭到邓小平强烈反对,“1984年至198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赵紫阳的问题,应该交由后代去评价”。之前胡耀邦下台时,党内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势力,主张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同样遭受到邓小平的强烈反击。六四之后时间不久,邓小平曾经说过,“欢迎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祖国经济建设”,甚至包括六四期间逃离出去的民运人士,可见在邓小平的骨子里,从来没有把民运分子当成自己的敌人。
南巡讲话,是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强出头,与毛泽东文革时的强出头有着本质的区别,邓小平纯粹是为了路线之争,为了纠正党内极左思潮,在没有血腥的前提下,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从人民日报初期拒绝报道邓小平南巡,直至中共政治局常委迟缓的认可,可见邓小平在八九时期的官场失败。南巡精髓就是“三个有利于”,反对做事情姓资姓社的争论,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这些理论与他早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诸多努力,都是在为封建专制掘墓,由此折射出邓小平的真实内心世界,对民主现代文明无比向往,只是遗憾毕生实现不了这一理想。正反两方面的话都说过,这就需要民族冷静判断,哪个才是邓小平的本意。可是打掉杨家将后,党内民主改革派力量依旧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和毛派嫡系的束缚,所以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模糊政策,暂时只求把蛋糕做大,等待民族素质提高以推动民主进程。
中国历史与中共党史历来模糊,基本被政客根据需要肆意解读,民族是非评判标准的缺失,导致官员从不计较荣辱,今天的清廉难说是否会断送子孙的幸福,因此透明记载历史事件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邓小平三起三落,胸怀坦荡,在历代高官中可以说是前无古人。邓小平一生有过妥协,有过政治交换,但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争取民主改革派抢占重要领导岗位,确保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路线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六四的血腥需要民族全面反思,可不该因此否定邓小平为人,否定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恶性两极分化不是邓小平的本意,是模糊政策拖太久的缘故,是既得利益集团在毛泽东精心培植的体制下变本加厉的结果。错综复杂时局下是否高举邓小平旗帜,完全可以成为民族选择高官的硬性指标。
庄民
2010年5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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