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左翼的政治宣言：新年献词

陈志尚

正如陈志尚老师已指出的，一种生态文明或生态社会（当然，我同意黄小寒老师的校正，“生态”在这里应该是“生态化的”或“生态自觉的”意思）的未来是完全不确定的。但我要强调两点：这种不确定性至少包含着双重含义：一是话语意义上的，二是未来实现意义上的。就前者来说，无论是我们学术界内部还是我们与国外学者之间的交流，都缺乏对“生态文明”本身的系统深入的研究，也就缺乏这方面的实质性成果，就后者而言，我们现在还远不能说，“生态文明”一定是世界的或中国的未来，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说，前一段时间争吵不休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中所缺失的正是一种生态向度。


　　“生态文明”虽然不能截然区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但两个“主义”的思维对于我们分析和指导现实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绝非是可有可无的。笔者曾经专门撰文讨论了这一问题，目的就是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性以及不同方向的选择。否则，我们可能错误地理解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取得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同时又会丧失我们本来可以拥有的文明创新深度与潜能。换句话说，就最广义而言，资本主义也有生态文明，但我们真正值得追求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首先是指“社会正义”与“生态主义”的结合），而这是笔者指称的“绿色左翼”的涵指。


　　为了一种生态社会或生态文明的现实未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既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当然也不是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我们坚信，需要不仅是话语方面的坚韧与坚决斗争，还包括现实中不屈不挠的抗争与变革（而且后者一般来说更艰难、但也更重要）。但就最迫切的实际来说，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构建一套能够吸引人和说服人话语体系、创建一个日益强大的学术团队，特别是与环境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与政治联盟。但遗憾的是，至少从本次论坛来看，我们目前的环境人文社科话语体系很难谈得上能够吸引人，包括吸引目前显然强大得多的环境理工科同仁，以及真正代表着环境未来的年轻学者。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笔者与欧美几位学者商定对经济危机背景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对做一种政治生态学视角的分析。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刚刚过去的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了向一种生态文明或可持续社会转型的契机（机遇）。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原因何在，又如何阐释相应的结果？笔者的基本结论如下：

    经济增长率高位恢复的结果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成就，也是对中央政府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危机应对战略正确性的最好验证，但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更高更长远目标视角来看，更多依赖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公共投资来保持增长与稳定就业的战略及其实施存在着相当的被迫与无奈成分，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难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重或突出了。对于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而言，从大局说，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充实完善经济、社会和生态复杂综合体中的社会发展与生态和谐向度，也就是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一种更加协调的发展；而从经济向度说，我们必须尽快实现一种从外需出口依赖型向内需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保持二者之间的合理张力，特别是用前者来统摄后者，否则，我们至多会走向一个美国式的大众消费社会。即便那条道路能够成功，中国的未来也不可能是一个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社会。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鉴于中国即将获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样一种深刻的绿色转型绝不会仅仅发生在或局限于主权国家本身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