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留成：我们欠了老百姓很多账

贾瑞青

卫留成：我们欠了老百姓很多账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卫留成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手下的干部们说：“大家心里要清楚，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在过去的那么多年，我们欠了老百姓很多账，现在不是说我们做得非常好了，而是我们在还账！我们欠老百姓的账还多着呢！”
海南在教育方面究竟有多少欠账？
2006年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受卫留成委托，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派出调研组赴海口、三亚、万宁等七市县，对76所中小学校和教师培训基地的义务教育实施情况进行调研。结果发现问题成堆：教师队伍各种结构不合理，难以全面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相当部分教师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难于适应发展中教育教学的要求；部分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使用不规范；全省多数市县教育负债沉重，已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一、班额过大问题
2001年至2006年，省级财政安排了3.17亿元分期分批用于全省学校危房改造。但由于历史欠帐太多，城乡教育发展仍极不均衡，学校总体办学条件还远不能满足新课改对教育教学的需求。校舍建设、危房改造仍任重道远。多数市县城区班额过大，平均班额在70至80人之间的学校十分普遍。儋州城区初中145个班，平均班额114人，很多班级一张课桌挤着四个中学生。
2008年12月18日，有网友在人民网海南视窗投诉，海口九中为多收取择校费，初一招了20个班，每班都将近75人，课堂纪律教师根本控制不住，想学习的学生都无法听课。
2009年教育统计结果，全省初中平均班额57.73人，大班和超大班占总班数的比例达53.30%;高中平均班额58.39人，大班和超大班占总班数的63.3%。这一现象严重违反教育教学规律，不仅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的实施，也对青少年身心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2010年12月12日，南国都市报报道，长期以来，家长们最反感的现象有三个：学校办学不规范、随意增减课程、老师有偿补课。关于办学不规范的问题，记者写到，近年来政府着手解决府城一带大班额问题，新建和扩建了一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该校班额过大现象已经有所缓解。但是，直到2010年，海口琼山三小一个班还是有70多人，全校有3000多人，每天下课后，楼梯口被挤得满满的，教学楼被大家的脚步声踩得轰轰地响，即使和同学面对面，也听不清楚他们说什么话。
二、教师缺额问题
2006年，儋州约缺2000名，乐东约缺700名，三亚、东方、临高等市县都缺教师。部分市县，城区学校，尤其是小学校教师超编严重，而农村学校则严重缺员。万宁市城区2006年超编近300人。有些市县以种种理由，从1998年后连续七八年不安排也不招聘新教师，造成教师队伍青黄不接。
三、教师水平问题
相当部分教师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难以适应发展中教育教学的要求。全省教师学历总体达标高，但第一学历达标少。据不完全统计，万宁、定安等市县，从全日制院校毕业任教的教师约占1/3，民师转正、以工代干、接班顶替、其他行业调入、“买”指标进入等的教师约占2/3。定安有300多名教师经过培训后，普通话水平测试仍不合格。部分校长的领导和管理能力令人堪忧。东方一所有千余学生的镇中心学校，学校藏书为零册。一些学校有几千名师生但没有厕所。2006年，人大调研组在临高一所有近千名学生的镇中心学校遇见了学生们下课后在校内围墙边解急的情况。
四、挪用经费问题
全省2004年城市教育费附加征收15673万元，支出13226万元；2005年征收16897万元，支出13215万元。部分市县未能及时拨付城市教育费附加，部分市县将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充抵生均公用经费或作他用。如乐东县2005年城市教育费附加征收95万元，拨付教育12万元；临高县2005年城市教育费附加征收177万元，拨付教育52万元，主要用于生均公用经费。调研还发现,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中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部分被挤占,除海口、三亚等几个市县外多数市县均将资金的全部或大部分用于发放教师工资。还有部分市县教育局领导根本不知道教育专项转移支付数额。部分地区农村学校办学经费（如杂费）在多级拨付中（从市县、到乡镇、到中心学校、再到小学）出现截留、挤占问题，影响着义务教育经费的直接到位。
教育经费不足，使得学校大规模开展有偿补课有了堂而皇之的借口。
教育欠债问题
截至2005年9月30日，全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欠债总额为5.3亿元，其中，初步确定“普九”欠债金额为2.1亿元。沉重的债务已影响了部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学生辍学问题
人大调研组了解到，全省义务教育阶段辍学主要在初中阶段，而初三辍学失学尤为突出。不少学校初三年级学生数逐年在递减，有部分学校初三年级学生不足入学时学生数的70 %。另外，相当部分农村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呈低龄化，据教育部门统计，2005年比2004年增加的八万多名学生中，不满六周岁的学生占三万左右。初中生辍学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是部分学校管理欠佳，师资质量不高，开设课程不全，学校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简陋，难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实施素质教育和兴趣教育，学生基础差，自感升学无望，以至厌学弃学。

总而言之，海南教育界存在许多问题，弊端重重，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海南教育界究竟出了哪些问题？
观察海南教育界，浮在面上的问题有：校长贪腐、学校乱收费、校园暴力、考试作弊、招录保送工作不透明暗箱操作、弄虚作假、高分低能、高考移民、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等。根子上的原因，则是民主管理不到位。
通过对这个地区教育现状的观察，或许能让我们明白海南乃至整个中国教育改革脱离中国体制改革的秘密，能让我们领会到，在可行的改革方案出台之前，要想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是多么艰难的事情。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想要变革的人们不在其位，无法提出可以施行的改革方案，做不出有影响力的举动；而身在其位的人们不思变革，却对政策的制订和某种局面的形成有着强力的影响。


附录：1949年前的中国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沿
文章提交者：texa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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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完全免费。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2、教育经费。《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业内人士可以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算今天的账，看看有没有差距。
3、教师薪水。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4、多样化的教育格局。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5、不惜代价办教育。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而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还是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也没有，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