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重大危机正逼近中国/刘仁和

张世和

　　这是我们想要的盛世吗？好像并不是，太多的憋屈，堵在心中；太多的怨气，在社会上蔓延……

　　难道憋屈与怨气就会形成重大危机吗？前进中的社会哪会没有矛盾？汶川抗震救灾，多么巨大的困难，我们不是做得非常漂亮吗？北京奥运会，举世瞩目，不许有什么闪失，我们不是做得堪称完美吗？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奇迹一个接一个，哪一个奇迹的取得不是战胜诸多困难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呢？

　　是的，单纯就事论事来看，这点憋屈与怨气真的算不了什么，不足以大惊小怪。但是，事物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如“马掌效应”：仅因一只马掌坏了，就可灭亡一个国家；“蝴蝶效应”：仅因一只蝴蝶振动几下翅膀，就可能引发远方的一场风暴；“蚁穴效应”：仅因一个小小蚁穴的出现，就可毁掉千里长堤，葬送万千生灵……阴沟翻船，常会发生，容不得我们半点大意粗心。

　　先不探讨具体问题，仅从常识来看，我国的情况，就已经很危险——30年来，中国经济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到如今，中央出于调整的需要，欲适当控制房价，稍稍降低增长率，但各省都气势如虹，纷纷大幅提高本省经济发展指标。其实，从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看，一支老打胜仗的军队，是极易遭遇惨败的，因为自古骄兵必败。尤其是，当主帅已经难以管控轻敌冒进的各路将领之时，惨败几乎必须然会发生。而国家的经济建设，偏偏不是三年五载之事，而是十年、百年持续不断，更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长期的、持久的战争。

　　祸福相依，谁会想到：压死骆驼的，竟是最后的那根稻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下面再针对具体问题和风险做具体分析。

　　一、“台风眼”形成：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在当前的所有社会矛盾中，最为人们所诟病，最应该优先解决的矛盾，就是官场的腐败问题。尽管中央领导人也早就有所认识，但现实的状况却是越反越腐，而且前腐后继。如最近河南交通厅厅长董永安被双规，而在他之前该厅曾连续有三任厅长落马：曾锦城判15年刑，其继任者张昆桐判无期徒刑，张的继任者石发亮也被判无期徒刑。请别说这只是个案，虽然这只是已经查出的“个案”，但却是没有查出的“普遍”，若严格普查，必多如牛毛。

　　如今省部级的情况我不知道，但在市县及其以下，不走关系，不送钱，已经很难有人能凭个人真本领调动入城或提上领导岗位，这早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某地曾有一位副县长酒后公开说，在他所在县随便抓一个乡镇长出来判个三、五年刑，决不会有受冤枉的，可见问题已经糜烂到什么程度。

　　近日，国务院专门发布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书中说从2003年至2009年，全国各地共立贪腐案24万件，国民对反腐工作满意度已从51.9%上升至70.6%。

　　对于白皮书中所列反腐成绩，人们已近乎麻木，没有多少人想到要去关注，因为如今的官僚体制就犹如流水线一样在制造腐败官员。只是让人奇怪：那么高得无人肯信的的反腐满意度，不知从何而来？调查的对象是哪类人，调查方式是什么，总调查人数是多少？等等。难道国务院的数据也遭“注水”？要是由我来评判，我只能说，人们对反腐的满意度早已从1%下降到了0.1%。

　　白皮书没有说破的一个事实，是70%的腐败官员仅仅被判了缓刑，并没有遭受牢狱之灾。我倒不认为是法官们徇情枉法，而是法律设计太成问题——法律规定了“行贿罪”，致使很多人不敢作证，而中国法律又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可以保护证人的 “协商免罪”规定。贪腐官员看准了这一点，知道当事人不敢说，所以不管被搜出多少财产，一概不说来源，看你如何定罪。如果法律能规定主动揭露者视情况而定，表现最好的，不但不受追究，所得官职或利益不追回，行贿财物全额返还本人，而且履历上不留任何记载，也不许任何人泄漏；表现不太好的，如被动揭露，也不追究刑责。而隐瞒者被查出则从重处罚。那么，反腐形势可能立即改变。这样立法虽并不厚道，有“奖恶”之嫌，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打击和清除来势汹汹的腐败浪潮，施行一段时期又何防？

　　白皮书还没有明确统计，究竟有多少省部、市县、乡镇级官员将子女或配偶送到他国，暂时留学或从商的有多少，拿了外国护照的又有多少？这些所谓的“裸官”，时刻准备开溜，为何不主动出击，或秘密或公开地查一查他们的经济问题？

　　明知不受制约的权力会产生腐败，但至今中国任何一个机构，一号头头都享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下面所有人明知怎么回事，就是不敢吭声。内部监督机制几乎完全失灵。谁如果敢真去行使监督权，立即麻烦缠身，很难再脱离困境。

　　中国有“打假英雄”王海，“打假斗士”方舟子，但针对的都是假冒的商品和文凭，像台湾邱毅那样，针对权力，针对腐败的“曝料英雄”，根本没人敢做。

　　比腐败本身更可怕的，是国民对腐败的绝望和默认，懂潜规则，并懂得自觉按潜规则去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了。腐败意识，或屈服于腐败的意识蔓延的结果，是青少年正发生是非颠倒，将来的情形更难预料。

　　对社会危害之严重程度几乎可以与腐败比肩的，是扭曲的房地产市场。这几年房价的扶摇直上，使中国商品房的币面价值超越西方，成为世界房价最贵的国家。而国民收入却比人家矮一大截，大城市85%的居民称自己已经买不起房。另一方面，由于房价疯涨，极具投资价值，许多人又被迫争相买房，贷款买房，买多套房……使房屋成了最重要的投资对象。

　　超高的房价榨开了许多家庭的积蓄，并使许多人成为房奴，还使许多无资格成为房奴的年轻人成为了“蚁族”。由于高房价使铺面租金普涨，更推高了食品、工业品及各项服务的平均价格，大大升高了普通国民的基本生活开支。

　　国家的调控令一再成为笑柄，温总理在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刚宣布调控房价的第二天，北京一日之内就连续诞生三大地王，一个比一个高，以致有总理说话不如总经理管用之说。“国十条”号称史上最严调控令，可房价假摔一下又连升不止，令曾信任过它的人们大呼上当。

　　2009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共1万5千亿元，但中央不断发布调控令的2010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竟上升至2万7千亿元，卖地收入平均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6%，最高的达80%。有网友调侃：原来幸福的“幸”，就是一块地加一把钞票——“土”+“￥”=“幸”！可这样的幸福只属于地方政府。首都北京市，2010年卖地收入就达1千多亿。北京市房价高得离谱，三环内每平方已超4万，四环内已超3万，一套房数百万，工薪阶层拿什么去买？中央还能调控全国房价吗？很显然，政令已经治不了北京市，甚至已经出不了中南海，因为中南海周边的房价比三环更高出许多。

　　为了追求高额的卖地价差，地方政府不断与民争利，因强制拆迁而造成的土地纠纷不断。上访越来越不起作用，且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公开打压。各地不时曝出打伤、打死拒迁人员，或拒迁者被迫自焚事件。最近甚至出现抗战老英雄受欺侮事件：1月8日凌晨，江苏滨阳县82岁离休干部刘太香，两间住房遭遇半夜强拆，曾经当过新四军敢死队队员的刘老被迫再次抱病冲上“前线”，“鬼子”逃跑了。他虽缴获了“敌人”的重装备——挖掘机，但房子却已被砸毁。此事引起了社会的震惊，当众多记者赶到当地想见见太香老人时，老人和他的老伴、女儿以及近亲，共好几家人却已被当地政府控制起来，既见不到人，又打不通手机，事情的起因经过全由当地县委、县府信口雌黄……可怜当年的新四军敢死队员老矣，只能镇住“小鬼子”，无法镇住“大鬼子”。这令我想到了《红楼梦》中的一个悲剧英雄——焦大，他是贾家大恩人，把受伤的贾老太爷从死人堆中背出来，把要来的、稀少的一点水让给贾老太爷喝，自己喝马尿，从而成就了贾家的富贵，后来却被贾家人塞了满嘴的马粪。太香老人，您在哪里？是否已被那帮恶人拖到了“马厩”里塞“马粪”？但是，如果焦大受辱是因骂主人，太香老人仅仅住了自家的房子，也得惹祸受辱？

　　八十高龄的新四军老干部尚且保护不了自己了，被打的警察、村官、处长也有了，被追杀得到处逃亡的区委书记也有了，强拆面前，谁挡路谁死。老革命、现干部都成了弱势者，况庶人乎？

　　国土部只公布了2010年全国卖地收入，为何不公布一下征地成本是多少？利益分配情况怎样？据网上有人分析判断，地方政府得利50%，开发商得利40%~45%，被征地农民得利5%~10%，这如实否？

　　地方政府和银行大发横财之时，开发商和炒房客也赚得盆满钵满，据悉，中国已有亿万富翁5万多人，千万富翁80万人，其中60%来自房地产业。可是，另外的12亿多人该怎么活？

　　在高房价堆砌起来的财富颠峰之上，房地产商们的感觉真是舒坦透了，有一则房地产广告特别自信：“难道全世界的鸡蛋团结起来就能打破石头吗？”这恐怕不仅是在嘲笑普通的购房者，也在嘲笑华而不实的调控令及其发布者。

　　发了横财也就罢了，房屋质量却令人忧心。除开“楼歪歪”、“楼贴贴”、“楼倒倒”外，据现任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说，英国建筑平均使用寿命125年，法国平均85年，美国平均80年，而中国平均仅25~30年。每年拆房产生建筑垃圾4亿吨，相当于全国垃圾总量30%~40%。房奴们交完20年月供后，几乎又要面临买房压力……

　　在房地产市场大赚特赚、尝尽甜头的大批资本，很快又向绿豆、大蒜、生姜等食品、蔬菜行业挺进，进而横扫中药材市场。据悉，500种常用中药材价格持续上涨，有的已经升了数倍。

　　资本炒作中药材的同时，制药厂、药商、医院、医生在连手痛宰病人。过去的一年，中国民众共输了104亿瓶药液。平均每个国民8瓶，而世界其他国家人均最高不到4瓶。与过度输液相应的，是过度用药（医生为享受分成，拼命开药卖药）和过度检查。前不久，北京一位老年官员揭露说，自己的孙子感冒发烧，到医院治疗竟花了1万元。

　　总之，资本加紧了对普通家庭的掠夺，中国的财富正在极端非正常地向少数人集中，贫富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

　　富人们的炫富方式也正花样百出，已出现20万一桌的席，1600万一只的狗，奢侈纪录不断出现，又不断被刷新。民众心中有太多的愤懑与不平，民怨越积越深，越聚越多，形成了社会安定的特大隐患。


　　二、风暴放大效应：毛主席时代被虚假回忆

　　如果社会现实让人们极度不满，人们常会以幻想方式与之抗争，如利用文学作品去发挥：幻想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根铁棒扫尽群妖；幻想出《水浒》中的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哪怕朝廷进剿派高俅；幻想执法者如戏剧中的包拯：清正廉洁，明察秋毫，对皇亲国戚，照样严惩。有时也会幻想出一个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社会，如晋陶潜先生《桃花源记》那样的世外桃园。

　　有时候，人们会把幻想寄托在现实的人物身上，以图能真实现，如明末苛捐杂税太重，人们就把幻想寄予李自成，当时大家争相传唱：“迎闯王，不纳粮！”可哪来那样的好事，等李自成真来了，人们才知真相如何，遂有了“迎闯王，梦一场”之慨叹。

　　有时还会寄托于其它制度，如此轮改革开放之初，关闭了30年的国门突然间打开了，西方世界的富有与中国大陆的赤贫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就连当时的“亚洲四小龙”——新、韩、台、港，也比我们富得多。首先受到震撼的是知识分子，人们不断质问：“为什么台湾也比我们富那么多？”当时高层很是狼狈，找了很多理由。还记得最着名的一条是：“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都运去了台湾！”但人们还是不买账，最后终于爆发了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呼唤资本主义的八九年学潮。当时年已73岁的老党员、《新观察》主编戈扬女士说：“社会主义的试验及其失败，是人类二十世纪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那时的中国人，把太多的幻想寄托在了资本主义身上。

　　虽然资本主义不是按学潮组织者所设想的方式来到中国，但毕竟还是来了。可是，这才过了21年，一切又已经颠倒。资本主义带给我们财富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太多的问题与烦恼。人们产生新的幻想，本是正常的。可令我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是这一次幻想所寄托的对象，竟是已经被历史证明完全失败的毛式社会主义！可悲可叹：如今，对毛主席时代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虚假回忆正在被制造，被利用，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蛊惑人心。

　　近期读了佰骥先生论述毛主义的文章，我十分讶异：历史竟然可以被如此歪屈——文革那场大浩劫竟成了大功劳？甚至连臭名昭着并早已土崩瓦解的秘鲁极左毛派武装“光辉道路”都成了歌颂对象？佰骥先生还满怀激情地预言：“毛主义在本世纪的复兴将是一个时间问题，也或者已经踏在路上。”正是这句话，引起了我的警惕：这样极端粉饰和美化毛主义，很容易误导年轻人，让他们简单化地认为，毛主义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不对当今中国面对的问题做具体、深入的分析，并寻找正确的解决方式。担心某种状况之下，毛主义者可能闹事，危害国家和民族。

　　出于国家和民族大义，我觉得有必要进行反击。我以前就申明过，对毛主席，我只有国家意义上的恩怨，没有个人意义上的恩怨。建国过程中，他的功劳确实很大，我感谢他；但在治国过程中，他的错误也确实非常严重，是与非必须弄清楚。我可能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因为我既批评现政权，也批评毛政权，但我所追求的，却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

　　我已写过《一代伟人，半生悲剧》，那是我查阅很多资料，并根据那些资料所做的冷静分析和判断，有网友认为那是道听途说，不可靠。那么今天，我就讲一讲我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

　　我家在四川射洪县农村，离县城约10公里。文革发生之时，我年已4岁多，已记得那时及之后的许多事。比如：常发毛主席画像、像章，家家墙上贴满画像，人人身上挂一至多个像章。《毛泽东选集》家家发好大几本，其实城市、农村大多是文盲，很多人根本没法看。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更是人人常不离手，三天两头又要集体开会学习。所谓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常常被开批斗大会，抓上台者，胸前挂上牌子被“驾飞机”，被任意殴打，台下人拥上去打也无人阻止，陪斗者则成排地穿上白衣褂，长时间站在台下前排，面向群众，低头弯腰，以示认罪。

　　县城学校、工厂发生武斗的消息不断传来，造反派纷纷到县武装部抢枪支弹药，然后驾在大街或屋顶，射杀对立派别人员，打伤、打死人的惨案不断传来，我的二姨父和二姨妈没有参加任何派别，就在自家二楼（瓦房，木楼）上睡觉，仍然双双被流弹打伤。

　　派别更换很快，没有“最红”，只有“更红”、“更革命”。现在还记得一句口号：“四·一八要垮台，翻天覆地站起来！”“四·一八”是当时我县最大的一个红卫兵组织，但新的叫做“翻天覆地”的，自称更听毛主席的话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要推翻“四·一八”。于是双方立即“文攻武卫”，打得不可开交。

　　“破四旧”，不断开会，要求家家户户烧旧书，砸古董，未砸未烧，一旦查出立即批斗。我祖辈、父辈不识字，没有旧书，只有一本家谱，也给烧了。初唐诗人陈子昂，是射洪人民的骄傲，他的遗迹被精心保护了一千多年，却在“破四旧”中遭受极大破坏。

　　“红色恐怖”四处蔓延，谁如果对党、对领袖稍有不敬，马上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开会、批斗毒打。村中、乡中曾数次有人用粉笔或刀具在地上或岩上写了“打倒毛泽东”的“反动标语”，公安人员立即如临大敌，封锁现场，反复排查，被查出者被众人当场打得死去活来，然后五花大绑地被押走。连精神病人都只敢说毛主席好话，说了坏话照打不误。当时只有几岁的我，也跟着唱红歌。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公路边唱：“毛主席，万万岁……”但把“席”的音“xī” （注：歌唱时是这个音）唱成了“xiē”，路边走过的两个成年人立即大吼一声：“哼，这个娃儿，把毛主席（xī）”唱成“毛主席（xiē）！”板着脸，凶面孔，吓得我够呛，以为我或者父母要像别人那样挨打，还好，没事。

　　后来驱赶知青下乡，我们生产队和大队都来了一些人。其中虽也有踏实肯干的，但大多开始是常哭，后来是软拖硬磨混日子。其实，农村的光景已一年不如一年，像工人一样天天得出工，但没有工人那样的星期天、劳动节、国庆节，只有春节可休息几天，另外下大雨时也会休息。常常得出早工，天麻麻亮就出门，干一阵子才回家吃早饭。然而一个男劳力一天所挣公分只值几分至一毛多钱，能分到的粮食很少，小麦一年一人约30斤（单斤），玉米约60斤，稻谷约100斤（皆以晒干计算），其余则靠少数杂粮和稍多一些的红薯充饥。常常是煮一大锅饭却没什么内容，填不饱肚子。人们常调侃，一碗稀粥两人争着吃（指粥太稀，可以照见人影，自己在吃，自己的影子同时在碗里吃，自己虽看不见，但对面的人却可以看见）。约半数家庭3~6个月内吃不上一点肉，因为缺粮，不少人家一年到头养不出一头肥猪，猪身上最肥的保肋肉，是人们最想买、最想吃的，只有官员、关系户才能买到。当时有个歇后语：“保肋肉搭猪板油——肥上又加膘”，那是指好事之上又遇好事的天大美事。

　　每年正、二、三月闹春荒，找不到吃的，整天整天饿得头晕眼花，所以农村有“大麦黄、饿断肠”之说。工人的日子要好过一些，我小姨家驻在成都火车站，是铁路工人，舅舅去做客回来，说小姨的孩子（我的表兄妹）端着白米稀饭“做过场”（四川话，表示闹情绪，不肯吃），我和邻居小孩既羡慕他们能吃上白米稀饭，又奇怪他们吃得那么好了，为什么还不满足。

　　农村人一年要发两尺布票，可以凭票买布，但两人的票合起来才够一条裤子，被苏联讥笑说中国“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但就这两尺布票，很多人家却都无钱去买，谁家聚媳妇要找布票，很好找，当时的顺口溜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农村姑娘找对象的顺口溜是“一工二干三教员，死活不嫁庄稼汉。”可哪来那么多工人、干部、教员？大多姑娘还是只得嫁庄稼汉，但都想选家境殷实一些的，于是快要娶媳妇的人家常把别人家的粮食借到自己家里装阔气。还有不少“调换亲”，即两家女儿互换，让各自儿子成亲。结婚酒水要么不办，要么办得很寒酸，大多酒席平均一桌仅能吃到400~800克猪肉（注意：没有其它肉）。

　　农村人早出晚归，长年如此，为何没有温饱？一是因为产量不高，二是因为公粮统购任务很重。一旦新粮出来，要将较大比例的粮食晒干后挑到粮站卖给国家，以供应城市居民、工人、军人等。越是缺粮，国家越是要尽可能多储备粮食，因为毛主席当时公开指示：“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世界战争迟早要打，早打比迟打好”等等。公粮统购是政治任务，没人敢不完成。但文革后期，偷、摸、抢的现象却已经渐渐多了起来。

　　以上就是我所经历过的、真实的毛时代的农村生活。年轻网友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生活，很容易被人欺骗，那就请去了解一下朝鲜人民如今的生活吧。只是要明白，朝当局不管干得多差，今天朝鲜人民都比那时的中国人民好过，因为朝鲜年年享有中国的大量援助。他们国小人少，中国几乎可以直接把他们养起来。而当时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国际援助，毛主席还大慷国家之慨，无偿地、大额地援助了亚非拉很多国家。当时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实，许多“朋友”就是给钱给物资“买”来的，因为要与台湾的蒋先生争夺外交承认权。

　　并不是说因为日子过得像上面那样艰难，就要去责怪毛主席，我知道中国历史上战乱多，日子比毛时代更艰难的时候自然也很多。问题是，成年之后，我才彻底弄明白了当时日子艰难的原因，就在于毛主席建国后的重大的、连串的政策错误，明白了他搞经济建设的完全外行。国家之所以在他所造成的政治环境极为险恶的状况下能够支撑下去，全在于周总理一柱擎天。无论林彪、江青如何挑唆，他始终不愿打倒周总理，说明他还没有完全昏聩，还有几分清醒，保护周，让周坚守岗位，独撑危局，是他整个文革百错之中做得最英明、最正确的一件事。

　　哈毛派有一个障眼法，就是建国后所有的功劳都记到毛主席的名下，而且把功劳尽可能夸大；所有的过失都推到下面人头上，而且把过失尽可能缩小甚至忘记。

　　如果哈毛派们真的爱国，如果他们还稍微有一点点求实精神，请去看一看相关文章，看看那些可怕岁月里，科学家们是怎样在政治夹缝中研制两弹一星，袁隆平先生又是怎样艰难地研究出水稻良种的，然后再做评判吧。

　　很多普通人，是在忠于这个国家，忠于这个民族，不管政治领导人多么待他们不公，他们都本着一颗忠心报效祖国。科学家如此，工人、农民、军人等都是如此，周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对毛主席的严重错误，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怎么会愚忠到底？但为了这个国家，他必须隐忍，必须苦撑。身染重病，他仍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把文革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可以说，建国后国家的主要建设成就，应归于周总理；主要的过失，应归于毛主席。

　　农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起伏不是很大。说毛主席好的，一直都有一定比例，但也有很多不同声音：文革后期，已有老农说毛主席是“混世魔王”，是老天放来折磨人的。八十年代包产到户后，农村粮食猛增，几乎没人再去说毛主席好。O八年，我写《一代伟人》时走访农村，仍有一些人说毛主席好，但说不出好在哪里，还有不少人责怪他那时又苦又累，缺吃少穿。今年写此文，再度走访农村，老弱妇孺居多。此次说毛主席好的人增多了，他们说那时虽穷大家都穷，不像现在少数人特别富，多数人穷，心里不平；那时社会有情，如今社会无情，冷漠得难受；那时腐败少，现在腐败多得不得了，等等，说胡锦涛完全不知下面情况。

　　我也访了其他阶层，转业军人感慨那时军中较廉洁，现在军中非常腐败。最为失落的是工人阶层，这个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如今很是落寞。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就感觉到了自己地位的明显下降，于是也编了几句顺口溜：“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注：当时国家对社会各阶层的正式排名顺序是工、农、兵、学、商）。”从那时以来，工人（包括农民工）的人数增加了，队伍扩大了，政治地位却进一步降低了，工人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更低了，所以他们中怀念毛时代的人多一些。

　　但我明确地感觉到，几乎没有人想回到那时的生活状态，只是不满把那时社会的一些有用的东西全部抛弃。如今的社会，问题虽然已经非常严重，虽然必须尽早解决，但绝无可能通过像佰骥先生所说的那样回归毛主义时代来求得解决。

　　至于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本不该拿出来说事。这句话与古代的“马背上得天下”，也就是一个意思。但指挥打仗，本是毛主席的强项，也是他之所以能建立新中国的原因所在。可自从新中国建立后，他在指挥打仗方面居然也显得江郎才尽了——志愿军入朝后，第一、二次战役打得很顺，毛主席胆气更壮了，竭力主张发动第三次战役。但彭总和其他前线将领不同意，说后勤完全跟不上，根本没法打，但毛主席犯了倔，要求非打不可。

　　偏偏此时美军实际指挥官已由麦克阿瑟换成了李其微。李其微反复研究了志愿军的进攻规律，发现志愿军机械化程度差，攻坚能力弱；进攻只选择夜间，而且是选择月光最有利于志愿军的那段时间；每夜推进速度最多只能达到20公里；后勤供给能力差，每次持续进攻和推进的时间最多只有一周左右，于是早有准备。志愿军猛攻，他并不死守，依靠猛烈炮火大量杀伤我军后，他就撤出战斗，但每夜最多只退20公里，让志愿军刚好能赶上，第二夜再战再撤。一周以后，志愿军所带粮食弹药基本耗尽，被迫撤退之时，他却令美、韩军队展开全线反攻，突击部队开足马力直插志愿军后方，占住桥梁、渡口、高地，对弹尽粮绝的志愿军进行前后夹击，志愿军伤亡和被俘极其惨重，使朝战场的战争态势和部队士气转瞬间易手。痛心不已的彭德怀顾不得第三次战役尚未结束，志愿军正在溃退，就亲自赶回北京，诉苦陈情。他当然不敢明白指责毛主席，他是要把前线的真实情况告诉主席和中央，设法挽救危局。毛主席之后虽然不再对前线直接发号施令，指挥用兵。但得势不饶人的李奇微却很快发动 “绞杀战”，志愿军再次陷入苦战之中，整个朝鲜战场也进入了美军全面进攻、志愿军全面防御的阶段，阵地屡失，伤亡激增，局面差点撑不下去。

　　朝战中毛主席左倾冒进的错误，因为志愿军最终稳住了阵脚，战争最后也体面地结束而没被追究。但是，从土改到初级社、高级社，从农村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却一再左倾冒进。1956年底，中央察觉问题严重，周总理领导了“反冒进”工作，毛主席也发动各阶层提意见——即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随后他又迅速反右倾，几乎所有提了意见的都遭殃，全国划了50万右派（主要是知识分子），周总理也因“反冒进”而公开做检讨。毛主席武断地说，经济发展方向不是左倾，而是右倾，要加速“超英赶美”，跑步实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被鼓动起来。大跃进出了大问题，中央派了多个工作组（包括彭德怀）去农村调查，结果1959年庐山会议原定“纠左”，又被他搞成“反右”，彭被打倒。大跃进错误继续发展，终于导致1959年底至1961年底全国大饥荒，饿死了 3000万人（我村饿死20多人）。1962年北京7000人大会，毛主席主动退出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负责，至 1965年，各方面工作已走上了正轨，人民再度衣食无忧，他又要干预行政工作了，官员们不听，他就利用年轻学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年代，对毛主席完全不许任何人发出一点点不同意见，不管你是普通工农兵群众，还是中、高层党员，不管你是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内容，全国各报、各广播电台必须忠实传播。当时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个虚拟的人名，两报一刊社论，都是以“梁效”的名义发表。谈什么民主集中？什么集思广益？主席个人意志凌驾于全国之上，主席个人一再出现的错误决策变成全国人民必须咽下的连串苦果。

　　我发现，毛主席对封建帝王权术的研究非常深，用得非常老练，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根本斗不过他。而且，不仅当时一些失败者以为自己是真错了，而且至今还有很多人仍然不明就里，糊里糊涂为他唱赞歌。

　　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确实很英明，但却写于战争年代，只能表明建国过程中毛主席的功劳，并不表明治国过程中他的功劳。实际上，在治国过程中他之所以犯下一连串的致命错误，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战争年代的处事原则与方式，包括违背他自己所写的《矛盾论》与《实践论》之精神，甚至完全走到了《矛盾论》与《实践论》的反面。

　　说来好笑，毛主席当年刻意实行“愚民”政策，知识分子备受歧视和打压，大学中专招生根本不考试，全依推荐，所有人不许思考、讨论、特别是质疑国家大事。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后，下面虽然也要学习和讨论，但主题是如何贯彻下去，决不容半点质疑，人民只能被动忍受。但如今不“愚民”了，办学规模扩大了很多倍，让更多人有了知识，也允许人们探讨和质疑国家大政方针了，但人们却反而美化、怀念“愚民”的时代——太多的人虽有了知识，却并没有探究事物本源的能力。民智的开发，理性的成熟，可谓任重而道远。急功近利的办学指导思想，真值得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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