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香港纽约制造暴力和恐怖纪实

taoxin

前台湾联合报北美世界日报名报人

李　 勇　　　 专稿

之一

中共在香港纽约制造暴力和恐怖纪实

一、中共香港“暴力团伙”烧杀炸闹，无所不为，制造恐怖在先

　　中共在纽约的一些爪牙，今年六月廿三日晚间在纽约市华埠的“解放区”（即华埠东百老汇大道与地威臣街一带），向一群法轮功的会众展开“武斗”，把法轮功一名年轻会员李军打伤。事后李军持验伤单向纽约警察第五分局报案，警方派人到“解放区”逮捕头号打人者梁冠军，但梁冠军闻风逃走，事后由一名叫黄克锵的华人陪同到警察第五分局自首，经讯问后移送法院，被控三级袭击的刑事罪。

该场“武斗”首犯梁冠军是中共干部口中的“侨领”，其实他与另外打人者当年在大陆文革中是一批极端左倾份子。他们深知暴力起家的中共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五十三年来全靠暴力控制广土众民，他们当年打砸抢在中国大地受到共干赏识，现在到了海外，当然更希望争取到中共驻海外干部宠爱，让他们有赚钱发财的机会。

其实海外亲共份子的“武斗”与中共在大陆的表现一样，已成为一种共产党传统，他们相信“始皇帝”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相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真理”；他们认同中共的革命暴力理论，要打倒阶级敌人，要埋葬资本主义，只有诉之于暴力，否则就不叫“革命”。

中共在海外的爪牙，早在没有成气候前，就已经开始倾向以暴力对待非共份子与“反革命”人士。因为中共政权本身，从建党那天开始不论对内对外，都以暴力为最高诉求，尤其是大陆沦共后更把暴力武斗向外扩展，祸延平民百姓。撇开中共在延安时代与在苏区境内的历史性暴行不说，单就他红色政权在中国大陆建立那天开始，就在国内城乡和知识界连续地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镇压运动，批判斗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等。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被中共屠杀的中国人总数有五千七百万，死亡人数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中共不但在中国大陆屠杀同胞，同时把暴力输出到海外的自由国家与地区，首当其冲的是五O年代到七O年代的香港，然后是八O年代至今的美国。

先说香港。一九四九年大陆沦共后的两年间，数以百万计大陆同胞逃到香港定居，或者经过香港借路转去台湾及欧美、纽澳、日韩、越柬，其中以香港收容的难民最多，高达二百多万人。这些逃避共产灾难抵达香港的人中，有七千多人是国军的伤残人员，他们断手断脚、扶老携幼抵达香港，港英政府基于人道理由，只好接受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东华医院与广华医院，有一部分则散布在中环的花园广场靠乞讨维持生活。港英政府为了市容观瞻，只好把他们送到摩星岭一带，替他们盖搭了几百个三角棚当作暂时难民营，每天供应两餐饭，让他们安定下来。

港府的人道措施遭到中共强烈反对，他们说这些难民是流寇，基于毛泽东穷寇必追的理论，港府应该把他们遣返回中国大陆，由“党和人民”清算斗争后处决。

英国政府虽百般讨好中共，并首先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但却不敢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这七千多名伤残国军残馀才可以苟活下来。中共方面当然不会甘休，故意派出他们的爪牙到摩星岭一带跳秧歌舞，爪牙中甚至有人身怀枪械，当摩星岭难民跑出来指责跳秧歌舞的中共爪牙时，混在人群中的共特便掏出枪械向难民射击，并高叫杀死反动派，幸港英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才把事情平息下来，但对香港社会已产生严重影响。

所有逃到香港的人都忧心忡忡，为了安定社会，港英政府乃于一九五O年六月廿五、廿六日，以两天时间，把七千七百十九人用木船载运送到偏僻的将军澳海湾附近的一座荒山。这座荒山当地人叫做“吊颈岭”，原因是四O年代一名英国商人在这座荒山开了一家面粉工厂，因生意失败导致工厂倒闭，该英国商人乃在荒山的厂房内上吊自杀死亡，从此荒山就不再有人迹，港英政府把难民安顿此处后，把“吊颈岭”改名为“调景岭”。

香港中华厂商会会长高卓雄及若干善长仁翁发起成立“港九各界救济调景岭难民委员会”，在调景岭一个填海出来的大坪附近山坡，搭建了一千二百个A字棚、三十座葵棚、三十栋木屋，让七千多难民有容身之地，同时每天发给两餐饭菜。

但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不绝，他们知道有一个收容难民的调景岭，便纷纷乘船或翻山越岭到调景岭定居，不到一年，已有一万六千名不列入港府难民名单的难民抵达调景岭，他们没有居屋，自己盖搭棚屋，没有饭吃便以绣花、做火柴盒、十面包皮糊口。

调景岭难民在调景岭内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拥护中华民国，并盼望台湾的国军早日反攻大陆、光复国土。中共政权因此对这些难民更为深恶痛绝，不断派他们的爪牙到调景岭的棚屋放火，并在山沟水中放毒，要把难民们烧死毒死。七千多人曾经有多次因火烧棚屋餐风露宿，也有多次因饮用毒水而中毒以致奄奄一息。甚至有人被烧死毒死，因此引起国际人士注意并关切，中共的暴力才开始收敛，但并不停止。



门前高处的褪色撕裂国旗,仍然飘扬在蓝天艳阳下,多难兴邦,让中华民国的国旗都世代守护著...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傍晚，广东台山籍的三十一岁男子陈寒波，在九龙黄大仙竹园联合村的觉荫园住处附近，被中共派到香港的杀手开枪击中胸部死亡。经香港警方调查，陈寒波是中共尚未夺得政权前重用的特务，因看穿中共残民祸国的真面目，四九年从大陆南下逃抵香港，经常在报上发表抨击中共的文章，人称“反共作家”。他所写的畅销书是一本定名为“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新生”，中共在香港的报纸曾对此大肆攻击，骂陈寒波是“反共、反华、反人民”的“三反顽固份子”。香港警方判定这是政治暗杀，不可能破案，传讯了几个关系人之后就不了了之。

不过后来有人查出，陈寒波原在中共华东区特务头子杨帆手下工作，地位重要，他叛离中共逃来香港后，杨帆曾扬言要手刃此叛徒。不过杨帆到了文革，也因为是刘少奇的亲信被打成叛徒工贼，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家破人亡，为自己的杀人罪行付出了代价。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上午，香港湾仔星街天主教炼灵堂内主持神职的两位神父──程野声、魏蕴辉，均被人以刀刺及棍击打死在他们的宿舍内，室内电话线被剪断，财物金饰现金均在。警方根据两位神父的言行判断，他们死于政治暗杀，原因是两位神父所办的“公教报”与“时代学生报”均坚持反共立场，曾接到不少匿名恐吓信，要他们立即离开教堂，并在公教报上刊登“离职启示”，否则“人民”不会放过他们。两位神父并不向这些恐吓信屈服，没想到果然遭到中共“人民”的毒手。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一名外省籍男子郭大可被一群大汉在九龙城嘉林边道追杀，身中四枪不死，但身上一批文件被抢走。后来知道此人于四九年从大陆逃到香港，身上藏有中共不愿公开的文件资料，因此遭到枪杀，文件被抢去，案件当然无法侦破。

一连串政治暗杀发生后，英国远东情报局派人与中共方面表明英国的立场与态度，希望中共方面节制，不要再在香港从事暴力暗杀行动，否则英国将向国际间公布中共罪行。至此，中共在香港的暗杀行动才略有收敛，但暗杀计划仍在拟定，只是不敢下手。

一九五三年四月，从上海逃到香港的女新闻记者许瑾女士，出版了一本名为《毛泽东杀了我的丈夫》的书。此书只有一百四十二页，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香港创立的亚洲出版社出版，内容是叙述许女士丈夫莫自新被中共枪杀的经过，同时披露中共统治下上海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如何展开。这对中共宣传的“新中国”如何得民心完全相反，于是许瑾女士遭到一连串恐吓。中共方面并透露一张要处决对象的黑名单，许瑾女士被列为第一个被整肃处决的对象，其次是撰写反共政论的名作家李焰生（笔名马儿），第三是新闻天地杂志社的卜少夫，第四是另一粤籍政论家黎晋伟。这些黑名单上的人，都接到过恐吓信，信内附有子弹头与刀片，内容都是说要取他们的性命。

在恐怖气氛笼罩下，许瑾女士知道不能再留在香港，只好带着三个儿女离开香港去台湾，回到她从前服务过的《中华日报》做事，这才摆脱了中共暗杀的阴影。（日后许女士又带着儿女逃去西班牙，辗转来到美国，定居纽约，去世之前曾向笔者说及这段可怕的经历，并历述她逃难的辛酸。）

此后，中共在香港的暴力行动息止了一段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又再复燃，到了一九六七年更发展到了高潮，终于引发香港暴动，不少人死在中共爪牙的定时炸弹上，首先遭殃的，就是当今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董浩云的东方航运，早期在台湾创业，后来发展到香港，并成为亚洲船王。发迹后的董浩云，一直梦想办一个“海上学府”，他买下了伊丽莎白豪华邮轮，驶到香港，投下巨资改装成为“海上学府”，准备招收学生四海遨游。

那时候董浩云主持的“东方航运”奉国府为正朔，上面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并以中华民国的国花──梅花作为公司标志。这种表现在中共眼中是不可饶恕的“反动”及“反革命”罪行，于是中共便命令他们在香港的爪牙给董浩云一个警告──当伊丽莎白号改装成为“海上学府”的当天，一场大火竟然就把这艘豪华游轮烧焚，所谓“折戟沉沙“，在九龙海滩上，成了一堆废铁，粉碎了董浩云办“海上学府”之梦。

没有想到，当董浩云儿子董建华被中共赏识，出任香港首任特首（行政长官）之后，竟颁奖给当年放火烧他父亲游轮的工人头目杨光，表扬他对香港的“贡献”，这真是闹了个天大的历史笑话，叫人哭笑不得。

中共爪牙放火烧船之后，港九人心惶惶，大家争先恐后移民离港，今日许多生活在美加、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老侨，就是那个阶段移民来美国的。然而，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当中共策动的香港暴动进入高潮之际，一名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节目的香港人林彬，因在节目中抨击中共在香港暴行并谴责暴力，骂搞武斗的左倾份子污糟腊塌（广东话﹕肮脏卑劣之意），竟被中共活活烧死。

林彬在香港商业电台的节目称为“大丈夫日记”，每天定时播报并评论香港发生的人与事动态。那时候，中共在香港的爪牙游行示威抗议港英政府，主张“祖国”立即收回港澳、解放台湾，达成祖国的和平统一。他们除了到处张贴大字报（甚至到港督府外面贴了满墙大字报）外，还在港九闹区放置炸弹，上书“同胞勿近”，藉此表示炸弹是要炸死港英的白皮猪（英国人）、黄皮狗（香港官员及警察），但每次炸弹爆炸，炸死的都是华人，而且是无产阶级的斗升市民，全香港五百万华人大为愤慨。林彬据此在香港商业电台的“大丈夫日记”中每天反映市民意见，不但骂左仔，更骂北面那个祸国殃民的政权。听众每天收听后，还打电话去电台，也跟着大骂中共政权及那个“战无不胜”的毛贼。

这种民气反应，令中共政权十分头痛，于是下达命令要收十林彬。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个黄昏，林彬与他的弟弟驾一辆敞蓬汽车返回他在九龙窝打老道山的家中吃晚饭。当汽车驶到他住所那条街口，发现街中竖立了一个修路的路牌，说明此路不通。林彬见状立即停车倒退，就在一刹那间，路旁走出三名彪形大汉，其中两人各拿一桶汽油，分别泼在敞蓬车内的林彬与他弟弟身上，另外一人则划了一支火柴丢在他们身上，轰然一声巨响，两人浑身火焰冲出车外，走了几步就倒在地上，然后活活被烈焰烧死。

次日，林彬兄弟被中共派人烧死的消息成为香港传媒的重大新闻，几份中共喉舌──“大公报”、“文汇报”、“商报”、“晶报”（人称左报）则幸灾乐祸说林彬“民愤极大”，被“人民”所唾弃，因此自找灭亡，并说这是“人心大快事”。其报导方式与纽约中共喉舌“侨报”、“明报”等报导法轮功会众被殴的内容近似，使香港人有时光倒流的感叹。他们不禁要问﹕胡锦涛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有什么不同？

另外一个被中共仇视要剪除的文人是在“星岛晚报”上写专栏的名作家万人杰（本名陈子隽），他每天在晚报的专栏“牛马集”上大骂扰乱香港安宁的左仔与北面那个残民政权。由于读者喜爱他的专栏，把“星岛晚报”的销量推上香港第一位，把中共办的“新晚报”打在后面。不但如此，读者每天写信或打电话给万人杰，向他透露左派集团及中共政权在大陆胡来的种种内幕，使万人杰的专栏更有可读性。于是中共爪牙先去信恐吓万人杰，接着打电话去骂万人杰“反华、反人民”。

由于有林彬的教训，香港警局政治部派出多名密探到万人杰住所及办公大楼外保护他安全，并劝万人杰搬到政府提供的大楼居住以策安全，但万人杰表示不怕左仔暗算，他决定与中共政权及其在海外爪牙周旋到底。果然，警方密探及停车场的管理人员不止一次在万人杰的座驾下面发现左倾份子放置的定时炸弹，若非港府防范得宜，万人杰早就在香港六七年暴动中被中共爪牙杀害。

二、中共纽约“红卫兵团”文攻武打，样样都来，始藉保钓而起

到了七O年代，正是中共红卫兵血洗中华故国之后，中共爪牙又借着台湾留学生掀起的保钓运动，把他们杀人放火的“武斗”革命暴力行动转移到了欧美地区，在欧美地区的华人社区展开打砸抢骂，一时间风起云涌。他们训练一批土生华人配合来自港台两地的左倾份子，学习杀人打架的恐怖活动，创立了一个叫“义和拳”的组织，说是以拳头来对付洋人及依附洋人的华人，实际就是中共红卫兵打砸枪抄运动在海外的“延续”。因为这些“义和拳”组织者，师承大陆红卫兵，六O年代在纽约活动得最积极。他们学中国功夫、练西洋拳，经常出现在歌颂毛江、吹捧林周的集会上，谁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们立即蜂涌上前殴打；经常借着假期在纽约华埠中心闹区，向来往行人发送“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万岁”、“江青同志万岁”的传单。他们认为，这就是爱国行为，中共方面当然对他们表示赏识。

这些红卫兵份子不但在华人社区活动，也散布在美东各大学的华裔学生团体中。他们一个个好勇斗狠、盛气凌人，仗着他们拳脚功夫了得，经常到各大学学生开的非共会议上闹场，谁拦阻他们就打谁，其积极程度与此刻在华埠殴打法轮功学员的梁冠军相类似；不同的是，法轮功人有备而来，拍下梁冠军指挥打人的照片，然后凭照片向警局控告梁冠军打人，并要梁接受法律制裁，而当年中共海外红卫兵所对付的却是毫无戒备的爱国华侨。

一九七六年七月卅一日晚间，纽约两份非共政论杂志──“乡亲”与“自由人”假哥伦比亚大学伯爵堂举行中国大陆问题座谈会，中共爪牙唆使红卫兵“义和拳”去哥伦比亚大学捣乱。他们挥舞刀枪、大叫大嚷，使座谈会办不下去，于是主持会议的人报警，把红卫兵“义和拳”的人抓了几个送去法院，双方对簿公堂。当时中共在纽约喉舌──“美洲华侨日报”还以大字标题宣示“造反有理”、“武斗无罪”，然后表示要与“反动派”周旋到底。其“义和拳”组织的红卫兵性质，也就泄露无遗。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拆开邮包时被包内预藏的炸弹炸断手臂，经台湾警方调查发现，此一恐怖活动是台独份子王幸男所为。于是纽约亲中华民国的华侨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座谈会，声讨恐怖暴行，中共方面立即命令哥大擅长武斗的“红卫兵”去会场破坏。因主办座谈会的人早有准备，与滋事的左派份子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抗争，并把滋事者告上法院，压下了左倾份子支持台独的气焰，也使武斗息止了一段时间。

当时“世界日报”曾以大篇幅报导此一新闻，并发表评论强调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武斗”解决不了问题，也说服不了别人，主张大家心平气和讨论问题，不应诉诸武力。

那些年月，“世界日报”被台独份子与亲共的老保钓份子视为国民党的喉舌，眼看“世界日报”的崛起，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影响了他们的活动，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世界日报”。当时整个“世界日报”只有我一个人从事外勤采访工作，每次抵达武斗场合，除了有人挑衅指骂，并有若干面目狰狞的男女拿着摄影机迫近拍照。中共喉舌雇佣的所谓“记者”更肆意在“武斗”现场指手划脚、神气活现。

对这种变相恐吓的拍照，我十分反感，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我想出办法，准备了一批彩色半身照在身上，照片后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有人趋近拍照恐吓，我就走近他们把照片送给他们拿回去，并叫他们不要浪费底片拍我的像，这种办法果然使拍照者自知没趣，不再骚扰。

当然，在采访中也曾遭遇被左仔包围叫打的场面，幸亏我曾经在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暴动时去香港采访，见过左派份子对付记者的武斗，有了经验，知道怎么对付他们，总算逢凶化吉、保住性命。

左派份子不敢明目张胆武斗，却悄悄在晚上到“世界日报”在华埠窝克街四十七号的社址破坏，阴谋投书到英文报章造谣攻击传统侨社与“世界日报”。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左倾份子以强力胶注入“世界日报”大门的锁孔中，使清早上班的“世界日报”同仁无法工作，延误了两个小时才把锁锯开。

一九七七年八月六日，纽约曼哈顿下城出版的一份英文周刊“村声”，刊出一篇“国民党接管中国城”的报导，除了攻击中华公所、台湾驻美机构外，并把“世界日报”作为目标造谣破坏，一看就知道是左倾份子在暴力之外的一种恶行。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一群不法之徒以铅管石块袭击位于华埠窝克街四十七号“世界日报”总社的门窗，把玻璃砸坏；一九八O年四月十日又纵火烧总社所在的楼宇；一九八O年六月十一日，又有人以强力胶灌入锁孔，使大门无法打开。中共喉舌于是乘机报导说，“侨胞”痛恨国民党喉舌造谣，给“世界日报”一个警告，那些恨“世界日报”入骨的亲共“老保钓份子”更投书“左报”幸灾乐祸。

除了武斗、破坏之外，他们还投书到“纽约时报”大篇幅报导“世界日报”不但是国民党大本营，更与侨社黑社会联络欺负“爱国”华人，破坏祖国名声，反对祖国统一。

此刻在纽约从事经济活动的一名王姓华人，由于他中学从台湾移民来美国读书，再加上曾经在美国服过兵役，因此英文讲写都不错。在纽约左倾运动最激烈阶段，他以左倾华文报纸记者的身份，写了一篇读者投书到“纽约时报”，骂国民党、骂中华公所、骂世界日报、骂孔夫子，由于文笔不错，“纽约时报”把它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元月廿日的第二十一页的头条位置，并做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国民党就在此地”（The
Kuomintang Here）。

王瞻这篇文章除了介绍他自己的出身外，并以“客观”的身份掩盖中共爪牙在海外的种种暴行；相反他指责国民党与华埠黑社会势力勾结残害侨胞，力指国民党豢养的政治打手在海外各地横行，把中共爪牙形容为一群被迫害的绵羊，把台湾来的人形容成穷凶极恶。果然在这种烟幕下，一个在左倾侨团内反对挂五星旗的华人翁瞻，被人在孔子大厦停车场出口处近距离开枪打死；当时的中华公所主席谭中平（已去世）屡屡接到恐吓电话，为了安全，他经常佩戴自卫手枪上班；另一个侨领李文彬，则在自己经营的餐馆内被人刺杀重伤。

有一个在台湾读政治大学的香港侨生丘瞻，也在华埠针对“世界日报”『破坏』，向美国情治单位密告“世界日报”是国民党特务大本营，与香港的东方日报老板马惜珍勾结，而马惜珍因在香港贩毒被捕潜逃至台湾求庇，“马惜珍”与“世界日报”社长马克任同姓，而且是贩毒同伙。

美国情治单位对“世界日报”是否国民党特务没有兴趣，但对“世界日报”有贩毒嫌疑则很关心，于是展开一连串明查暗访。中共在纽约喉舌就乘机推波助澜，刊登诽谤“世界日报”的新闻，说“世界日报”是马惜珍投资，又说“世界日报”的副刊与香港“东方日报”副刊一样，是“东方日报”供稿。

丘瞻甚至策动左倾激进的土生华人到“世界日报”门前示威，到地铁站发传单叫华人不要看“特务报”与“贩毒报”。但此刻，这个丘瞻却在香港主编一份周刊，并用尽办法混入“世界日报”写专栏，这种行为比暴力更为恐怖。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老婆江青及党羽在一场政变中被捕下狱。“世界日报”收到这则电讯消息时，报纸已经出版，为了争取时效让读者知道，立即出版“号外”，除在街头散发外，并在华埠重要地点张贴。没有想到，一群左倾份子蜂涌而出要当众殴打送号外的人。这些左倾份子中有“红卫兵义和拳”份子、有“老保钓”、有中共在纽约的爪牙，他们大骂“世界日报”造谣，次日并在当时的中共喉舌“美洲华侨日报”上把“世界日报”说成是“世界谣报”。

那群永远效忠毛江的左倾份子，一直主张“江青做毛主席的接班人”。他们认为，新中国妇女已顶住半边天，为什么海外反动传媒如此歧视女性，以江青同志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她应是当之无愧的“革命接班人”，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世界日报”居然造谣诽谤她，当然应该打。由此可见中共的欺骗渗透和暴力颠复，并非始自盲流出身的梁冠军也。

左倾份子最激烈的活动是一九七六年孔子大厦落成、孔子铜像树立的阶段。那时候中国大陆正掀起批林批孔狂潮，中共爪牙及他们的同路人也在海外响应，把孔夫子当作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动派及阶级敌人加以批斗。因为孔子大厦以“孔子”命名已经“反华”透顶，还要在大厦前树立孔子铜像更是伤害十三亿人民的感情。何况这座铜像又是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所送，可见存心与“祖国”作对，是可忍，孰不可忍，非想办法破坏不可。于是他们用铁棍殴击孔子铜像、破坏基石，并向铜像泼红漆、贴标语，声称打倒孔夫子、林彪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完成“祖国”和平统一。

当孔子铜像树立那天，中华公所属下六十侨团均派代表到场举行一个祝贺仪式，面对铜像并挂五星旗的崇正会会众大为不满，纷纷向参加仪式的侨领掷鸡蛋，幸亏警方有人驻守现场，立即展开侦查行动，防止情况恶化，才没有武斗暴力事件发生。经过这番骚扰，侨胞才真切地了解了中共在纽约的动向与他们的暴力倾向。

不久前，法轮功会员游行经过崇正会门前，也遭到一群不知名的左仔袭击，他们把法轮功会员当作孔夫子与国民党反动派，总之这些中共爪牙必然是爱中共所爱、恨中共所恨。当然，此刻他们已不再仇视孔夫子，也不把国民党当作头号敌人了。

早年中共在纽约的爪牙，以国民党为敌视对象，他们拉拢台独份子一同为推翻国民党努力。现在，国民党在台湾失去了政权，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形形色色的反共人士，对已成为北美最大华文报纸的“世界日报”不再打击，相反极尽拉拢、讨好、收买、渗透之能事。因为现在他们在美国的大敌就是法轮功人与反共人士，其中民运份子虽然将近三十万人，他们曾借“六四”被中共迫害要求政治庇护而取得美国居留权，此刻已入籍成为公民，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过桥抽板，不但不再痛恨中共政权，相反为中共唱赞歌，中共也不再防范他们。所以，现在中共在乎的是法轮功庞大的会众，因为他们有计划、有行动，既拥有报纸又据有电视台，令中共十分头痛，因此他们只要找到机会就要向法轮功会众下毒手。梁冠军之所以袭击法轮功学员就是这个道理。海外大多数华人都是中共暴力武斗下的受害人，因此对法轮功的遭遇表示同情，我相信美国法律会给法轮功会员一个公道，也会制裁那些误把美国当作中国的左倾亲共份子们。

WXL99

不用怕，不要躲，把邪惡曝光，自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