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经历：说话就犯罪，不说话反而犯了更大罪

xianfei

国人常常说"因言而获罪"，我不知犯罪学对于"因言获罪"的定义是什么，"言"到什么主题"言"到什么程度才算犯罪。关于这个问题是犯罪学者们才能弄清楚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是因无言也获罪的一个实例，也就是我本人亲身遭遇，绝非虚构，是有证据可查的。

本人在1955年因为向学员们透露了少许苏军在东北的暴行，是真实无误的叙述（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但是触犯了苏军顾问团团长"吉尔卡基"，要求对我实行军法处置。由于校领导和学员（都是少将到上校级）对我的保护，我才免于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按复员军人处理的方式滚出军校，这是我因言而获罪第一个生活片段。因为有了这个生活经历，我从那以后对于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再不敢说三道四。从此开始进入无言状态（这是指对国家、社会、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困苦）不再发出任何声音。我认为这样可以保证自己和家庭的平平安安，不说话总不至于再获罪。这就是我的生活信条。

当"反右"来临的时候因为接受了前面的经验教训，在大鸣大放的过程中，我一言未发，没有对"党"和基层领导提出任何批评，这是因为我内心世界存在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缘故，我把我的思想捂得严严实实，从而逃过了被"引蛇出洞"而戴上右派分子的灾难。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在此期间我被派往基层单位去发掘右派分子和坏分子（坏分子是属于工人层次和文化层度低于初中以下的人们，目前对反右中发掘出来的所谓坏分子似乎至今没有人谈到。然而他们的数量也是不少的）。因为我在基层单位没有发掘出来一个右派和坏分子，引起当时在我所属单位蹲点的马天水（以后在文革期间荣任市委书记）大发雷霆，审阅我的档案，也没有发现很大问题，于是在1957年把我下放到农村劳动。我觉得这是典型的无言获罪。

我的第二次无言获罪是在"文革"中，当我在1966年初听了江青在军队文艺工作那篇会议纪要和评"海瑞罢官"以后，由于我的生活遭遇和经历，使我十分清醒的要求自己慎言，甚至不语。所以我对这个没有发表过一言半语，但是"他们"还是制造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假案，把我关进了监狱，我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没有对我审讯，稀里糊涂就把握判了五年刑，使我遭到家破人亡的迫害。

现今有人大呼"因言获罪"，从我亲身的感受，因言获罪还总算有个由头，而本人是因为无言获罪，虽然事后宣布这一案件是纯属假案，也平了反，补发了基本工资（坐牢期间的伙食费还得扣除，要自己花钱坐牢，其非是天下之咄咄怪事？）我的健康遭到巨大的损害谁负责？我的老母亲因受迫害贫病交加而死谁负责？我的妻子颠沛流离受到屈辱，我的子女遭到精神上的打击这一切的一切应由谁来负责？

有人说国家主席、许多元帅大将、部长、省长将军们不也受了无穷的灾难吗？你因该心平气和了，我说不！他们是因为权力之争，而我是一名贫民百姓，我没有权利的欲望，也没有非分之想，我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平民百姓，我没有权利的欲望，我也没有享受特殊生活待遇的欲望，我如今已经是80岁的人了，我仍心中愤愤不平，有人会说你愤愤不平又能怎样，是啊！不能怎样，然而我心上所受的创伤是永远也无法平复的。我怨恨！我诅咒！我要把这些愤怒的思想带到天国或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