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犹太人永志难忘的中华民国外交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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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凤山——中国的“辛德勒”　　二战期间，大量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迫害，逃离家园，四处要求避难。当时，欧洲战势紧张，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无力接纳犹太难民，唯独中国，向历经磨难的犹太民族敞开了大门，接纳他们到中国避难。上海是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港口城市，有很多犹太人乘坐意大利邮轮到达上海。各国租界都不愿接纳犹太人，虹口是公共租界，不受各方干涉，因此最终成为数万犹太人的聚居地和“避风港”。当时的上海，沙逊、哈同、嘉道理等犹太家族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富商，他们积极救援，给予同胞大量的经济资助。他们在虹口开设了咖啡吧、杂货铺和小商店，也在中国结婚生子，繁衍后代。

　　看到犹太人的逃亡历程和逃亡中所接受的帮助，不免让人想起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著名影片《太阳帝国》和《辛德勒的名单》。其实，中国也有“辛德勒”。


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吞并了奥地利，开始大肆迫害、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四处寻找逃出欧洲的途径。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冒着失去生命和工作的危险，毅然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发放了签证，帮助他们顺利逃往世界各地。这名年轻的总领事便是何凤山，他发放的签证被犹太人称为“生命的签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何凤山这样暗中帮助犹太人的无名英雄并不少见，但欧洲历史学家认为，单就个人行为而言，何凤山救助的欧洲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救得都多。何凤山的义举被披露后，以色列人特别感动，今年2月，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政府正考虑把“义人奖”颁给何凤山，这个奖是以色列授予非犹太人的最高荣誉。

　　以色列颁授义人奖的其中两个标准是，其人必须是确实冒险帮助犹太人，而又未曾收受金钱报酬。在这方面，外交官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所以帮助犹太人而遇到的危险相对而言要小一些，但如果能确定他们的行为是违反其政府的训令以致可能危及他们的事业前途时则符合标准。

　　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究竟是一种政府授意的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1938年5月到1940年5月何凤山出任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期间救助犹太人的确是一种高尚的个人行为，因为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与德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不希望何凤山因为向犹太人发放签证而影响到两国关系。

　　关于这段历史，何凤山在回忆录《我的四十年外交生涯》中写道：“自从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恶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便变本加厉，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迫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

幸存者追忆救命恩人

　　很多犹太人在何凤山的帮助下从意大利乘船或通过陆路由苏联顺利抵达中国上海，当然也有很多人利用手中的签证逃到了巴勒斯坦、菲律宾或者其他国家。例如，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兼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副主席辛格的父亲当时便逃到了古巴。

　　目前定居以色列的塞丽维娅-多伦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何凤山的。1938年3月11日，他和何凤山都目睹了希特勒的军队进入维也纳城的情景，也亲眼看到了纳粹是如何毒打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的。多伦回忆说：“何凤山与我们家比较熟，他亲自把我护送回家，并对我们说，只要他还有外交官的身份，只要他还住在我们家里，纳粹就不敢伤害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那以后，何凤山经常到我们家里坐一坐，看一看。”后来，多伦的弟弟被捕，并被带到另一座城市。庆幸的是，他手里握着何凤山给他办理的中国领事馆签证，他才得以获释。多伦和弟弟于1939年离开维也纳，来到巴勒斯坦，后来又迁居以色列。

　　到1938年11月，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关进了纳粹设立的集中营，如果他们的亲属出示前往其他国家的签证或车票，那么就可以把被关的人带回家。所以，自那以后，到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的人数直线上升。

　　基尔达.克劳斯回忆说，当时她丈夫也夹在中国领事馆门前申请签证的长长的队伍里。这时，他看到一辆轿车驶抵领事馆大门，他便把申请表从车窗扔了进去。很显然，总领事何凤山接到了这张申请表，因为克劳斯的丈夫很快就接到了何凤山打来的电话，也领到了签证。

　　到1940年5月何凤山离开维也纳时为止，他到底发放了多少个签证，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但现在掌握的证据显示，到1938年10月，何凤山来到维也纳仅仅5个月，他就已经发出了1900个签证。此后，德国兼并奥地利，对犹太人的迫害进一步升级，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在奥地利注册的185246名犹太人中的70%已经移居国外，仅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人难民便多达18000人。



何凤山签发的编号为1906号的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