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歌可泣的广州三·二九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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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　　胡绳武

　　同盟会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黄花岗起义”。孙中山说过∶“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义举已震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这次起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九一○年广州新军起义的继续。

　　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的一年里，客观政治局势发展得很快。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但当时许多革命者对这一点的认识却十分不足。他们由于多次起义的失败，特别是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沉浸在一片悲观失望之中。谭人凤说∶“时在东同志既灰心，党事已无人过问。宋钝初亦拟避人避世，遁迹烟尘。”可是，孙中山并不灰心。他在一九一○年十月十六日的信中，敏锐地指出了客观形势中有利因素的增长，提出再接再励、重新组织起义的任务。他说∶“乃者时机日逼，外而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内而有钉门牌、收粮税，民心大变，时有反抗。吾等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时机已算成熟。”应该说，孙中山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是难能可贵的。

　　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到了槟榔屿，约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当时不少人因新败之余，心情沮丧。加上新军亡命南来的很多，招待安插已弄得焦头烂额，进一步行动的费用又难以为继。这些严重的困扰更使他们陷于灰心丧气之中。孙中山先生却仍然从容镇定，满怀信心。他热情地鼓励大家∶“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并且指出∶“国内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吾辈有计划、有勇气，则事无不成。”孙中山的信念强烈地感染和鼓舞了大家。黄兴、赵声等都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主张。

　　再度发难的地点选择在哪里？这次会议前曾经过反覆的斟酌。最后确定在广州，主要的着眼点仍是认为革命党人在广州新军中有着较好的基础。在他们看来，在广州发难所能依靠的力量要比其地区更为雄厚。会上还决定∶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干，另革命党人五百名作为选锋。计划在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以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以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乘此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八日，黄兴抵达香港，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主持这次起义的筹备工作。月底，成立了作为起义领导机构的统筹部，以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下分八课，各负其责。

　　于是，广州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犹如紧锣密鼓般地着着进行∶

　　　　一、筹款

　　准备这一次大起义，需用的经费是不少的。其中主要的几笔是∶购买并运用枪械和子弹的费用，集中“选锋”所需的旅费和生活费，运动调度费等。

　　槟榔屿会议前夕，孙中山就从槟榔屿分别致函布思、咸马里，委托他们在美国募款。会议结束后，黄兴更亲自奔走新加坡、暹罗、芙蓉、吉隆坡、怡保、霹雳、金宝等地，到处演说，进行筹款活动。胡汉民、邓泽如、姚雨平、谢良牧等也都分头从事筹款。美洲方面，则由陈耀垣、冯自由、黄芸苏等负责。

　　当时，筹款的工作相当艰难。邓泽如到马六甲向巨商谭佑初运动，“语革命事，极赞成。语筹饷，则以近状窘，不肯应。其他巨商多同。”在马六甲这样一个大埠只募得三百三十三元。黄兴因筹款所得与槟榔屿会议的要求相距太大，十分焦急。说∶“现在事势已迫。如英属不能筹足预定之额，则全局瓦解。”“言毕泪下。”之所以如此，亦因以前失败次数太多，华侨自不免失望，又因反对派的挑拨，甚至有怀疑款项用途的心理。为了消除此项误解，克强先生除于劝说和鼓励之外，常想一死以明心迹，让后死的革命党人容易筹款。

　　后经多方奔走，才募得十五万七千二百十三元，其中美洲七万七千元，英属南洋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荷属南洋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革命党人一无所有，单凭口舌向各方面动以大义，募集如此巨款，其艰难可想而知。

　　　　二、起义力量的准备

　　对这个问题，黄兴在起义失败后所写的报告中有一段很扼要的叙述∶“发动计策，原以军界为主要。从前运动在新军，此次调度处之设，则兼及巡防营、警察。但警察无战斗力，巡防营自正月举办清乡、驻省不常，故仍倚新军为主。新军有枪无弹，所有仅备操时数响之用。则必先有死士数百发难于城内，破坏满清在省之重要行政机关，占领其军械，开城门以延新军入，然后可为完全占领省会之计。”

　　新军自一九一○年春节起义失败后，散伤很多。但第二标因事先枪机全部被卸，没有参加这次起义，力量仍能保存下来。这次计划既以新军为骨干，联络工作就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检核旧有同盟会员和各人情况，分别授以任务；第二期，调查官场中确有新思想和性质良好的，吸收他们加入同盟会；第三期，对目兵中性质较好的，也吸收他们加入同盟会，并且选出其中热心勇敢的为主动员，每队至少二十人。这项工作由统筹部调度课长姚雨平负责。“时军纪甚严，官长兵士非例假及差遣不能外出。故联络接洽以星期日为最多。往往一日中一机关接洽者多至百数十人，势不能全引至机关，故大队接洽之唯一地点为各茶楼与城隍庙。其有较重要之人须引入机关者，亦必先易外衣，以避耳目。入党手续，原只签盟单。此次联络军队，另每人给一元，令其影相存部，以坚其心。并云统将盟单相片寄存港中总部，实则恐防泄漏，随收随焚。”

　　作为配合力量的，有巡防营、警察、民军等。巡防营的发动，也由姚雨平负责。“其运动方法∶（一）选干练人员运动其毕业于讲武堂者；（二）运动其乡里族戚，促其倾心；（三）运动其失意将弁，动以利害。”其中尤以吴宗禹所统三营为重点。姚雨平曾亲自同该部哨官温带雄、陈辅臣、范秀山、范锦、哨长罗灿等商议举义。警察方面发动的重点是巡警教练所，因为该所有学生二百多人，集中一处，枪枝也较多，可在发难时作为策应。民军方面，则由朱执信、胡毅生负责。联络对象有番禺的李福林等、南海的陆领等、三水的陆兰清等、顺德的谭义等。准备和省城同时发难，从四郊攻广州，作为响应。

　　和以前几次不同的地方是∶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联络的军队、会党等常常不能听从指挥，所以这次又精选了一批能由起义领导机关直接掌握的骨干队伍，作为发难的先锋，称为“选锋”。人数最初定为五百人，后来又增加到八百人。其中包括∶黄兴所部闽籍、川籍留学生，如林文（时爽）、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云纪）、熊克武等；赵声所部皖籍党人，如宋玉琳等。起义前夕，这些选锋绝大多数已到香港、广州。他们的任务是要首先发难，打乱清朝在广州的指挥机构，夺取军械库，打开城门，引入驻在城外的新军，一举占领广州。这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份，并不是想单靠这支人数不多的小队伍的突然袭击来取得成功。

　　　　三、购买并运送枪械

　　他们事先估计“以有八百人之选锋，则最少要有枪械六百”，所以，在日本购买枪械六百二十八枝，在越南西贡和香港也购买了一些。为了购买和运送枪械子弹，共用去六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元。

　　这些枪械子弹先从各地运至香港。然后，分别藏在头发包、米包、外国颜料罐头、嫁娶礼物等中，大量地秘密运入广州。在广州城内设立的作储存枪械子弹等用的秘密机关，据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一书的不完全记载，不下三十八处（临时寄居借用处还不在内）。

　　　　四、广州以外地区的联络

　　对其它地区，他们也很注意联络。黄兴在一九一零年五月十三日覆孙中山信中说∶“联络他省之军队及会党，此最宜注意者。”并且还提到了东北、浙江、湖北、湖南、云南等地。

　　对湖北的新军，他更给予很大的重视。这以前，谭人凤、赵声、林文、宋教仁、邹永成、刘承烈等蕴酿过成立中部同盟会的问题，后来因为“苦无款进行”而告停顿。一九一一年一月间，黄兴、赵声从香港函招谭人凤和林文去港。谭人凤“以两湖当冲要，非先示机宜不可，黄、赵韪之，乃于次日带二千金还。”黄兴还嘱以“湖北方面，居正可负责任。”并托他和刘承烈带信给居正说∶“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

　　此外，他们还派了郑赞臣在上海设立办事机关，与江苏、浙江、安徽的革命党人联击；派方君瑛等前往桂林，与广西新军军官中的革命党人方声涛、耿毅、何遂、赵正平、刘建藩等商议响应，以便联成一气。

　　可见，黄兴等在这次起义前对各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是考虑得比较周到，做得比较认真的，比以往历次起义有了很大的进步。

　　四月八日（农历三月初十），各项准备接近就绪。在黄兴主持下，召开了统筹部的发难会议，决定十路进攻计划。确定由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这是因为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着更丰富的军事学识和指挥经验。

　　同盟会吸取了上一年广州新军起义时临事无人在现场指挥的教训，而赵声在广州认识的人又很多，不便过早露面，于是决定由黄兴在二十三日先进入广州。是日，黄兴致书梅培臣等∶“事冗，无暇通候，罪过罪过！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当晚，黄兴到达广州，在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黄兴到达广州后，将起义时间改定为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确定这个日期的原因是∶“预计日本、安南之械此日方能运到分配，不能不展缓一日。其次则各路选锋齐集广州，若过迟延，非特四月初有新军二标退伍之讯，即机关秘密亦恐难保；经费支持，亦恐不继。此间既不能速、又不能迟之间，消息至微，所以决定三月二十九日也。”

　　黄兴一到，广州起义机关中的空气顿时更加紧张起来。大家都明白，起义即将在这几天之内了。这时，党人对起义的胜利还抱着热切的期望，心情十分兴奋，行动也更加缜密。但就在这时，整个环境却突然出人意外地恶化了。

　　二十四、二十五日，像晴天霹雷一样，从新军驻地突然传来消息∶清方下令将新军的枪机全部缴去。军中本来就有枪少弹，现在连枪机也没有了，枪枝就成了废铁。同时，天字码头等处连续驶来的长头蓝布篷船中，都载着陆续调来省城的陆路提督秦炳直所部清兵。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很明显，起义的打算已被泄露，敌人已经作了严密的戒备。

　　这时，起义领导机关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起义的一切准备本已如箭在弦上，难以住手。现在，敌人显然有备，已经张开罗网，等候革命党人投入。原定的计划一下子全被打乱了。不少人认为∶如果冒昧发动，无异自投罗网，已难取得预期的胜利。而这一切，又都来得那样突然。

　　当时坐镇城中、肩负指挥重任的黄兴已十分彷徨，而局势却还在继续恶化。“其后，城中站岗警察亦俱佩戴武装而大索城内住户。党人已遍布城中，等等流言，几于尽人皆知。一两日来之风云，转瞬剧变。凄惨气象，已垂罩四城。到此确认吾党中必有侦探，已将事情告清吏矣。改期之说，已在一般同志考虑中。”接着，始平书院、三眼井等储存手枪、炸药等的重要据点相继遭到清方军警的袭击和破坏。“有一次老喻（培伦）搬炸药入屋，李应生之弟闻警察自相语云∶此物想又是那东西。”陈炯明、胡毅生、朱执信以及赵声的代表宋玉琳等也都主张缓期再举。

　　正是在这种极端危急的情况下，黄兴被迫在四月二十六日晨决定改期再举，“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祸。”随即致电香港总部∶“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速即停止将在香港集合待命的大批党人继续派来广州。当天，城中数十秘密机关陆续收束，已经到达广州的选锋也开始分批撤回香港。

　　但是，黄兴的内心是异常矛盾、异常痛苦的。为了准备这次起义，动员人这样多，牵涉面这样广，大量军械弹药都运入城内。所谓改期，其实何异取消？原先一切努力，至此全部付诸东流。特别是，在黄兴看来，以往起义的多次失败已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这次起义前后用款达十数万元。如果一无成效就自行解散，以后还有何面目去对这些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人将疑其诳骗，是绝后来筹款之路也。”

　　因此，他决心拚个人的一死，来酬答一切。当改期的决定一作，他就对人说∶“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馀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其时，抱有这种思想的不是黄兴一人。如林文（时爽）虽明知事机败露，难望有成，但看到黄兴的决心后，也表示∶“大举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拚命耳。”喻培伦（云纪）也表示∶“非干不可，彼一人亦干。”参加选锋的人中，不少人远历重洋，潜反内地，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这时也极力赞成。加上又传来消息∶清方调来广州的巡防营中，也潜有党人，准备响应。于是，当天晚间，黄兴决心率领留剩在广州的一部份选锋孤注一掷，仍按原计划进攻两广总督衙门，并分兵一部份准备攻占大北门，接应驻扎在城外的新军入城。这时，“诸同志热度沸，认定此处为大暗杀，非复为军事布置，人数多寡不必计算，临时能拾回多少便算一回事耳。”

　　这便是最后又决定仍然起义的实际情况。

　　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举义的日期一定，黄兴一面电港促党人进省，一面因留在广州的人数已大减，只得将原定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攻两广总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入城；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但香港总部得电，已来不及在举义前率众赶到；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三路又都没有动。结果，只剩下了黄兴一路孤军奋战。

　　黄兴担任进攻督署，所部主要是四川、福建、广东花县和华侨党人。是日发难时队员以白布缠臂为标志，足黑面橡胶鞋，以吹螺角为号。下午四时多，黄兴集众动员，随即发给每人大饼一个、毛巾一条和枪械炸弹，装束起来。朱执信本来有其它任务，正好来到，就剪去长衫下半截参加。谭人凤从香港到广州，见到黄兴装束已定，正在分发子弹。他立刻告诉黄兴∶香港党人来不及赶到，要求他缓期发动。黄兴顿足说∶“老先生毋乱军心。我不击人，人将击我矣！”谭人凤记述当时情形说∶“余乃整装向克强索枪。克强忽平心静气曰∶先生年老，后事尚须人办。此是决死队，愿毋往。余曰∶君等敢死，余独怕死耶？克强知余志不易夺，乃以两枪与之。误触机子，发一响。克强将枪夺去，连声曰∶先生不行，先生不行！即派人送余返竟存（陈炯明）家。余时惭愧已极，盖恐事由我败也。”

　　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率队从小东门指挥部出发，直攻两广总督衙门。林文等手执螺角司号，“一时鸣鸣声动，风起云涌，直扑而前。”

　　这几乎是一场处于绝望下的战斗。而遭遇的却比想像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当黄兴亲率选锋一百多人扑入两广总督衙门时，等待着他们的只是一座早经有备、撤退一空的房屋。“死多人以攻入督署，空洞无一人。观其情形，有如二、三日前去者。报纸所云藩司、学司适在开审查会者，皆是捏词。如两司在，必有轿及仪仗各物。今一切皆无，此中非又有一最密切之侦探报告，不能有如是之灵活。”撤出衙署时，林文看见开来的巡防营，以为是预先约定前来响应的，上去招呼，反被击毙。以后又开来一支巡防营，“见其并无相应之号，且举枪相向”，方声洞急发手枪，打死的却是据说事前有联系的军官温带雄，而负责联系巡防营的姚雨平等这时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黄兴原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城外的新军身上。在冲出两广督署后，他从人数那麽少的队伍中还抽出徐维扬率领花县党人四十人去进攻小北门，想接引城外的新军入城。万万没有想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根本就没有接到何时起义的通知，根本没有作响应起义的行动准备。据新军中的党人回忆∶“至发难围攻督署时，吾等军中同志犹未知之。及知之，而北门城墙上八旗兵已满布枪炮口，且瞄准向吾军营房矣。吾军中平时不发弹药，此时望穿秋水，又不见接济到来，以是各同志只得袖手旁观，相对疾首而已。”不少人听到起义已发动的消息时，只能“相率登高探望火势，略大为之色喜，略减为之不悦∶如此数次，火竟低灭，各皆丧气，而回至平地。”“双方失了联络∶选锋同志在城内望燕塘，新军同志在燕塘望城内！”这是何等可悲的状况！其它原先联络的民军等也因宣布改期后已经遣散，没有来得及再集合起来。

　　结果，就成了一百多个选锋在城里左冲右突，孤军奋战。许多人临事表现得十分勇敢。“朱执信兄攻督署时，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在二门，为后列误伤肩际，仍偕克强（黄兴）攻出大南门，遇敌相失，幸遇其门生家入，易服走出。”黄兴冲出督署时，右手两个手指头被敌人击断，仍领着队伍奋勇杀敌，且战且走，后在激战中同大队相失，回顾已不见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换了衣服，避至广州河南女同志徐宗汉所在的秘密机关。“其他队尚有五、六十人成一队，熊克武、但懋辛、喻培伦、林尹民、林觉民等均在焉。比拟攻督练公所，未觅得其处，转攻观音山，三次扑上，终以人数太少而退。由是三五分离，澈夜巷战，或饮弹，或被擒，存者遂寥寥无几。”

　　香港总部接到黄兴仍决定发动的来电后，立刻由赵声、胡汉民率领在港党人二百余人乘夜轮赶去。二十八晨到达广州，分头上岸，才知道起义已在上一夜失败，广州的城门也已紧闭，无法再入城内，只得分别折回。赵声迷路，摸到河南的秘密机关，同黄兴相见。

　　这次起义失败时被捕的党人，已知的有三十一人。其中有林觉民、喻培伦、宋玉琳、陈可钧、李文甫等。他们在敌人审讯时，都表现得十分英勇，不屈就义。现在单以林觉民烈士为例∶林觉民，字意洞，福建闽县人。一九零零年入高等学堂，后曾在家乡与人开设小学和阅报所。一九零六年自费留学。第二年，入庆应大学，专攻文科，并熟练地掌握英、德两国语言。一九一一年接到黄兴、赵声等准备在广州发难的信后，离日赴港。四月二十三日晚，与林文、陈可钧等入广州。二十五日，他对同行的同志推心置腹地说∶

　　“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缓，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爱情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愿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堕泪，况人耶？推之诸君，家族情况莫不类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冻馁者亦有之。故谓吾辈死而同胞尚不醒者，吾决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

　　赴义前，他又给妻子陈意映写了一封足垂千古的绝笔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锺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

　　林觉民在他用血和泪写成的“绝笔”中所表达的爱国的热忱、高尚的情操、革命的决心，直到今天，依然能那样强烈地扣动着每个读者的心弦，给后人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

　　被捕后，林觉民的表现也异常英勇坚定。张鸣歧、李准等审讯他时，他侃侃而谈，“在堂上演说，至时局悲观处捶胸顿足，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将来国家安强，汉族巩结，则吾死瞑目矣。”最后，从容就义，年才二十五岁。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而当时像这样的又何止林觉民一人。像林文、方声洞、喻培伦、陈可钧等殉难的情节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的崇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是相同的。在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八十多人。其中七十二人被收葬于广州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的。他们所表现的崇高思想和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他们中不少人是留日学生，为了拯救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从容赴难，更对人们起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清朝这个反动政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越来越成为憎恨的对象，已经是非推倒不可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这就大大推进了本已日趋成熟的全国性的革命危机。

　　在这以后，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并且激起了一系列强烈的连锁反应。“一时风声所播，全国震动。虽夙不赞成革命者，得知林时爽、方声洞、喻培伦等七十二人死义之勇，与海防诸同志据米店为守，以数人抗巡防营千余人，相持至二日夜之久，卒能脱险而出之事，无不奔走相告，眉飞色舞。”一个武昌起义的参加者回忆说∶“三月二十九日，广东之败耗达来武汉，同志等更愤求速进。”就在这次起义的下一个月，武汉的两个重要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就着手实行联合，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同月，四川保路运动开始。不到半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这自然是整个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也是革命党人全部工作的结果，但广州“三·二九”起义确实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它有如一声春雷，震苏了大地。预告着∶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全国大起义的风暴很快就要降临了！



附：林觉民烈士遗像



　　林觉民烈士给妻子遗书（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