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丧失权威的威权体制是异常危险的

菁菁远山

　　尽管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屡生歧义，真正的专政对象没有严格的范围，而且过分强调会把目标指向自己，但中国宪法规定的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政权，只是前提要坚持中共的领导，这本身尽管很矛盾，但政权的性质还是表述的很清晰。遗憾的是，用宪法来解读中国的政治有如盲人摸象，不得要领。中国并不是宪政国家，威权政治是它的根本特点。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在巩固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权威的逐渐丧失，使当政者成为李鸿章式的“裱糊匠”，维稳当然地成为权力的根本需要和压倒一切的工作。因为权威来源于对民众合理诉求的实现程度。因此，在不改革政治体制的前提下，纾解民怨维护公平正义就成为政权逐步建立权威的必然选择。

　　威权体制有一个规律，就是它权威的递减是时间的函数，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迫于压力与民间产生了良性的互动，使它的权威有所加强，但这只是一咱暂时的现象。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威权体制下，专制的权力与市场经济联姻，其结果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大行其道，权力成为社会不公的总根源和民怨的制造者，纾解民怨远远根不上制造民怨的速度，而且这种纾解还会造成威权体制的内部的对立和瓦解，权利的扩张必然会压缩权力的空间，带来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如果这种改革超越了权贵集团的底限，他们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抵制这种改变。当然，这种抵制的力量与他们所掌握的资源是成正比的，而经过了60多年的政治积累和30来年的经济积累，权贵们对资源的的占有量已经高度集中，这也充分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异常艰难的。但随着权威的逐步丧失，这个威权体制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开明的领导人也看到了这是“死路一条”，怎奈中国已经告别了政治强人的时代，有良知的领导人和他的从政理念往往不会被庞大的集团所采纳，而且本人也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无疑，权贵集团的对内民主与对外集权会加速统治权威的消弥程度，当改革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时，政治变革就成为了不归路，只不过它的手段和方向是难以判断的，但它大体符合物理学上的压抑愈久反弹愈甚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已经没有权威的威权体制是异常危险的。

　　林茨对威权政体做了以下的描述：“具有责任不分明的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没有一套经过提炼过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有相当清楚的特殊心态；除了某一发展时期以外，没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威权领袖个人的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但实际上却是处在可以预测的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他及以后的研究者将其分为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动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威权体制等。显然，中国式的威权应该归为后者。它主要存在于一些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极权制度不断僵化，原有的意识形态逐渐不断被抛弃，随着政治强人的离世,权力不断分散，集体领导成为内部共识。由于在经济层面的改革让普通人拥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和私人空间，社会出现有限的政治多元，这样，极权体制一步步蜕变为威权体制。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威权主义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多位一体的，其效法的人物和施政作风，在中国可以上溯到早期的法家，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本世纪的帕雷托、莫斯卡、米切尔斯以及当代的韩国朴正熙、新加坡李光耀和印尼苏哈托。但即使就后面三位政治强人而言，他们也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威权者，各自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有很大的差异。他认为：威权主义思潮之所以在当前的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尤其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或者说是曲解，使得大家感觉到，东亚的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可行的现代化道路。第二，得益于官方的支持。一方面，威权主义关于加强权威和国家能力的立场颇受一些领导人的重视，另一方面，对威权主义的批判受到了有效的钳制。第三个原因是，与威权主义相对立的政治思潮没有充分发展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威权主义者成为当今倍受权力推崇的原因了。

　　事实上，不遗余力地兜售这种理论的人是知道威权体制的硬伤的，但在良知与饭碗的取舍中，他们还是舍良知而取饭碗，其邀宠的心态已经到了“猴急”的程度。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人民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的文章，他说：“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国际比较都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它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这源于过去30年实现了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构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为什么总是成功的根本原因。”不用说他通过经济成功推断政治正确的方法有多荒缪，就是所谓的低福利低人权基础上的经济成功也是站不住脚的。有人做了这样的研究，说明中国的人均产值在动荡的建国前在世界上的排位要比现在要高，想必是有根据的。经济的发展是以人的幸福为终极目标的，如果抛弃精神幸福，仅从物质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人也不过是“被幸福”，社会学家周孝正说，中国有10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而且可以与反对者公开辩论，这种底气是缘于对现实的认知和判断，其理性不容置疑。在一个几乎没有福利的国家，用一生的积蓄买房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现实状态，而昂贵的教育和医疗更成为寻常百姓的梦魇，这种制度性的掠夺无所不在，国富之下是普遍的民穷。而威权体制下的国富本来就是一种灾难，它加剧了贫富分化的速度，使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而胡鞍钢却罔顾这一现实，还大言不惭地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真不知道其居心若何。

　　在强人政治时代，人们对权威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而政治强人因为掌握绝对的权力，也乐于“发威”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极权专制下，人们最痛恨的是腐败，因此毛在建国后，对于制度不允许的腐败发生时，总是用非常的手段来震慑腐败，加之也没有更多的可以腐败的空间和资源，所以人们总是对当时抱存一种怀念。事实上，当时的腐败也是无所不在的，不过彼时的腐败与现在的腐败在“标的物”上是不同的，所以它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毛做为一个建立政权时的领袖人物，它对国民党失去政权的原因是有深刻的理解的，所以他对腐败是恨之入骨且倾力而为的，这和历史上所有的开国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对的权力必然会游移到对利益的追逐上，有人把它归为“人亡政息”，其实这是极权专制的必然走向，根本不是“政息”，而是权力在“撒网”时的一种谦恭状态，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这适合于一切专制极权政体的初始形态。

　　一个政权如果不能有效地治理腐败，而且是不断地制造腐败和不公，这说明它的威信已经名存实亡，如果在这一点上没有清醒的认识，其结果必然是自我颠履，这本来就与“拉登”和西方世界无关，而在利比亚，独裁者却偏要把责任推给别人以求免责，这是不应该的。在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走向了对岸的市场经济，而政治却在河这边以威权体制首鼠两端，使改革的成果成功地被权贵所占有，广大的民众成为“溺水者”，而成功实现这种掠夺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衍生的腐败和滥权。前不久，彭真的儿子，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付洋说：“最大的腐败是公权力的滥用。这是我近年来思考的结论。”他说，必须承认国家的立法还是越来越完备，民众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加强。虽然近年来法律界出现了种种纷扰，有些问题反复出现，但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中国的法治之路，非走不可，别无他路。”我不知道他所谓的改革是不是摧毁威权体制，但可发肯定的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威权体制，法律不过是权力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只不过它的存在更让腐败变得隐蔽，从而让反腐败增加一些成本罢了。

　　当一个政权失去威信后，他又没有勇气进行彻底的改革，这就改期会造成权力的失控，腐败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恐惧和怀疑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最终造成社会失序。社会学家孙立平描述了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在学校的教师和领导用学生来敛财，医护人员靠病人来致富，垄断企业在一片骂声获取垄断利润；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坑蒙拐骗泛滥，食品造假使得食品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摔倒的老人无人敢扶，受到残害的儿童被利用作为乞讨的工具。”他借用北大的一个个领导话对这个社会进行了推断：当一个社会连和尚与老师都在堕落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已经烂透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不正是这个状态吗？

　　今年2月27日，温总理再次“触网”，一个网民提到铁道部长刘志军和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查处的事，也导出了如何防止“一把手”滥用权力的问题。温家宝指出官员贪腐的原因是领导人权力过大、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他说，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加强反腐倡廉、查处贪污腐败之外，还需要推进制度改革，建立让人民监督的体制。其中包括实行政府领导人财产公开制度。官员要如实申报个人收入、财产状况，以及家庭主要成员包括子女的从业情况，并接受审查。当然，所有这些要真正实现，就应该限制权力，彻底摧毁威权体制。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和北非的威权体制受到了强烈的挑战，穆斯林世界向专制堡垒发起了一轮总攻，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当然，这些革命后的政权的走向存在一定的变数，但革命的肇因都是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因为威权的延续就是威信不断丧失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世界上的所有威权政体都绷紧了神经。但在中国，主流的观点倾向认为，这种机会在中国微乎其微，其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能够有效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三大优势：一是人心普遍思定；二是中国百姓具有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取向；三是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也能够有效地化解一些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但如果对20多年前苏联的状况进行一下分析就可以知道，当时在强大的维稳体制下，体制内外早已经看破红尘，继之是犬儒主义大行其道，巨变前的苏联上演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不过是一夜之间，犬儒主义制造的社会假象就被革命所戳破，革命的结果让现政权解体，使偌大的国家在分崩离析后又承受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这个教训是我们应该时刻要牢记的。

　　事实上，所有政权的民主化过程的背后推手都是政权本身，因为不管是极权还是其向民主过渡的威权体制，其威信不断递减是一个规律，这就和一个生命体要遵守生物学上的规律一样。而做为后极权的威权体制，其威信处在递减的加速期，这一方面是因为权力集团的扩对改革造成强烈的挈肘，另一方面是专制的惯性让滥权无所不在。当一个政权已经将权威和公信力消耗殆尽，改革的窗口也就打开了。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当民主敲门时，你如果不主动打开，它就会破门而入。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