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交锋法拉奇——我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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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燕华口述／1965年，我到外交部参加工作。当时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49个，毛主席曾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话的寓意是：国际上的任何规定都对我们没有约束力。当时中国正处于封闭状态，美国对中国封锁禁运，中苏关系又已恶化，我国处于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状态。后来我们到联合国之后很多活动都不参加，处于一种非常超脱的地位。

我经历了四代领导人的不同时期和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经常接触世界顶级人士，印象比较深的有：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中美建交、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

给周总理当翻译

有一个星期六，周总理要会见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的夫人。领导让我去，这是我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当时我听很多人说周总理对翻译要求很严格，如果他认为翻得不好，就会说：“你不行，换一个翻译。”所以我心里一直打鼓：“怎么办？”当时大家都鼓励我说：“你别怕，总理对男的比较严厉，对小姑娘是很宽容的。”听到大家这么说，我心里稍微轻松了一点。

这不是一次政治会谈，分量相对轻点。因为事先准备比较充分，加上题目也不是太敏感、太难，所以我在翻译过程中，比较放松。外宾走了之后，总理就把我留了下来。他问：“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总理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说：“我祖籍浙江。”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好好努力改进。”这次总理给了我很大鼓励。

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外长经常出席亚非拉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有一次，陈毅外长致辞，英文翻译稿让我念。我念完后，总理就对翻译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淡了一点。你们好好辅导她。”其实我给周总理做翻译没有几次，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老翻译后面听，但是他对人的记忆力特别好。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11月9日出发前，周总理曾两次会见代表团，而且都是在深夜他处理完各种事务之后。第一次是见全体代表团成员，包括厨师、司机、招待员。当时周总理很高兴，会见结束后，他拿着代表团名单，从乔冠华开始念每个人的名字。最后一名外交官是我，当时是随员。总理念到我时，我站起来了。总理说：“哦，是你。”看见上面写的是团员，他说：“噢，还没入党。没关系，你到了纽约好好争取入党。”后来我挺努力的，到了纽约后真入了党，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

1975年7月1日，我最后一次见到总理。这一年中泰建交，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华，周总理在305医院会见他。总理非常注意接见外宾时的穿着。尽管他只有两套中山装，但总是很整齐、熨得很平，脚上总是穿皮鞋。但当时，总理因病脚肿得很厉害，只能穿布鞋。在建交公报上签字时，我看出总理的手在发抖，面容憔悴。我们都不忍心打扰他，签完字我就跟着外宾往外走。但周总理突然叫住我，他对我说：“哎，你过来，你回来了？”我觉得很惊奇，总理还记得我去联合国工作了(我是1975年回来的)。接着他又对我说：“别走，别走，握握手。”我说不出话来，只对他说：“总理，您保重。”没想到这次握手竟成了永别。

我认为有两种领导，一种靠魅力，一种靠权力。有的领导地位高、有权力，他说的话别人必须听；还有一些领导有人格魅力，他说的话别人爱听而且能够接受。我旁听周总理与一些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谈话，发现他不是一味照会谈口径讲话，而是讲真心话，娓娓道来。尼克松访华时曾到长城参观游览。当时安排了很多穿得很漂亮的小孩、大人在长城上玩。从长城走下来时，总理对尼克松说：“你别信他们，这些人都是安排的。这样做是不对的。”后来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里讲了这件事。他说：“一个领导人，能够这么跟我说话，说明他是很有信心的。”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

1971年，我们赴联合国代表团于11月9日从北京出发经法国到美国。

我们住在罗斯福旅馆，旅馆为中国代表团专门辟了一个饭厅。只要饭厅的门一开，就能看到很多镜头对着门内，门外“蹲守”着很多记者。他们什么问题都问：中国人吃什么，爱吃什么，生活习惯怎样，等等。

有一次我上街，被一个老太太拦住了。她说：“Hey！Are you from Red
China？(你来自‘红色中国’吗？)”她说我都成电视明星了，每天都能看到我，因为我总在后面做翻译。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头，他说：“你们从Red
China来，你们早该来了。”这说明美国老百姓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而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不公正的。在招待会上，有些人看到我们激动得流了泪。还有美国人说：“我们离你们很近。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在地上打个洞，下去就是中国。”

11月15日，我们第一次出席联大。按照规定，由每个地区组派一个代表致欢迎辞，而且时间有限制。结果在这次大会上，各地区代表致辞后，其他国家代表也都要求发言。结果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6点半，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乔冠华发言后，一些支持我国的代表到我们代表团的座位前排起长队，向他表示祝贺。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作为中国人真光荣。

中美建交

关于中美建交，尼克松很有战略眼光。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非常对立，他需要拉中国对付苏联，这一战略是很正确的。但是1974年发生了“水门事件”，尼克松下台，福特接任总统，中美建交问题就被一直拖着。卡特继任总统后，在1977年5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要努力朝改善中美关系的方向前进。”作为回应，中方提出了中美建交三原则。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我做翻译。邓小平见他就说：“我们中国人讲痛快，就看美国下不下得了这个决心。”这“痛快”两个字很难翻，我翻译得也不是很好。我说：“We
Chinese prefer
aclear-cutsolution(“干脆利落”的意思)。”其实，这还不是很接近他说的“痛快”，因为“痛快”还有马上行动起来的意思。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了。

10月，美国拿出了建交公报草案，对中方的建交三原则做了回应，但还不是直截了当。美国没有直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是承认中国的立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其国内亲台势力的做法。美国拿出草案后，要求与中方在当年12月15日前达成协议。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

中美建交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很大，到1979年底，有119个国家和我国建交，这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转折。

邓小平交锋法拉奇

1980年8月21日~23日，小平同志两次接受法拉奇采访，我担任翻译。法拉奇是意大利著名女记者，以采访领袖人物见长，采访过基辛格、霍梅尼等。但她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如果她对谁印象不好，就把谁写得很坏。基辛格碰到邓小平的时候就说：“法拉奇这人把我写得很不好。”她提问不顾情面、很尖刻，所以我们连续几次拒绝了她的采访要求。

后来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走“后门”。法拉奇的父亲是当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的朋友，佩尔蒂尼刚好要访华，她就以此为理由说：“我帮你去造舆论。”佩尔蒂尼同意了，就几次找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说这件事。使馆报回这一情况，小平同志就同意了接受采访。

一听说邓小平同意见她，法拉奇8月18日一拿到签证马上就来到北京。当时北京没几家饭店，法拉奇就在民族饭店租了一个没有空调的房间，而那时的天气非常热。法拉奇给世界上十家著名报纸提供采访邓小平的英文文章，所以要求用英文翻译。她很仔细，要求也很高，采访前要求见翻译。20日下午，我到民族饭店跟她谈。她问我干过什么，我说我给邓小平做过翻译等。讲完之后，她拍拍我的肩膀说：“I
trust you！”

她的问题实际上就一个——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国际上当时有两种议论，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与赫鲁晓夫当年否定斯大林一样，要全面否定毛泽东，今后肯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议论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认为中国要放弃毛泽东理论，今后就不再管第三世界国家了。这些议论反映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对毛泽东的评价和对中国前途的忧虑。当时国内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在这种情形下，邓小平想把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定下来，以稳定国内的思想，一心一意搞建设。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邓小平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是有功劳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应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毛泽东后期的思想里滋生了不健康的东西，表现出了家长作风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在晚期犯了错误。采访过程中，法拉奇非常尖锐并不停地追问，因而气氛有时会很紧张。到了中午时分，邓小平说：“行了，看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分歧、还有话说，以后再谈吧。肚子要‘闹革命’了，我们先去吃饭。”邓小平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12点准时吃午饭。第一次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8月23日，邓小平再次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她直截了当地问：“你三上三下都是毛泽东把你打下来的，你怎么还对他那么好，很少有人像你，几次被打下去，又几次复生，有什么秘密。”邓小平回答说：“没有秘密，只是人家觉得我还有用，我又比较乐观，再就是我对毛主席还寄予希望，他了解我。”我当时很感动，小平同志完全没有从个人的恩怨考虑问题，彻底显示出一位伟人的气魄，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尽管他的个子很矮，但是一旦他进入会见大厅，气氛就会立即变得肃穆起来，中外人士都会对他肃然起敬。

采访后，我同法拉奇整理记录。她显得很兴奋，称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她还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邓被打倒了三次还能再起来，因为他是个坚强的人，坚定地按自己的信念去做，所以才能有今天。”

采访文章发表时，法拉奇写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如此坦率、深入地谈历史问题。”事后，法拉奇给邓小平写信致谢：“采访您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我为此感到欣慰，因为通过我的翻译，重要的信息得以在世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