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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揭露重庆模式是薄熙来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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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3 13:29: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的家乡,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西南山区,除了单位上“上班的”人以外,当地大多数人常年在外打工,经济并不发达。高山地区被称为“界”,条件艰苦,居民们几乎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条件好一点的地方,也只能在陡坡上种植少量玉米、小麦,收成还不能满足居民每年生活口粮所需。但山间的“坝子”就比较富庶,居民们多种植水稻,特别是一些文革时候的示范区,不但水利设施建设得比较好,甚至还曾经一度通电、通车;此外,临近坝子的山势平缓地带,也被开垦出来种植小麦,或经济作物。县城就是这样一块坝子,并有大河穿城而过(这是建城的基本条件)。在农村,以前人们都住木房子,在地势崎岖的地方,还会建造“吊脚楼”。由于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很多,农民们也多半赚了一些钱,于是年轻人便更愿意住在新式“别墅”里,而不习惯旧的木房子。这是一种两层钢精水泥建筑,它们都是农民们自己设计、自己建设而成的(一般都是雇上三、四位老乡,再加上自家劳动力)。在外地,这些人多半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因此学到了不少建筑技术。但他们自建的房子审美价值很低,被人戏称为“火柴盒”。县城内,按照“三线建设” 的要求,原来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化工厂、药厂、烟厂、酒厂、机械厂、丝厂等等,但基本都已倒闭,或者由集体变为私有。工人失业,也加入了外出务工队伍。

  然后来说“重庆模式”。说白了,它就是一种特殊的“书记”主导模式。我只就我所知道的范围谈谈本县的一些情况。首先是县城改造。这一工程是由政府事先做出规划,有计划地对县城进行成片地拆牵重建。一些单位,比如政府机关或学校,被强行搬迁到县城周边地区,以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要负责监督工程进展进度,并定期对消极怠工的施工方提出通报批评。由于主要是单位搬迁,整个过程中发生的纠纷的情况并不是很多。涉及普通居民搬迁,政府的安置工作做得也比较好。

  其次,改善城内交通。县城原本就是一个坝子,一条河穿城而过,政府把河两岸的主干道规定成单行道,中间架桥,这样就可以解决交通赌赛问题。但主干道上,原则上取缔了小摊小贩。实施村村通工程。重庆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修建公路,把重庆辖下的各个区县、各区县内重要的镇都连接起来了;同时,政府也鼓励农民以包干到户或个人承包的方式修建乡间公路,改善农村交通。

  再次,建设工业园区。通过低价购买农民土地,建设厂房,再招商引资,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主要引进的项目是养殖、水泥、建材等等。这一过程也是由政府督办,具体做法是:把建设项目分成若干项,分摊给政府各个部门,谁不能按时完成目标任务谁就受处罚,县电视台还会定期播出他们的工作进展和成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出现纠纷,比如说规划建设用地可能多占用了农民土地,或者有农民认为政府多占了自己土地,就会聚众闹事。政府的一般做法是,如果相关责任部门未能及时处理纠纷,以至于酿成冲突事件,就要追查部门相关责任人责任,同时警察也会立即出动,平息事端,惩罚造事者。我们知道,这方面重庆几乎也没有出现大的乱子。一方面,这跟政府拥有较大权威有关;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各种补偿金基本上是到位的。总之,按照某位基层公务员的说法,政府处理相关问题的一个信条就是:“老百姓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他们必然不会心甘情愿服从政府规划。但谁不想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一等那些设施建立起来,他们自然也就没有话说了。”

  在城市改造和扩张的过程中,至少在县域内,很少出现其他城市所谓的“强拆”现象。被强拆的主要是城郊一些违规乱建的房子,它们是农民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究其原因,首先要考虑到山区的特殊情况,能够被政府划入开发的地区,一般都位于交通要道上,因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资格被“城市化”。其次,这些地方原本就比较落后。比较贫瘠的地方,利益关系也就简单;相反,比较发达的地区,矛盾就会更加复杂。农民们本来就是要出去打工,不务农了,政府再给他一笔补偿金,他何乐而不为呢?再加上好多人常年在外打工,已经变成了熟练工人,这几年他们能赚的钱比较多了,甚至比一般大学生多。只不过,他们的工作多是季节性的,没事干的时候还得回来。但他们的土地并没有完全丧失。在农村种地,现在虽然有了各种补贴,但农民们还是希望得到可预期的收入。由于农业技术落后,种地的风险比上班拿工资要高,如果碰上年成不好,种地就没有什么搞头了。也就是说,农民们本来就更愿意出去打工,对土地的依赖不大。不过话说回来,这也就是在重庆了。我个人是支持重庆模式的。市区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多,但仅就县域而言,仅以重庆一市之力,来决定中国未来,那希望真是太渺茫了。重庆是山区,它的土地很贫瘠。换了平原地区,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土地的收益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坝子上虽然可以种水稻,但以前本地人还要靠吃玉米来接济,才能不挨饿;听说华北平原上,人是不吃玉米的,那都是给猪吃的。

  对重庆发生的变化,大家不能一棒子打死,但也不能说它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了。政府这么强势,怎么来约束它才好呢?因为有人反对它,你说它就是一个主义,没有改善的余地了,但有些地方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其实一线城市,至少就其经济和文化繁荣程度而言,它们真正是值得人们憧憬的,问题是它们现在享受着太多的特权。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并让它们的繁荣惠及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可否认,西部城市现在并不能给年轻人,特别是有知识的年青人太多的发展空间。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但仅就政治体制方面的灵活性而言,给予有政治抱负的人士施展其抱负的空间,同时又对其施加监督,如若其工作难见成效,还可以向他问责,这难道不是值得期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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