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哈佛中国高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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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22 05:54 发表

——与“哈佛班”中国创始人卢迈面对面

2006年5月7日

被称为中国最富有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就是“哈佛班”的第三期学员，已经在2006年元月升任为江苏省副省长，今年初调任昆明市书记，最近因“炒掉”某开会睡觉的副局长又引起网上热论……媒体评论说他的改革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著名的哈佛大学既神圣又神秘，是许多人都向往的大学殿堂。十多年前我在哈佛陪读的时候，进出该校的中国学者与学生还不是很多，这次再到哈佛近邻MIT陪读，感觉在这两所名校学习的中国学者与学生都多了不少，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以北大出来的居多，在MIT则以清华的毕业生为首，甚至多到他们都是以清华某年某班为单位来相互区别的，类似我们的校友会名册上的划分。

    在访问学者中除了来自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老师专家外，还有少部分是来作短期学习的中国各级官员，其中被一些人称之为“中国高干班”的中国政府官员“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以下简称“哈佛班”）就是最有名、也最神秘的。

    去年秋季我到波士顿没多久，就听说第四期的“哈佛班”正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中。副班长是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周波，中山大学77级经济系的校友。这个班的学员都是有一定级别的重要官员，其中就有来自我们广东肇庆的市委书记林雄，林书记也是中山大学77级中文系的毕业生。因为肇庆市与中山大学有个校市全面合作项目，我先生参与了该项目的具体操作，所以与林书记也有交往。随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正在哈佛学习的林书记到家里来吃饭，还专门陪他在MIT里参观拍照。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哈佛班”的官员学生，并从林书记的介绍中略知了这个班的简单情况。

    我查阅过以前的一些报道，这个“哈佛班”原来还是很高调的。曾经它还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后被国内外所认识，但以后举办的几期培训班却一直是在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中进行。全封闭的培训，一般也不接受采访报道，搞得挺神秘。由于它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派出的政府高官赴美学习班，学员身份都比较特殊，授课老师都是哈佛七大学院与MIT等名校的著名教授，于是这个“含官量”很高的班越是低调就越吸引了外界的好奇眼光。我就对它充满了好奇之心，这些重要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什么肯放下繁重的工作不远万里跑哈佛来学习呢？
   幸运的是，到了今年我在哈佛遇到了“哈佛班”的中方“始作俑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卢迈先生。是他让我逐渐揭开了披在“哈佛班”外面的神秘面纱。

    这次卢迈是来哈佛参加一个关于亚洲问题研究的国际论坛，行程来去匆匆。经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人民网常务副总裁蒋亚平引荐，卢迈还是很爽快地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专访。就这样，昨晚（5月6日）我如约赶到卢迈的下榻酒店——查尔斯酒店的大堂。这是一家座落在哈佛广场旁边的酒店。

    虽然这个“哈佛班”从新闻的角度上说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能在哈佛采访到“哈佛班”的一个创始人，这还是让我感到非常兴奋。相比之下，卢迈向我说起这个五年前由中国发展基金会发起的重大培训项目时，却是显得是那样的平静。整个采访过程他都是用很平和的语调与我对话。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创始人之一就在那里评功摆好。他说，自己不想争这个名份。   

    回忆起当初为何会想到办这样一个培训班时，卢迈说，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国内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办“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培训班具体由发展基金会操办。

    那又为什么会找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卢迈称，这主要是因为在1990至1991年他曾在该学院攻读过公共管理（MPA）硕士。他很了解肯尼迪学院超前的教学模式与雄厚的师资力量，特别是他们多年来积累了几十个国家的相关政府管理案例，其学术研究和政治影响力都非其他学校能比。他觉得，如果该项目找肯尼迪学院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我们中国的政府官员急需吸收国际先进的政府管理理论与经验，也需要清楚人家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管理方法，这利于我们以后能少走弯路。于是，卢迈当时就与相熟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以及肯尼迪学院的赛奇教授（哈佛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商量合作。三方一拍即合，在取得了中组部的全力配合与大力支持，以及教育部的同意后，“哈佛班”就出炉了。
五年培训三百名高级官员

    据卢迈介绍，这个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合办的项目，是2002年1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约的。这是肯尼迪学院第一次为一个国家举办这么大规模的培训班，也是中国政府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和中美两所著名大学在培训官员方面的首次合作。

    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中组部负责从全国各地进行选拔，原则上是每个省一个名额，以及从中央各有关部委里选拔。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应当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等硬性指标。

    培训班的目的很明确：“使学员掌握国际先进工作模式，提高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及领导能力，从而有效地适应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理”。据悉，为了在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知识的同时具备中国特色，培训班的课程特意被分为四个部分：其中，

3／4由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完成，1／4由来自国内的专家完成。

    培训安排也因此被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清华，六周课时，由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和肯尼迪学院来华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则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专题讲座。第二阶段到国外培训，地点在肯尼迪学院，四周课时，重点讲授公共管理最新的理论和工作方法，另外还有十天时间的参观考查。这个培训班学习不设考试，也不用写思想汇报与总结，每名学员只需提交一份案例报告作为结业考试，尝试运用新知识对亲身经历的政府公共管理案例进行回顾、分析和总结。整个学习结束后，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卢迈表示，在这个三方合作的培训项目中，清华负责组织教学，中国发展基金会则派人跟班做辅导员，具体管理班务、协调各方关系以及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他笑着说，当时最担心的就是会发生车祸这类交通意外，要知道学员们可都是高级官员，他们身上担负着很多使命啊。


“哈佛班”重金打造有争议

    其实，这个“哈佛班”一直是有一些争议的。有少部分人包括一些爱国华人华侨对它存在一定的误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哈佛班”的高价，对学员的经费来源有疑问与以及是否值得花那么多钱去哈佛学习有看法；二是有没必要把那么多的高级官员集中送美国来学习？他们是中国建设与政治发展的栋梁之才，这种学习对他们以后的从政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含官量”高的“哈佛班”的“含金量”也很高，仅在哈佛培训一个月的费用每个人就高达2万美元（还没算上在国内清华的培训费用）！六十人的班一期就要120万美元，卢迈说因为我们的培训班有规模效应，跟肯尼迪“砍”了个优惠价100万美元。他表示，肯尼迪学院平时培训两周课程的收费就要七八千美元，它就值这个价，而有些人就接受不了。尤其是当年卢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不小心说出每人2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学费后，有媒体的报道开始变调：“哈佛培训遭遇中国特色”、“中国官员每人20万元去哈佛培训几周值吗”、“谨防官员海外培训‘大跃进’”、“出国培训不能变成公费旅游”……

    “树大招风，明明一件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卢迈现在说起这个小插曲仍然显得有点无奈。正因为此，后来的“哈佛班”就一改高调为低调，只管埋头办班做事了。卢迈有些激动：“这些高级官员在工作中随便一个决定所带来的利益就不止这个数，同样地要是做错了决定，也可能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难道让他们到名校学习提高从政能力不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吗？我们要看到培训班将来的收益。”

    卢迈表示，其实整个学习的费用并没有对学员所在单位的财政造成负担。“哈佛班”不以营利为目的，由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筹款并承担了学员在国内的管理、教材、培训、住宿等各项费用，总费用大约在15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在国外的各项费用则是由美国安利公司承担，一年共100万美元，也就是说，安利赞助了这个项目五百万美元（注）。学员单位只要负担交通费用。   

    “其实，我们希望能多宣传，这样有利于我们为这个班筹款。但因为比较敏感也不好多说什么了。”卢迈补充道。

    至于说有没有必要把那么多高级官员送美国学习。卢迈说，从一开始“哈佛班”就面临“科技可以学国外的，公共管理带政治性，不应该也去学习西方的东西”的反对声音至今仍然存在。虽然这个班早已被中组部拍板肯定了的，但是卢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哈佛班”对中国政坛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重要影响。重新评价这个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会带来什么积极作用。

    谈到这方面问题时，卢迈说了他的看法：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都可以说十分重大。但反过来说，中国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现在中国的官员也需要有一种全球化的思维，更广阔的视角。西方先进的公共管理理论与经验是有共性的，比如在城市规划、公共投资、危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问题上，不应该有姓社还姓资之分。培训班的主要课程包括了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基本公共政策制订、公共项目的投资管理、复杂组织内部的政策执行等等，这些东西是不能言传身教的，但可以通过理论学习来掌握，这对我们的官员有帮助，而安排中国高级官员到美国学习，也可以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美国，认识真正的美国。

    “美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就跟我们当初对外开放一样，不能因为打开窗口会飞进蚊子就不敢打开窗口看看外面了，要相信中国的官员在学习美国公共管理的理论也是有自己的思想与认识的。”   

学员素质好多人获升迁重用

  “既然这样的学习对我们的高官有那么重要的意义，那么，他们学完之后有没有取得什么特别明显的效果呢？”我问。

    提到“哈佛班”的学习收效，卢迈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他说，很多学员都谈到参加这个培训班的收获很大，基金会对参加过培训的200多名学员都有关注，还做过统计。他们发现，有不少学员都被提拔重用，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像那个被称为中国最富有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就是“哈佛班”的第三期学员，已经在2006年元月升任为江苏省副省长，媒体评论说他的改革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有第四期学员、你们广东肇庆市委的书记林雄，现在已经是广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了。”

    据媒体报道，在“哈佛班”的学员中，还有刘世锦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宁调任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苏州市市长杨卫泽调任无锡市委书记；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张苗根调任温州市副市长；贵州省统计局局长郝嘉伍调任省政府秘书长……

    卢迈很高兴地评价，参加“哈佛班”学习的高级官员的素质普遍都很好，他们在课堂上积极提问，踊跃发言，一改哈佛教授过去对中国官员学生“内向”、“不爱提问”、“不爱发表意见”旧印象。在讲课中，当教授提出一个观点之后，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由于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学员们对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时连教授们都觉得很有启发，结果后来哈佛的许多教授都主动请缨要来给中国班的学员上课，有一期的授课教授甚至多达27人，来自哈佛、MIT 以及附近几个高等院校，仅为一个培训班就生产了如此豪华的教师团队，这还创造了肯尼迪学院的一个新纪录。

    从卢迈口中我得知，“哈佛班”还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这个班的学员不打牌，不串门闲聊，除了周末外基本没有什么应酬。他们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平时大家争论的东西大多是跟培训有关的内容，有一期的学员甚至一直争论到回国下了飞机还在机场继续讨论。卢迈认为，在已经办过的几期培训班中，2005年的那一期培训班学员的表现最好，层次越高的人表现得越谦让，比较律己，像提前十五分钟上车这种小事都很注意。

   “哈佛班”的培训时间虽然并不太长，但对学员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可谓是很强烈的。我注意到“哈佛班”学员学成归国后写书出书的情况相当多，像北京宣武区区长鲁勇出版了《哈佛视点》，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出版了论文集《政府公共管理中：来自苏州的报告》，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出版了《走近哈佛课堂》，广州芳村区委书记现任花都区委书记潘潇出版了《感悟哈佛》……他们无一例外地在书中总结了学习的心得体会，抒发了自己的深刻感想。

“哈佛班”还将继续办下去

    “‘哈佛班’办完2006年这一期就结束了我们与哈佛为期五年的合作。目前，中组部已经认可了我们提出的下一个五年合作计划，现在我们基金会要做的就是筹款落实培训费用。”卢迈在采访快结束时告诉我“哈佛班”的这个最新消息，不言而喻地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哈佛班”办得非常成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已经得到了上级领导部门的肯定。

    卢迈还不忘叮嘱我的报道不要突出他个人的作用，他说，这是基金会全体同仁努力的成绩，也离不开清华与哈佛两校的全力投入，还有那些参加培训班学习的政府官员的出色配合。

    谈到第二个五年合作计划，卢迈说合作模式还是差不多。不过他们有考虑把学习时间的安排调整一下。比如逐渐延长在清华上课的时间，相对缩短在哈佛上课的时间，最后将过渡过在哈佛只上一周的课时。这一来是为了更好地降低费用开支，二来是由于清华的办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们在国内也完全能够很好地培训高级官员了。

     （注：当初由安利公司赞助“哈佛班”的巨额学习费用一事，曾有媒体采访过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毛对此表示，让一家在中国有着商业利益的公司赞助中国官员出国培训，可能会有些问题。比如过去很多国外公司以多种方式公关，一种是向私人提供好处；另一种是给官员家属提供出国机会，尤其是给孩子出国提供学习费用和奖学金担保等。像这种资助就让人感觉有一定的嫌疑，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某些官员进行集体公关。

    毛建议，最好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每年有多少培训费用，并进行拨款，然后从培训费用中分出一部分来用于培训的跟踪调查、绩效评估。这样老百姓会比较放心。公司赞助官员培训，也最好是先建立一个基金，捐款是公开的，然后官员再到这个基金去申请，这样可以切断公司和官员的直接联系。

    安利在中国有巨额投资设立的生产基地，在日化行业拥有非常大的市场份额，这几年它在一直在谋求获得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第一张直销牌照，然而一直到了2006 年12月1日这个十大外商投资转型直销企业申请直销牌照的最后限期日，安利才最终从商务部拿到了那张允许在过渡期后继续做直销业务的牌照。而之前的第一张牌照则早在2006年的2月份就已颁给了雅芳，第二张是在7月份颁给了如新。这让人觉得，安利并没有直接从赞助“哈佛班”这种明摆着的政府高层公关上得到什么好处。卢迈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我，事实上在“哈佛班”的学员中，就有来自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商务部、直接参与制定中国首部直销法的领导，他们当时也表态说对申请直销牌照的外企将按规定严格审核，该如何就如何，不会偏坦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