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王”路易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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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崛起和持续强盛是近现代世界的一个大事件，它崛起的机理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罗马崩溃以后的欧洲政治生态像一盘散沙，基督教会成为凌驾欧洲的控制性力量。1303年是法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法王“美男子腓力”击败了教皇，并把其劫持到法王控制下的阿维尼翁，这宣告了世俗王权控制教权的开始。法王充分利用了它控制教会的这段时间，在欧洲占取了先机；与此同时，法王又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的财富，建立了常备军。这使得法王可以支持两项事业：对外，和英国展开“百年战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对内，统一法兰西地理范围内的封建诸侯，使法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路易十一是统一法国的第一人，人称
“国土聚合者”。他的事业为其后的法国国王所延续，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法国的王权空前扩张，“太阳王”的称号标志着路易十四的法国彻底成为了绝对主义国家。这个时期，法国的繁盛创造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法国引导了欧洲奢华的“巴洛克”风格的文化，法国焕发出空前的文化创造力，并使法语在16世纪后成为欧洲的国际语言；另一方面是法国经济壮大的同时，贫富分化在专制统治下空前剧烈，法国酝酿着极大的社会—政治危机，它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群体的崛起，为法国最终安然度过社会—政治危机创造了文化条件。正是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对科学精神的辛勤传播，以及对新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卓越思考，使法国在经历了1789年的大革命之后，能够最终建立一个相当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宪政国家。从19世纪到现在，法国的霸权已经衰落，但法国的强盛则一直持续，依靠的也正是这种软实力。

路易十四生活的时代大略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康熙时期。他年仅5岁（1643年）继任王位，在康熙承继大统的前一年（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和康熙一样，在其后漫长的执政生涯中，路易十四励精图治，终于将法国打造成为欧洲的新霸主，在文化和政治上取得了双重的霸权。

　　而当此之时，与法国隔海相望的英国仍处于内战和光荣革命之中，与之毗邻的德意志依然小国林立，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刚刚开始他的改革，日后的庞然大物美利坚合众国那时还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可以说，当时整个欧洲都笼罩在“太阳王”的光辉之中，时至今日，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仍在静静地诉说着昔日的光荣。

“朕即国家”

一般中国人知道路易十四，多是从“朕即国家”这句名言。事实上，路易十四并未说过这样的话。他是个聪明人，他最不愿意被人认为独断专行，他不会吹嘘自己像贵族们那样在自己的领地上称王称霸。在他的《回忆录》中，路易十四写道，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国家得益，个人增光”。在他看来，对王位的掌有、对宫廷的控制都必须有法度，按规矩而行，即便贵为国王，亦不可任性妄为。也正是在路易十四的手上，法国率先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制度。

　　但“朕即国家”这句由别人总结出来的名言不仅的确道出了当时的某种实情，也表达了时人的期望。一方面，自路易十三以来即已启动的绝对君主制的宏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君主成为国家的象征，这不仅是当时的客观形势所趋——路易十四的时代，正好处于欧洲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加强王权、建立民族国家潮流的顶点，而且这也是人心所向——
法国人民在经历了黎塞留的独裁、投石党人的叛乱和马扎然的搜刮之后，深深懂得集中的王权对于秩序与安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也是路易十四童年的经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所播下的隐秘愿望。

　　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国家的演变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通过绝对君主制的建立，进而导向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线索在法国表现得最为典型。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曾就此评论道：“法国绝对主义的形成史就是向着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痉挛性’渐进的历史……最终的结果是在路易十四时代确立了在西欧无与伦比的对王权的崇拜。”

　　在其父路易十三手上，被称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的首相黎塞留就明确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前者针对国内的王公贵族，后者针对欧洲邻邦。路易十四将这一使命推向了高潮。

　　1643年，路易十四嗣位，年仅5岁，由母后摄政。此时的法国尚未统一，“孤儿寡母”的情势使贵族们觉得有机可乘，巴黎最高法院也想和英国议会一样，与法国国王分享权力。几股势力的合流终于酿出了投石党之乱，以至于王后和首相带着年轻的王子们两度逃出法国。路易十四跟随母亲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王后不得不典当珠宝来购买衣物，晚上以稻草为枕。

　　两次暴乱和流亡生活给路易十四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阴影，促使他日后把掌握绝对权力视为政策的重心。因此，当1661年3月首相马扎然去世，在遗嘱中向年方23岁的路易十四传授黎塞留的教诲:“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
时,路易十四心领神会。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就向群臣宣布：“从今往后，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他说到做到，在他亲政的54年里，他真的从未任命过首相，所有朝中诸事，不分大小，概由他乾纲独断，并一再宣称，亲自理政乃是“国王的职业”。

　　路易十四对国王这一职业的确是尽职尽责，可谓君主勤政的典范。全法国的人都知道国王是如何勤奋地工作，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每周6天，从不懈怠，即使是卧病在床亦是如此。1686年，他在做完一次肛瘘切除手术的当晚就主持参政院会议，其间汗流如柱。第二天他仍坚持会见外国使节，病痛使他的脸都扭曲了，但他一直坚持到仪式结束。而且，他参加会议绝非摆设，每次都会认真准备，不经过与大臣的认真商讨绝不因一时冲动做决定。荷兰大使曾写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年轻的君王以何等的迅速、清楚、决断与智慧来办理公事，他以极愉快的态度对待人，以极大的耐心听取别人的进言，仅此一点就赢得人们的好感。”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后35年里，他的宫廷变成了一个非常严谨的地方，弥漫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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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的成本

　　路易十四似乎认真地相信他是上帝指定来统治法国的，并拥有绝对的权力。在他为儿子做指南而写的《回忆录》中，他说：“上帝任命国王为大众福利的唯一守护者”，因而他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为有效地实现这一功能，国王需要无限的权威。而这种无限权威的确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对内，路易十四要以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来慑服大小贵族;对外，他要用战争来展示法兰西的强大。

　　可以说，凡尔赛宫的存在与运转是王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说实话，外表上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在舒适程度上是很不尽人意的。无论是大臣们还是仆人们都拥挤在杂乱、狭小、阴暗，而且不通风的房间里，就连路易十四自己的寝宫也是“极其差劲的”。圣西门公爵，一位不满的贵族，曾这样描写国王的寝宫：“厕所装有后窗，很多办公室都是阴暗的，而且带有臭味。”生活设施是如此不便，以至于国王的食物被端上餐桌时常常是冷的；水管设施严重不足，就算是最讲究的贵族也不得不选择在楼梯上小便，洗澡在这里几乎闻所未闻。

　　但是，圣西门公爵可能忘了，凡尔赛宫的建设本来就不是为了人的舒适，而是为了展示，而这种展示正是王权权威的内在需求。路易十四的宠臣柯尔伯对此显然更有体会：“陛下知道，在没有显赫的战争行动时，没有什么比建筑更能体现国王的伟大了。”因此，自1668
年到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为止，凡尔赛宫的建设始终不曾真正停止过。

　　凡尔赛宫，作为古典主义艺术最宏伟的作品，从规模到设计处处体现着王权的至尊，许多设计其实是在用视觉的形式为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进行诠释。凡尔赛的宫殿轴线，前面通过三条分岔的干道，放射伸向远方，象征着“太阳王”的光芒辐射四方。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大量运用太阳神阿波罗的图像，凡尔赛宫的主政大厅也被命名为“阿波罗厅”，这些其实都是在默默地诉说着王权的合法性，以之来提升国王的地位，将其神格化。可以说，辉煌壮丽的凡尔赛宫既是其主人的象征、其人格的延伸，也是其自我表演的工具。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应召而来，用以建立新的政治认同——法国是欧洲政治的新领袖。

　　在凡尔赛宫，每天川流不息的是各式各样的晚会：话剧、歌剧和化装舞会等等，但是，所有的活动都被赋予一种仪式意义，甚至连国王早上起床和晚上就寝也都成为一种公共事务，那些大贵族们争先恐后地为路易十四穿衣、脱衣，那些祖上曾辅佐过先皇的人现在则颤抖着为国王提着睡衣的袖子，并以此为莫大的荣耀。现在朝臣已经不需要捍卫君王，他们以新的方式与政权结合，通过参加宫廷仪式化的生活来表达对国王的忠诚。借由这些仪式化活动，路易十四控制了贵族。

　　在路易十四安排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政治演出中，贵族终于变成了穿着戏服表演的驯服演员。他们沉迷于盛大的舞会，用心于向国王争宠。渐渐地，贵族们脸上曾经有过的违逆和反抗的表情不见了，他们在国王的视线里勾心斗角，在强大的王权面前偃旗息鼓。

　　凡尔赛宫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承载着路易十四时代的双重辉煌：一方面，它是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象征；另一方面，它也是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