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杜导斌《一个被共产党当成敌人的人有话要说》

張三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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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者张三一言的感想。


    有没有敌人的争论，虽则挫了一下没有敌人论的锐气，但是，争论远还没有结束。

    先理清争论的焦点。一是“我没有敌人”。这在宗教领域来说，没有甚么可争论的。即是在政治领域，有人认为他没有敌人，也是他的权利，别人不好说三道四。刘晓波说他没有敌人，本来不应有太大的争论。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刘晓波的维护者护刘心切，跨真理一步到谬误：把“我没有敌人”换成了“没有敌人”！一跨入这一谬误地界，就不得不用更多谬误掩盖既有谬误，于是就出现了：政治上没有敌人、在中国面对极权共产党也没有敌人、民主政治没有敌人…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理论上寸步难行，道义上输个清光。

    对这种谬误，不能不进行评析。

    其一，杜导斌说：共产党把他当作敌人。这起码说明，即使人们不把共产党当作敌人，但是共产党把民众中的一些人如假包换地实实在在地作敌人办了，杜导斌就是铁证。在中国有人把别人当作敌人，也就是说敌人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东西。说政治上没有敌人、在中国面对极权共产党也没有敌人是100%谎言。

    其二，说民主政治没有敌人，这句话有极大误导成分。

    说民主制度内或者说民主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敌人与敌人的关系，这是对的。但是说民主社会内没有敌人，则是歪曲。其辩解说民主社会只有犯法的人，没有敌人。请问，在民主社会内有人组织恐怖组织进行恐怖活动，这些人和组织是不是民主社会内的敌人？（在民主被阶很常见的）民主社会内组织暴力夺权者是不是民主制度的敌人？更荒唐的是有人歪曲地说，在民主与专制极权斗争中，民主没有敌人──民主不应该把专制极权者视作敌人。

    请问，要求民主的突尼西人民是不是把本阿理视作敌人？要求民主的埃及人民有没有把穆巴拉克当作敌人办？现在要求民主的利比亚人民是把卡炸飞当作朋友还是敌人？如果“民主不应该把专制极权者视作敌人”有理的话，那么，突尼西人民、埃及人民、利比亚人民昨天和今天的作为都是错的，都是犯罪行为。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在极权统治者把你视作万恶不赦的敌人，并镇压民众、屠杀民众的时候，你说他们不是敌人，这是明目张胆的对民众的叛变和出卖。

    我认为在专制极权统治者把民众视为敌人时（像现在的中共），民众必须视统治者为敌人；在专制统治者不视反专制的民众为敌人时（例如华里沙时的波兰、哈维尔时的捷克、甘地时的英宗祖国），民众可以也应该不视统治者为敌人，而视之为可以谈判的对手。

    另一个是更进一步走火入魔，不但不视把反专制民众镇压杀害的极权者为敌人，还美化共产党人性化、人权为治国原则。制晓波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反对就是由他媚共言论引起的。

    有请朋友们自行判断。

    其一，共产党是不是把杜导斌当作敌人办？（同时也是在问，共产党天下到底有没有敌人这个东西？）
    其二，从杜导斌的遭遇中，能不能看到共产党的人性化管理？能不能看到共产党以人权为治国原则？
    其三，你认为杜导斌在狱中会不会感到共产党给了他亲情与温情？

张三一
20110228
香港

杜导斌    一个被共产党当成敌人的人有话要说

从避免与共产党当权者冲突加剧的层面考虑，我出狱后一直保持低调，想借此淡化敌意，保护自己，然而，与一位应城本地小官僚的一番谈话引起我的警觉，我感到有些事如果不公开讲出来，有些理如果不辩一辩，而沉默着任由这帮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么，敌意不仅不会淡化，我的处境不仅不会改善，相反，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出于这个考虑，我觉得有必要我把出狱以来经历的种种公之于众。必须声明的是，我讲下面这些话，不是要炒作自己，而只是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也希望借此机会与共产党官员们沟通一下意见。我本来是很想会一会共产党的应城市委书记，孝感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如果可能，也不妨会会胡锦涛先生，虽然我不忠于共产党，不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我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真理，忠于自己的良心，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存在分歧不可避免，但分歧最好是通过对话来解决，理性的对话也许还能促成某些共识，可这几位大人一直藏在幕后，国保只说我的事他们每周批示一次，可这些大人们的人，我却没机会见到。再说，如果对话不是平等的，大人们摆出高高在上的所谓“父母官”的架子，我也就学学我们的祖先孟柯先生，不会辱没自己去拜见。同时，我把这些公开，也是想提供一个个案，让公众看看，胡锦涛先生在美国公开承诺改善人权，在现实中到底落实了几分。

2010年12月8日，我被从汉西监狱由狱警押解回应城市。尽管我告诉他们，狱警的权限到监狱大门口为止，狱警出监狱大门执法就是非法，但没用。此前在监狱中我就多次申诉，包括不服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申诉，不服被收监的申诉，不服被多关押四天的申诉，不服将我在监狱中所记录的二十万字左右的笔记没收的申诉，但这些申诉全都石沉大海。响应城后，我被直接送进派出所，一位副所长以一本公安部培训警察的教材为据，要求我离开应城必须向他们报告。我回答：剥夺政治权利不包括剥夺行动自由，公安部无权对自身的权限作扩大化解释（现在补充一句：这本教材这样写，那只因为这本教材的编写者是蠢材！是法盲！）。随后一位司法局官员对我宣布，要对我进行小区矫正，我必须每个星期到小区报到一次，每两个星期参加一次公益劳动。我回答：你拿出法律依据来！要说明的是，后来公安局副政委和国保大队队长都对我讲过，他们确实没有法律依据限制我外出；这三个月来，我没遵照那位司法局官员的要求去小区报到和参加劳动，也没谁来强行把我铐去。最后与我谈话的是应城市公安局一位副政委，他说，让我休整一个月，一个月后再上班。此前，在出狱之前大约二十天左右，也是这位副政委，还有一个孝感市国保的人到监狱与我谈话，说是应城市委市政府对我很关心，看我出狱后想去哪个单位，他说，除了党政机关和政法机关，都可以提。我提了回环保局，因为我以前就是学这个的，干这行的，我还是环保工程师；第二是回原来的医保局。他让我再提，我想了想后说，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文联，写写东西是我的特长。他表示会将我的这些意见带回应城，向市委市政府汇报。

从回到应城当天起，应城公安就如临大敌，对我实行严密监控。院子里有摄像头，出院几步就能看到路边停靠有警车，走到哪都能感觉到有便衣在跟踪。这些便衣有的几乎不掩饰，有一个竟然唐而皇之的自己主动坐到我正在吃饭的桌子上来，与我搭讪。我到一位朋友家里小酌，不一会，他妻子就气喘吁吁的进门来要我们散人，说是她接到要我们散人的通知。我到另一位朋友办的书社里上了一会计算机，马上就有位女士进屋，把那朋友喊过去，朋友回头就要求我关掉计算机。事后我还得知，我走后，警察来检查了我上过的那台计算机，并把我上过的网页拷贝了。我还听说，有一次，两个便衣因为把我跟丢了，跑到我这位朋友的店里去撒气，相互埋怨对方不该跟丢了。我偶尔在理发室里打听附近的一家网吧还有没有开办，当我再去那家网吧时，里面只有几个管理人员，问能不能上网，得到的回答是在检修。事后我听说，警察在我去之前紧急通知网吧关门，把所有正在上网的人全赶走，并说明是因为杜导斌要去，那些人说“这个杜导斌怎么这么害人！”分明是警察胡作非为，却把帐赖到我头上。在我到一家网吧上过网后没两天，应城市区的网吧就实行了严格的实名制。国保把我的身份证收走后一直没还给我，所以，祭出这一招来，我到每一家网吧就都碰了壁。有一次，我在环保局办公室上网下围棋，结果，就有人找那位给我提供上网机会的朋友谈话，据他告诉我，谈话内容是，今后不能让我在环保局里上网，如果上了，就要把我上网的内容一一拷下来送给公安局。我当即与环保局的那位负责人进行了沟通。我所发短信的主要内容是：公安局局长都没说过不准我上网，警察都只能偷偷摸摸地让我上不成网，你这位老同事对我做了公安局局长都不敢做的事！计算机归还后，我虽说能在家里上网，但网络速度奇慢，经常性的发生网页打不开，邮件发不出，语音交流时麦克风不能正常讲话等种种问题。

国保一点也不讳言在对我进行监控。一次，国保大队长在我家里掏出个本来，一本正经地对我讲，我与瑞典的张裕通过电话，与《北京之春》的胡平通过电话，与武汉市的秦永敏有过交往，与刘飞跃联系过，这些都是不应该的！我的事上面高度重视，湖北省委一把手，孝感市委一把手每周对我的情况都亲自批示。当时因为他在我家里，是我的客人，出于做主人的基本礼节，我觉得不便与他争较。现在，我要把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讲出来：对我的任何监控、窃听，不是什么美事，都是非法的，都是丑闻！别说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胡锦涛、周永康，在没有法律明文授权的情况下，命令对我实行监控，照样是非法，是丑恶！

在事实上失业一个月后，1月8日，到了公安局原来讲的让我上班的日期，我却被告知，离过年没有几天了，工作的事，干脆过年后再安排。过年之前，公安局、国保大队和小区的有关人员来我家里，以慰问的名义送来了2000元钱，此后，国保大队队长又以私人的名义硬塞给我500元钱。对这些钱我都没拒绝，还表示了感谢！我是这样看的，我被判刑本就是受迫害，从2003年来，3年实刑加4年缓刑，再加上还有2年的剥权期，就因为讲了几句真话，我前前后后得付出9年受迫害的巨大代价！抗日战争也不过8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父母受迫害也不过10年，就因为几句话，我就得受巨大委屈长达9年！而且9年后，到共产党垮台之前，我还不知得受迫害多长时间。我自己，我家人，精神上，经济上所受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也许有人会从道义上质疑我拿这些钱的正当性。我认为，表面上看，这些钱是共产党给的，实际上，这些钱是纳税人的，我研究政治哲学，写作，目的正是为民众主张权利，申张正义，拿这些钱（也许今后还会从政府那里拿钱），我都无愧于心！再说，我主张民主，民主就要兼容，共产党员说到底还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同一个国家的国民本就应该善意相待，共产党过去迷信阶级斗争，是受马列邪教蛊惑的结果，现在共产党不搞阶级斗争了，给我这个持不同政见者以钱，让我能维持生活，说明共产党在对待像我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式上，较之以前有所进步，虽然进步得还远远不够，但有进步总比没进步要好。我如果拒绝，就说明我从情绪上拒绝缓和下来的共产党，而情愿与那个剑拔弩张的、“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的共产党打交道。

在年内的某天，我打电话告诉国保队长，考虑到过年的风俗习惯，正月十五以前一般都不会正常上班，我可以等到正月二十。过了正月二十，如果本地还没有安排工作的话，我就得外出去打工。我不能这样一拖下去，你们拖得起，我拖不起，我得养活自己和孩子。有一天，公安局副政委和国保队长到我家里，当面说：你不要考虑外出，上面领导不允许你出去，已经有意见，准备安排在图书馆，然后抽到文联，钱是每个月一千多，保证能养活你和孩子。后来在电话中，国保队长又说：一过年就给办这事，不用等到正月二十，“我们共同努力把工作的事给安排好，皆大欢喜。”


正月初九，小区负责人在电话中说，要我写个申请，说明现在困难，要求组织上解决。我回答，申请我是不会写的，我又不是吃救济的。大约是正月十一，一位朋友请我吃饭，席间有位文联管事的女士。她应该是来探水深的。她说，文联是给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地方，不歌颂共产党，共产党何必拿钱养这些人呢？你要到文联工作，就得歌颂共产党。我回答：要我歌颂共产党也不是不可以，但有个条件。她问什么条件，我说：一个字一个亿。去文联的事，自然就此黄了。不过，我没拒绝去图书馆。

正月十八，按国保所说，我去找了小区负责人。她说，准备从财政上单独搞个预算，不通过任何单位，把钱直接发给我本人。我听后的理解是，他们是想把我的地位虚弱化，把我当作乞求施舍的低保对象，让我成为必须靠乞求他们过活的可怜虫，而这种施舍随时都可能以某种名义取消。我回答，要给我安排份工作，如果说有诚意，那是太容易了，现在这么一拖再拖，只说明对给我安排工作没诚意。我的要求很简单，要我留在应城市，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还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一系列福利，没有这些，留在应城市对我就没有吸引力。如果说安排有困难，我就不麻烦你们了，我走人，出去打工，你们只要“高抬贵手”就行。

第二天，本着沟通的目的，我与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坦诚地谈了一次。因为我已经答应不将这次谈话内容公开，所以，在这里，我只简单提一提与我工作有关的内容。他也要我写申请，我直截了当地说，要求我写申请是对我的侮辱！你们不过是想让我地位虚弱化，想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我提了我的六种去向，他都一一做了回答。这六种去向中包括出国。我跟他说的理由是，我是研究立法的，我必须到国外有议会的地方去实地考察学习，现在在国内研究这个问题，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他回答，现在对政治犯，对法轮功，对党政官员出国，都实行名单备案制，你不能出国。我从另外管道得到的观点是，当局不允许我出国，主要是基于利益计算，他们把我当成大人物，认为把我圈在应城市，我就是条虫，一旦让我出国，我就成了龙。六种去向中还包括外出打工。从熟人那里得知，每年公安局以我的事的名义，要从应城市财政拿走10万余元。这些钱一部分被国保改善福利，一部分用于对我非法监控，我提出离开应城市，某种意义上也是想减轻应城市纳税人的负担。他回答：我们确实没有限制你外出的法律依据，但上面领导不让你外出（没明说，但意思非常明白，就是有领导要这样，公安就得按这样执行——在这些公安人员心目中，领导永远比法大！），你要扎根应城。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工作的事，还是得“把你的这些意见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而我现在就活在等“领导”发发慈悲的失业状态中。当然，我不可能长期这么傻等，我必须出去谋生，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我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这是我的权利！

就在我满心以为现在应该比原来宽松，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本地一位职位不高但位置比较显要、应该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中一员的官员会在一起。如果谈话仅限于个人交往，其内容我自然不便公开，然而，这番谈话里涉及的某些内容，却不仅与我现在的处境密切相关，而且与我今后在应城市的处境相关——如果我被蛮不讲理地强行留下了的话。正是这番话促使我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为了避免状况更加恶化，有必要将这些与我生存处境密切相关的内容公之于众。否则，如果任随这些恶意的观点在阴暗的基层官场发酵，我的处境便很可能不仅将变得更糟，而且很可能出现危险。他说了很多，其中最引起我重视，与我生存状况关系最紧密的是：共产党现在就应该这样对待我，如果换了我执政，也会照样这样对他们；他当面骂我坏蛋，说我是共产党的敌人，对我这样的人，就应该“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好家伙！赶得上法西斯了！

我现在在这里郑重阐明我的观点：任何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可能具备像共产党官员那样不受限制的权力。我如果执政——假设，肯定不会像共产党那样对待反对自己的人。我不崇拜马克思列宁的歪理邪说，也不会像马列信徒那样以屠戮和残酷无情对待自己的同胞。我不会按自己的好恶决定谁谁是国家的敌人，而是视宣布国家敌人的权力为人民的权力——在制度上是议会的职权。我对反对自己的人不仅不会“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而且会尊重他们，让他们活得有尊严，活得富足，活得幸福，活得爽！我不仅会像郑子产那样听取公众的批评意见，而且会把这种对我的批评视为国家创造活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法律上加以保障！我会真正视国民为主人，并努力为国民工作，而不是将国民视为部下或子民。我会努力成为公众实现人生梦想的帮助者。我会寻找并维护正义。我会像美国上台的民主党对待台下的共和党或共和党对待民主党那样，努力寻求共赢。我会努力帮助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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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February 2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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