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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蒋介石之人生观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
男女,人之大欲也。其事属于本能的发动,动物皆然,不止人类。人生得真正恋爱,固属幸事。然其事不可必,目恋爱对象,变动不常,灵魂肉欲,其事难分。自生民以来,所谓有美满之姻缘甚少矣。然恋爱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谓恋爱不成,则人生一切无意义,是乃专崇拜本能,而抹杀人类文明进步后之一切高尚观念,或者非洲生番如此,中国不如此也。夫文明人所认为之人生意义,一言蔽之,曰利他而已。盖人生至短,忽忽数十春秋,与草木同腐,以视宇宙之悠久,不啻白驹之过隙。然而犹值得生存者,则以个人虽死,大众不死故。所以古今志士仁人之所奋斗者,惟在如何用有涯之生,作利人之事,而前仆后继,世代相承,以为建筑文明改善人类环境尽力。行此义者,为人的生活,不然为动物生活。得恋爱与否,与人生意义无关也。或曰:此言固是。然得恋爱,始能工作,失恋爱则意志颓然,蒋氏之意仅在是耳。然此亦大误。盖在有道德观念知人生意义之人,其所以结构一生者,途径甚多,不关恋爱。太史公受腐刑而作史记,成中国第一良史;美国爱迪生,一生不娶,发明电学,裨益人类,古今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之不得恋爱者多矣,宁能谓其人生无意义乎。
目蒋氏之言,若即此而止,犹可不论,盖人各有志,而恋爱万能之说,中外皆有一部分人持之。蒋氏如此,亦不足责。然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十八世纪以来之革命潮流,其根本由于博爱而起。派别虽多,皆为救世。故虽牺牲其最宝爱之生命而不辞者,为救恶制度恶政治下之大众,使其享平安愉快之生活故也。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连哉?呜呼,常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夫云裳其衣,摩托其车,钻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则洋场华屋,行则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发此种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评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宁政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因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义之人生?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或曰:天下滔滔,何严责蒋氏?曰:果蒋氏自承为军阀,为官僚,则一字不论,其事亦不载。而蒋氏若自此销声匿迹于恋爱神圣之乡,亦将不加以任何公开之批评。今之不得不论者,以蒋氏尚言革命之故耳。吾人诚不能埋没古今天下志士仁人之人生观,而任令一国民党要人,既自误而复误青年耳。岂有他哉?
【注释】本文刊登在1927年12月2日天津《大公报》上,是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社评初期最有名的文章之一。
1927年12月1日《大公报》第二版上以《今日之新郎新妇》为题登载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头像,并以电讯形式转发了蒋介石写的《我们的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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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是这样的: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十一时二十五分上海来电
蒋介石发表一文,题为《我们的今日》,谓今日得与最敬爱之美龄结婚,为有生来最光荣、最愉快之一日。彼奔走国事以来,常于积极中忽萌退志,前辈常询何日始可安心工作,当时未答,今可圆满答复,即确信自今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即从此始可安心尽革命责任。彼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末归结于今日结婚实为建筑彼二人革命事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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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
作者:陈奎德 出处:驿钊传媒学习小组2005-09-22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
近代中国最富自由独立色彩的报纸《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和主笔,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在他主持笔政期间,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这是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奖项。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并创办《夏声》杂志,1911年归国,任《民立报》编辑。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因其文名,经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张季鸾先生处世颇有棱角,仗义执言,以致曾两度入狱。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他对于宋教仁被刺杀案,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袁世凯死后,他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一介书生,两度落难,两次获救,大落大起,预示了其一生的坎坷与辉煌。
张季鸾染有中国文人的文风余韵,又有现代学人的广博知识,像象梁任公一样,笔起波澜,引领风潮,掀一时之气象,成舆论之重镇。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吴出资5万元使报纸经济独立)合作接手大公报,这是其一生的转捩点。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论及“不党”,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论及“不私”,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论及“不盲”,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这八个字,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灵感骤涌,而是渊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张季鸾为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社评[抗战与报人])
事实上,张季鸾的确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胡适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以胡适之为人为文的平实理性、宽容厚道和冷静渊博,以张季鸾为人为文的理路清晰、见解独到和热情洋溢来看,上述品评,绝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论世,一语中的。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二)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应当注意他所指的《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点。即,《大公报》虽然具有国际媒体通行的商业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它还拥有中国文人论政的深厚传统。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这就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
有鉴于此,他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又提纲挈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而一流的学识经验与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当时有人评论说,张季鸾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这种风格,播洒于万千社评之内,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有助于造就社会上健全的判断力,有益于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迈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M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M?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M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M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
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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