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深思：中苏关系史上小事件的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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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乱世纠葛在彼此的竞合博弈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却又迷离。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红色苏维埃还为中国带来了什么？苏俄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这段决定中国命运的乱世纠葛究竟如何了结？又隐匿着多少未揭之秘呢？其中闪耀的“大事件”中又有多少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小事实”？

国共合作的句号:五月指示

共产国际（莫斯科领导的第三国际）发给中共的“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当时在中共的领导下）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这些要求无异于与虎谋皮，桂系名将黄绍记述了他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对话，这个共产党员劝他反蒋实行土改，黄说土改的政策会遭到地主和自耕农的反对，当时的军队里士兵既有出身佃农的，也有出身自耕农的，军官则十分之九是家里有几亩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十分之一在当了军官以后也想置几亩田。要土改，就是去毁灭他们既有的生活基础与生活希望，他们岂能容你？就当时的政治现实来说，黄的分析显然比共产党的判断更符合实际。

但是，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汪精卫看，希望能够渐次推行。而汪把莫斯科的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方针。共产国际一手促成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也在它的手上画上了句号。

中苏蜜月的开始:中共六大

1928年初，莫斯科费尽心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大部分都借道东北，经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越过国境线辗转到达莫斯科。这条路线恰好也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苏联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苏联人的意志行事。中共从最初的几十人，一直发展到数万人，其间虽历经曲折，但是它从苏联那里得到的种种帮助，毫无疑问是它得以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的要件之一。

1944年的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当时的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如果他说这话时，内心也浮现失落的话，那他怀念的会是1928年－1936年那段团结最紧密的时光，虽然在他的字典里“团结”一词有另外的含义。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到具体文件，从选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苏区，帮助工作、指导作战，几乎一包到底。但是莫斯科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只是把红军推上漫漫长征的险途。

“九·一八”事变的参考:中东路事件

东北易帜后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一心想收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先在1929年5月27日，指称苏联违背协议在东北宣扬共产主义，搜查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将苏方中东铁路局长、副局长等59人驱逐出境，并同时查封了苏方的有关单位。苏军因此与东北军发生武装冲突，蒋介石国民政府也对苏宣战。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只不过死143人，失踪4
人，受伤665人。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伯力协定》。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

此一事件，虽属中国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不仅损兵折将，人民遭殃，本就残破的国家更是尽失颜面，而且还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从而为两年后日本关东军大胆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对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1929年9月，又给中共发来了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对此，已离开领导岗位的陈独秀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根本反对现有的政治路线，很快中共中央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莫斯科来电:改变西安事变

经过长征颠沛流离生活的红军在1936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此时的红军举的是“抗日反蒋”的大旗，西安事变发生后改为
“联蒋抗日”，根据解密的俄国档案显示，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莫斯科来电的影响。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共产国际:来电于12月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已经在西安的周恩来。

斯大林的两封电报:毛泽东赴渝谈判的背后力量

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22日，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
“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对斯大林要求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胸中的怨气。1956年，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共（布）名义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后来斯大林对访苏的刘少奇说:“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接着以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

苏共二十大:解除“紧箍咒”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政策，在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说他毁灭了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对毛泽东来说非斯大林化如同解除了“紧箍咒”，这一点长久以来不被人重视。

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的电波遥控着中国革命（比如上文提到的事件），而且苏方的态度很傲慢，中苏领导人会谈从来不许中方做记录，由此多年来积累了许多矛盾和怨愤。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毛泽东有理由高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

当然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看到这些材料，不由得毛泽东不考虑。

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炮轰金门

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不是“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而是中共的炮轰金门。当时钟指向1958年8月23日下午5
时30分，毛泽东一声令下，驻扎在福建厦门——泉州一线三十余公里海岸线上的解放军炮兵同时向台湾海峡的金门开火，历时60天的“炮轰金门”事件开始了。此举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军民都大感意外。在炮轰金门最激烈的时刻，蒋经国被派到金门督战。蒋介石对蒋经国说:“金门必须确保无虞，那里的事情办不好，你就不要回来。”“炮轰金门”一开始，美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几天后，台湾海峡附近集结了六艘航空母舰（当时美国只有12艘）、三艘巡洋舰、四十艘驱逐舰、一个潜艇集群和二十多艘后勤补给船只。艾森豪威尔对毛泽东选择这样的时机发动大规模炮击绞尽脑汁。他怀疑毛背后有苏联人撑腰，但是他想错了。炮轰金门之后，赫鲁晓夫非常恼火，他对此毫无准备，事前中国没有向“老大哥”透露这显然早已谋划的行动。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正红火，共产国际中逐渐流传起这样的话: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翅膀硬了这个事实，在他眼中毛泽东这是有意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炮击行动本身更是与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唱反调，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

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但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效果颇为欣赏。（摘自2008年第1期《领导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