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贪婪中共空前放大“善治”/张华强

唐国耀

首都国家博物院门前塑起孔子像，据说在网民的热议中反对者过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博物院之“博”，应当博采众长，独独“尊孔”，似有不妥。再说，让孔老先生在天安门广场靠边站，未必是他心甘的。由此联想到前一阶段“善治”理念的提出，几乎要粉墨登场，替天子宣旨，结果成了不了了之。

一位体制内专家在五中全会召开之际，“预料”该次会议将趋向善治，歌舞升平。“善治”理念被空前放大，并被主流媒体广为报道。有“砖家”感到迷惑：我们已经有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念，为何还要加一个依善治国？德治难道不是善治？然而，一切皆有可能，很难说这位体制内专家俞同志不是受命造势——这种例子以前是有的。法治、德治、善治，以后再加上王道、乐土什么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理论武库也就百味俱全，可以开一个满汉全席了。至于我们这些普通听众，当然是欣欣然，以为公仆们将不得不从良了。

遗憾的是，在五中全会的公告里，并没有“善治”、“善政”的明确说法，随后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里似乎也没有，而俞同志又没有出面“翻译”，向我们微言大义，难怪关注者感到失望。其实这应当是俞同志的遗憾，或许他真的慷慨陈词过，只是没有被采纳；我们很难设想他是在学术研究中拉大旗作虎皮。不过俞同志依然在体制中，可以像商鞅那样，以王道说秦孝公不成，再拿出黄老之说；再不成，就拿出看家本领霸道来。

俞同志的遗憾可以让我们想象到当年孔老夫子的尴尬，他的“善治”之说，没有诸侯王们买单，以至于夫子困厄于陈、蔡之间。后来孔夫子被奉为圣人，那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终于发现“善治”之类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与，怀疑、挑战统治者就是最大的不善。俞同志当然有所改进，认为善治就是 “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但是“人民”在哪里呢？人民政府的宗旨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俞同志的善治把服务改成了合作，等于将人民政府的宗旨改成“与人民合作”。这看起来很公平，但是其背后的逻辑是将政府与人民分离开来，可以各说各的理。况且政府掌握着国家重器，人民不合作也不行，只能等着“被”善治。

或曰“善治”是从西方哪里引进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的国际组织纷纷制定出自己的与‘善治’密切相关的政府治理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这就令人诚惶诚恐了。不过有明白人告诉我们，实际上善治（begoodatadministing）在西方也是个学术传统概念，如法国福柯教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说的治理术。且不论福柯治理术的内容是否属于俞同志“善治”的渊源，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是“术”不是“道”，就不值得我们当作目标“趋向”之。西方相关的学术思想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认为经济管理就是管理者“像善良的主人管理自己的财产”那样工作。如果我们把前提当作目标来追求，等于承认了“洪洞县里无好人”，即使有“善治”的方术也会变味。

也许俞同志的“善治”是他自己的发明，具有现实的针对性。针对“坏的市场经济”，“恶政”等等提出“善治”的理念，其出发点无疑是善意的。我辈虽然有些困惑，倒亦愿意乐观其成。不过倒过来一想，既然“坏的市场经济”的“恶政”频现，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俞同志的善意就过于理想化了。用“理想化”的方子来医治目前尚不理想的现实，那是过于奢侈。与其期待“善治”，不如要求我们身边的公仆正当管理，即“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而不必拿时新或者翻新的理念扰乱社会绷紧的神经。

要求我们身边的公仆正当管理，并不影响当前的“稳定”。我们可以承认公仆们是在管理而不是在服务，承认公仆们在管理时可以得到他应当获得的利益，只不过要求他们在获得利益时应当通过正当的途径、正当的手段。这并不过分，因为在“权为人民所赋”时，这一点就应当约定在先的。然而强调这一点又并非多余，因为的确有反仆为主的现象，小保姆在提供家政服务时觊觎女主人的位置，种种不正当的管理理应予以清除。如果更进一步，那就是，公仆的管理正当不正当不应当由公仆们自己说了算；不能既由着他们管理，又由着他们宣布自己管理的正当性。目前要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然而做不到这一点，枉论“善治”。据最近开庭的我国首例“操纵证劵市场”案披露，非法操作股市55次，获利1.25亿的“股神”汪建中，其黑嘴敛财是与他“热衷”慈善事业同步进行的。这从反面告诉我们，仅仅有“善治”的善良诉求不行，那不仅无损于恶治，很有可能是在为恶行提供庇护，是在制造一种伪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