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压力之下“越胀越控、越控越胀”

杨帆师爷

　　种种迹象表明，通胀仍将成为我国未来数年经济的主旋律，而控制通胀亦是如影随形、相伴左右。在两者交叉相搏之际，“越胀越控、越控越胀”亦将成为我国经济未来数年的一道“风景”。

　　这道风景显然不为民众所喜，亦有违调控之初衷，但却可能是我们不能不承受之结果——当下有重蹈地产调控之覆辙的物价调控，在经济赖以增长的“投资（专指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面前，不得不在权衡之下被“取其轻”，而调控之剑亦将再次化之于无形。

　　数量型工具仍是当下货币政策的主导，即是此种令人吊诡景象可能产生之明证。在通胀日趋严重的当下，迄今为止，除去10月20日上调存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之外，货币政策的调整仍仅仅局限于央票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但如此调控之于通胀，显然是扬汤止沸、无济于事——就是在本年度连续6次的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声中，我们相继迎来了10月、11月CPI连创25个月和28个月的新高（10月份CPI同比上涨4.4% ，11月CPI同比上涨5.1%）。

　　但在CPI连创新高、数量型工具的货币政策明显失效之际，对控制通胀更为有效的价格型工具的货币政策，为何仍然悬而不决、引而不发。当然，在我国金融体制尚未健全之时，汇率工具的慎重可以理解，但对利率调整（加息）的迟疑彷徨，则格外令人纳闷——以当下货币政策之惯性能够解通胀之忧吗？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比控制通胀更重要吗？——加息有那么可怕吗？

　　很显然，当下数量型工具为导向的货币政策不可能解决通胀之忧，而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本身就不健康且难以持续。

　　就“投资”而言，虽然因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而出台大规模政府投资的刺激计划，在经济复苏的过渡阶段有其合理性，我们也不宜先验地认定政府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最终效应为负，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言，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是难以持续的，且往往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很低，很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必然加大央行的发币冲动，给通胀带来压力。

　　就“出口”而论，其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解决就业的同时，亦因我国出口产业的低附加值、高能耗特征，为我国经济持续带来资源、环境压力。在改革开放的32年里，我国出口增长平均是GDP 增长的1.5倍左右，出口/GDP比居世界前列。出口/GDP的持续高占比，对我国经济不仅意味着不安全，且极不经济。而在出口挣得大笔外汇的同时，亦加大了因外汇占款所造成的货币投放（当外汇以购买他国债券、进口、外资撤回等形式流出时，就必然产生本币的流动性过剩，造成通胀压力）。

　　事实上，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改变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早于“十一五规划”就已取得共识，亦是刚刚结束的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但问题是，决心虽大、落实乏力，在通胀持续高企的2010年，“投资”和“出口”并未收缩，反呈增长态势——2010年前三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 192228亿元，同比增长24%，占同期GDP（268660亿元）的70%以上；出口总额11347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占同期GDP的28%左右。

　　在“投资”、“出口”与GDP高占比的持续状态之下，要想有效牵住通胀的牛鼻子，无异于痴人说梦。而直至目前，更为有效的价格型工具主导的货币政策尚未有效推出，显然是政策当局怕医好了“通胀”的病，却闪了“投资”和“出口”的腰——这从我国通胀压力持续加大，而2010年迄今加息仅0.25个百分点即可看出。而同为通胀所困的“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印度于本年度已连续6次加息，回购利率达到6.25%；巴西更于今年累计加息 200个基点，目前利率水平高达10.75%；俄罗斯虽然在本年度尚未加息，但其一年期存款利率仍维持在7.2%以上。当然，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目前一年期存款2.50%的利率，仍远远高于美元的1.23%、欧元1.14%、英镑0.98%、日元 0.0095%（以上取商业银行平均值），但如果我们以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水平）进行核算，则人民币实际利率仍为最低，更存在加息需求。

　　在经济结构调整、通胀急需控制的共识面前，加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表明，“保增长”可能是“保少数群体利益”的题外之义——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大受益方为地方政府和央企，他们可以用相对低廉的资金成本，获得相对“利益”的最大化；而出口贸易除了部分民企外，最大的收益方为外企，迄今为止，外企占我国出口的50%以上，占我国高科技出口的90%左右。而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在获得低报酬的就业同时（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已连续下降23年），却不得不忍受持续的高通胀。

　　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加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调控在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政治压力之下，置广大民众的利益于不顾，以“越胀越控、越控越胀”的负循环形态运行。


(杨国英)

胡惟

政策当局怕医好了“通胀”的病，却闪了“投资”和“出口”的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