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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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延安
——重读赵超构《延安一月》

作者：傅国涌


1944年夏天，民间报纸——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7月30日起，他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先后连载《延安一月》，客观、忠实地记录了他在当时的“国中之国”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思，单行本一版再版，一纸风行，名动一时。陈铭德在序言说，他“对于延安事物，虽然有时是介绍，有时是批评，但自始至终，看不到有一句话是离开国民的公正观点的。”“忠实的介绍与自由的批评，是新闻记者应有的责任”。（蒋丽萍等《民间的回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69页）赵超构自称“始终不过是新闻记事，它只能代表一个新闻记者对边区的看法，它不是什么正式的调查书或裁判词。”（《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759—760页，以下不标明出处的都引自此书）近60年后重读《延安一月》，我不无吃惊地发现，短短43天的走马观花，33岁的赵超构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洞察了许多细致入微的真相，在整个民族付出了难以想像的沉重代价后，尤其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


毛泽东的号召：“魅力有如神符”

尽管毛泽东和他们的谈话始终围绕着“民主”这个中心议题，“我当时想，假如把毛先生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也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645页）但在赵超构的眼中，“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647页）早在1944年的延安他就已登上“神坛”：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的权威的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们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 ……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646—647页）

“思想标准化”

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赵超构发现——“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654页）人们对生活问题、政治问题等的看法几乎都“千篇一律”，人们的思想“刻板一致”，“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连“他们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确。”（654页）“就是他们的私生活态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观念，甚至如恋爱问题，也似乎有一种开会议决过的恋爱观，作为青年男女的指导标准。”（655页）这还算不上什么，更奇怪的是，他们一致否认“思想标准化”并非出自“党和政府”的直接管制，而是他们“认识一致”、“理解一致”。

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延安，“最缺乏的空气是‘学院气’或‘书卷气’”并不值得奇怪。延安“摈弃了学院派的学说”，除了向“马恩列史”学习，“但也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水准，将以马恩列史的理论为最高的界线。这结果，免不了要形成偏狭的思想，并且大大地限制了知识的发展。”（656页）这是一个“思想标准化”社会的必然趋向。

“不像女人”

延安的女性算不上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几乎已完全融入这个高度“革命化”、“一致化”的男性社会。“由于党性，同志爱必然超过对党外人的友谊；由于党性，个人的行动必须服从党的支配；由于党性，个人的认识与思想必须以党策为依归；由于党性，决不容许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661页）毫无疑问，在那里，党性高于人性，尤其是“从那些‘女同志’身上，我们最可以看出一种政治环境，怎样改换了一个人的气质品性。”（662页）

“所有这些‘女同志’都在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听她们讨论党国大事，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比我们男人还要认真。恋爱与结婚，虽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她们似乎很不愿意谈起。至于修饰、服装、时髦……这些问题，更不在理会之列。”（同上）

她们以“不像女人”为荣，“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是她们执拗的回答。“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而我们也可以从她们身上直感到思想宣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663页）

赵超构发现，“至于女党员的丈夫，那就一定是有党籍的人；女党员嫁给非共产党的男人，可以说绝对没有。”（662页）在那个时代无数有关延安的报导中，像这样细致而锐利的眼光还是罕有的。他曾以很多笔墨写到丁玲，在文艺界座谈会后的午餐上，“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当甜食上桌时，她捡了两件点心，郑重地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然后非常亲切地讲了一阵孩子的事情。只有在这时，丁玲露出了她母性的原形。”（670页）

他终于目睹了一个几乎完全男性化的女作家“保留住最后一点女性”，这也是他为历史留下的一个生动细节。

对鲁迅“敬而远之”

“在延安，形式上的检查制度是没有，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动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评。我知道延安人所说‘批评’的意义，就是用多数人的意见来控制少数人，在主观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于反抗批评的作家，事实上也不会有。所以，延安人自有理由说他们没有检查制度，而我们也可以说延安有一种批评的空气，时在干涉作家的写作。”（692页）

“延安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鲁迅的作品，我们总以为是应该大受延安人的欢迎的了，而事实上则并不流行。”在延安的各个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尽管延安文艺界尊崇鲁迅，“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却用不到鲁迅的武器。鲁迅的杂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弹，用作对付‘敌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对自己人玩起这个武器来，却是非常危险的。”（677页）

1942年，王实味因一纸杂文“野百合花”闯下大祸，从那以后延安文坛对鲁迅只能是“敬而远之”了。除了“鲁迅艺术学院”和高岗书架上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到鲁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权威。他的辛辣的讽刺，他的博识的杂文，并没有在延安留下种子来。唯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边区只需要积极的善意的文艺，不需要鲁迅式的讽刺与暴露。要是需要的话，那也只有在对‘敌人’斗争的时候。”（678页）

在“生活标准化”、“思想标准化”的延安，没有“检查制度”是因为不需要检查制度。这位记者率直地对丁玲她们说：“我感觉这里只有共产党的文艺，并没有你们个人的作品”，“为了大家服务，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668页）这是丁玲的辩护。鲁迅虽然被奉在高高的“神坛”之上，鲁迅的作品却并不流行，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的书，一句话，延安不需要“鲁迅精神”，“延安文艺政策的特色，是多数主义、功利主义、通俗第一，一切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性的作品’，尽管写得好，这里是不需要。”（692页）

王实味的“认罪”

当赵超构见到“以‘野百合花’闹出问题来的王实味”时，他说：“这种意外的会见，颇使我一时失措，因为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和他交谈。……王实味却先开口谈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问到他最近的生活，据说还‘在休养中’。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要说‘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没有留下一点创伤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698页）对此，他终生难忘，四十多年后，他还写了《说说王实味的事情》：“王实味就是一个以言取祸的先例”，“比起‘文革’牛棚里的人是老前辈了。”“直到十年内乱中，我还不时想到王实味那副被整跨了的认罪表情。”

这些独特的发现，显示了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的眼光。对此，毛泽东打心底里并不高兴，1945年8月底，他们在重庆再次见面，毛当面说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其实这是婉转的批评，但在赵超构当时听来无异是最大的褒奖。当然毛也肯定他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写《延安一月》这样的文章“不容易”。

“新民主主义”

让后人最为吃惊的是，赵超构透过林林种种的表面现象，一眼洞见了“新民主主义”和延安政治背后实质性的问题——

“依我个人了解，新民主主义的国体观念是富有弹性的，……主要的一点是依着客观情势，确定某阶级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而伸缩联盟的范围。”（754—755页）

“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有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

说到‘新民主’与我们所习见的旧民主的不同，重要之点在乎国体观念。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的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与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因此有‘什么阶级和什么阶级的联合专政’等等的名词。

以‘旧’民主的眼光来看延安的‘新民主’而判断其民主程度，我以为：在社会民主化方面，延安人的确有了一些成就，至少农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体劳动是成了风气了，两性平等也确定了，干部不复有摆官架子的机会了，在吸引民众参加公共生活一事上，延安人从老百姓所最关心切己的生产运动出发，教会了他们开会、讨论和组织。但是，狭义的政治方面的民主，则尚须保留评判。独家经营的《解放日报》、唯一存在的共产党、行政官兼理的司法、各党派没有竞争机会的选举，这从旧民主的标准看来，都还是缺憾。”（756页）
从1936年到1944年，有多少中外记者曾访问延安，这些深刻的问题，埃德加·斯诺没有发现，范长江没有发现，俞颂华没有发现，有了这些发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就不仅属于新闻史，而且具有思想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