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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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28 21:26 发表

　　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的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的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付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付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付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沙斯）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从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暴露无遗，表现在国家制度的硬件实施到人民的心理状态各个方面。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电力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等等。

　　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上百年的都完好无损。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为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脆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

　　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

　　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实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从而预备好在危机的时候的替代的设施。

　　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三峡大坝，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其他的基础设施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如同“非典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

过分集权造成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都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被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

　　这种弊端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毛泽东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毛泽东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毛泽东有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毛泽东废除了大区制度。很显然，今天这些思想对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作用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

　　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级之间和各种跨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极度的自私。

　　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有效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社会大多都需要依靠自治。

　　很简单，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到社会的各个成员。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荡然无存。

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而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以往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的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的是，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人们一般认为的朝廷的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当总体国家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那么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那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

　　民族主义表现在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表现在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

　　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产生与西欧的民族国家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

　　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而国家制度建设则是政治改革的最核心。

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