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永苗与博源秦晓之争的一点管窥之见/武坚

秦晓太君

2011年1月22日，在网上读到陈永苗先生的文章《太子党秦晓，你欠我们一个道歉》。读罢此文，思虑再三，提笔写下如下文字。


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本人系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因对中国社会问题感兴趣写过一些文章。大约十年前开始拜读陈永苗先生的文章，从其宪政研究的文章中受益颇多，但从未与其有过私人交往。与博源基金会秘书长左军先生在2010年有过两面之缘，第一次缘于我对博源基金会的贸然拜访，第二次缘于受邀参加博源的一个讲座。在我的印象中，左军先生是一位严谨认真的知识分子，或许可能有些不拘言笑。

如果陈永苗先生在《太子党秦晓，你欠我们一个道歉》一文中真实完整地叙述了事件全过程的话，作为旁观者，我认为：造成如此严重误会的原因，在表面看是陈、左两人行为方式的差异，在本质上则是陈永苗先生的“平民意识”与博源基金会董事长秦晓先生的“太子党身份”在当下的紧张对立。

个人认为，此一事件的起因是对邀请邮件的不同理解。依照我对博源和左军先生的了解，邀请邮件仅对收件人有效，未经组织者同意，收件人无权自行邀请其他人一同前往。因为如此行为，将可能使位于北新桥三条的那个小院人满为患，给参加讲座的众人造成不便，这对于组织者来说将会极为尴尬而难以接受。但是问题的要害在于邮件的发出者——根据陈永苗先生的文章推断可能是博源的其他工作人员而不是左军先生本人——并未在邀请邮件中特别明确这一点，因此造成第一次参加博源讲座的陈永苗先生误以为如同其它讲座一样可以广为告知、自由前往。博源的其他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左军先生本人的话）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作为负责人的左军先生如果没有在事前强调这一点，当属工作失误，也应负相应的责任。此外，博源工作人员应该在收到回复邮件后再发一封确认邮件，确认受邀者的姓名、以及讲座的地点时间和紧急联系电话。如果没有做到，博源的工作人员尚需提高职业素养。同时，陈永苗先生也并非无可指责，一句“好的，我去看看热闹”的回复似乎有些轻佻，未经组织者允许而广为传播的行为也不能说适当。至于陈、左在会场的言语摩擦，可以肯定地说是缘于彼此的误会。如果双方能够更多一些宽容的理解，想必会有不同的结果。

如果冲突仅仅是陈、左两位先生的个人误会，此事并不难化解。但是通读陈永苗先生的文章，感觉陈永苗先生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怨气，主要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在事件过程中所受到的委屈，更可能是陈永苗先生的“平民意识”对秦晓先生的“太子党身份”的情感抵触——这种情感抵触是当代中国的公众对政府当权者内心拒斥的一种折射。

在过去的两年里，秦晓先生可谓备受瞩目，其原因在于他对宪政思想的强烈推崇，这使得他与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其他成员相比显得格外另类。平心而论，秦晓先生的学说在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毕竟宪政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秦晓先生之所以备受瞩目（或者说是被寄予期望），关键的原因在于其“招商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在公众心目中可以解读为“太子党”身份）。然而正是这个“太子党”的身份，使得同样推崇宪政的陈永苗先生愤愤不平。这一现象值得所有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人士深思，这是本人写作此文的主要原因。

在当下的中国，宪政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左派从宪政中看到平等，右派从宪政中看到自由，但是两派似乎同时忽略了一点：宪政的基础除了自由、平等之外，还包括博爱（宽容是博爱的一种浅层表现方式）。怎样在一个缺少博爱传统的国度里培养出博爱意识？个人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显然比照本宣科地宣传宪政的优越性更有助于推进宪政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