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揭遵义会议真相

小波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历史学者高华在报刊发表文章，谈到了中国有关长征的一些事实和真相问题。高华说，中国一些老红军对长征的一些回忆，在编辑中被刻意删除，导致现在留下的一些是不完全的记忆和真相。
    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华在羊城晚报(12月4日)发表文章，题目是：红军长征记忆中有哪些真相被删除了？文章说：中国工农红军35年长征到达延安后，(36年)曾组织参加长征的军人写过一本书(从200篇稿件50万字中筛选编辑)，由作家丁玲，成仿吾编辑，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统稿，朱德题写书名：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
    高华说，美国记者斯诺写《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着中国》很多素材都源于此书。但是，这本书后来并没有原汁原味出版发行，总政治部1942年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印发部分内容，给了部分“同志”，并希望他们“妥善保存”不得转借，不得翻印。
    长征(1934.10-1935.)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共产党1949年当政以来，长征一直是执政者用来教育人民的重要内容。用各种形式和题材表现长征的作品汗牛充栋，文革前创作的[长征组歌]是用声乐舞蹈形式赞美长征的最有名文艺作品。
    中共一直教育民众：长征是战略转移，把共产党和红军根据地从江西瑞金转移到了西北延安；特别是贵州遵义会议(1935,1,15-17)，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大事。
    但是，根据红军长征记一书，很多事情并不是当局后来宣传的那样。高华说，“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
    高华说，直到1954年，中宣部才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次发表，删去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五篇文章。第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仅“收入54年版本的51篇文章，”仍然没有收入何涤宙这篇“遵义日记”。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作者高华说，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
    但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没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
    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的红军高层在遵义一次会议，中共后来认为这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至关重要。参加了长征的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遵义会议放光辉”这段唱道：
    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
    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
    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
    雄师刀坝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
    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这样介绍遵义会议：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人民网是这样介绍的：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也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中国百度百科、互动百科也都提到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是，海外出版的一些相关书籍和会议，都没有提到邓小平。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王明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政治局有12位委员，有五位缺席(项英留在原中央苏区，任弼时在红二方面军，张国涛在川陕苏区，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出席会议的7个委员是：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邓发，洛甫，陈云，朱德。(哈耶出版社2009年版51页)
    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在其书《博古和毛泽东》中说，遵义会议第一天(35年1月15日)，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是6个：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洛甫，陈云，(至于人民网和中共网上所说的朱德，刘少奇，秦福铨说他俩还有邓发和凯丰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二天，中共高层决定改为扩大会议。秦福铨说，增加的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总人数19人，10人有表决权”。秦福铨的书，也没有提到邓小平。(大风出版社09年3月版，121页)
    旅英作家张戎及哈利戴所着《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提到了遵义会议，也没有提到邓小平。历史学者高华在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中，提到了刘少奇、林彪、王稼祥、聂荣臻，也没有提到邓小平。中国学者何方在其著作《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中，用很长的篇幅(两章)谈到了遵义会议，也没有提到邓小平。海外的维基百科也没有提到邓小平。
    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其组织上职务上得到哪些提升，也有不同说法。中国和海外有各种介绍说，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共产党网、人民网，百度百科，互动百科，维基百科，秦福铨书，高华书，何方书)。
    但是，王明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力图篡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但没有成功。秦福铨在其书中说，遵义会议前一年(34年1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12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涛、毛泽东、顾作霖；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并成了书记处(政治局常委)，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在这个会上，决定设立总书记(《博古和毛泽东》18、19页)，博古担任这一职务。
    张戎在其书中(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 120页)说，莫斯科1934年1月认可的中共书记处有7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首领张国涛。
    张戎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上了书记处书记”。高华也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高书：83页)。何方在其书中(利文出版社05年版7页)说，毛泽东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地位仍然在四名中央书记(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没有什么“实权”。何方说，在遵义会议后，“很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洛甫)。”不过，何方也说，1936年6月，张闻天给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抵达延安后的情况时说，中共当时常委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
    各种资料都显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只是同周恩来、朱德一道，组成了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三人团]，成为最高军事指挥部中的一员，主要任务是帮助周恩来。政治局常委分工是：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张闻天负责宣传，周恩来管军事，毛泽东帮助周恩来管军事。
    在政治上，毛泽东并没有因为遵义会议就当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按照何方的书中所说，中共最高层，一直到了1938年，对外宣传排名时，毛泽东排在第一的位置才固定下来。
    王明在其书中说，中共“伪造遵义会议历史”，他说，斯诺(Edgar Snow)多次同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及遵义会议的其它参加者谈过话，这些谈话记录也都经过他们本人的审查，并发表在《西行漫记》中。
    王明说：“然而，在斯诺的书中，逐字逐句、从头到尾、无论读多少遍，都无法找到毛泽东后来所捏造、那种对遵义会议历史的论述的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