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崇:为每一个受难者留下记录 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zhuantie

<SPAN class=BL24B><FONT color=black size=3><STRONG>舒崇：为每一个受难者留下记录──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STRONG></FONT></SPAN><BR><BR>作者：舒崇
<P>
<HR SIZE=1>

<DIV class=16>极权统治者都是无师自通的心理学大师，希特勒如是，史达林如是，毛泽东亦如是。</DIV>
<DIV class=16>&nbsp;</DIV>
<P class=16>史达林说：「杀死一个人是谋杀，杀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杀死了沙皇一家，这笔帐被世人牢牢记住，直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还亲自主持一项仪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泽东留下一个末代皇帝溥仪做活口做人证，就在毛撒手西归，毛昔日的罪恶再也不是秘密之时，这段故事还激起义大利导演的灵感，拍了一部电影《末代皇帝》，赢得奥斯卡奖。观众津津乐道溥仪被思想改造，从皇帝变成公民。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对政敌不像俄国共产党那么凶狠。至于说中共杀害了好几百万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员，由于这些人无名无姓，远远没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样富于戏剧性，不会有人把他们的遭遇写成书拍成电影，就是有人写了拍了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所以不会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P class=16>&nbsp;
<P class=16>在《文革受难者》一书里，王友琴写道：「198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是对文革受害者的大规模平反时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从那些文章的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报道这些被平反的人的事情，『内部』存在一些『规则』：比如关于刘少奇和陶铸的悼念文章，有整版长。关于级别比他们低的人的文章则比较短，也不占明显的位置。级别再低的人，一般仅仅提到名字，没有故事。级别更低的受难者，名字和故事都不会见报。」王友琴提到了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该书「记载了一些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和死亡日期，然而仅仅限于正教授和高级党政干部，连副教授都没资格列入。」王友琴写道：「这种『规则』施行的结果之一，是可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文革主要就是迫害了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
<P class=16>&nbsp;
<P class=16>但是，王友琴斩钉截铁地指出：「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景观的中心。」「百姓之死的被隐瞒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图景因此而改变。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长期不被记载，文革的罪恶在历史记载中因此变得轻浅」。所以，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王友琴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尽力查访那些文革中普通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2000年10月，她创立了网站《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今年5月，她出版了这本书《文革受难者》。
<P class=16>&nbsp;
<P class=16>王友琴博士做的是一件很少有人愿意做和敢于做的事，她这本《文革受难者》记录的死难者，其中也有高官显宦和社会名流，但绝大多数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这些普通的受难者中，由于查访的困难，只有极少数人的遭遇能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绝大多数只有寥寥数语，少的只有二十几个字。
<P class=16>&nbsp;
<P class=16>据王友琴说，她当初曾与一所大学联系，该大学对文革研究颇为关注，出版过好几本有关文革的著作。王友琴希望能得到该大学的支持，但对方回绝了。其理由是：像这样一本按姓名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写成的受难者记录缺乏可读性。
<P class=16>&nbsp;
<P class=16>不能说这个回复毫无道理。可是，想想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吧：那无非是一排低矮的墙，上面刻写下每一个死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军士兵的姓名。再有，在纽约市纪念911两周年的仪式上，最重要的一项仪式就是按照英文字母表顺序大声念出每一个死难者的姓名。这样的纪念碑，这样的纪念仪式是不是太单调，太冗长，太沉闷，太乏味呢？除了死难者的亲友熟人，对于其他人，一个名字不就只是几个排列的字母或一串空洞的声音吗？或许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我坚信，无论是谁，只要当他走到越战纪念碑前或目睹911纪念仪式时，他都会感到一种震撼。他会领悟到一条真理，那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得到尊重。
<P class=16>&nbsp;
<P class=16>当然，一部《文革受难者》可以有多种写法；但是换成其他任何一种写法，都不可能把这659位元死难者全部囊括，被省略掉的只能是那些无名的小人物，而这一点恰恰是作者最要避免的。王友琴质问道：「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她的答案是：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做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王友琴写道：「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没有一种心愿比这更谦卑，同时又比这更宏伟的了。于是，王友琴便以一人之力，像精卫填海一样，承负起这件不可能的使命。
<P class=16>&nbsp;
<P class=16>五百多页厚厚的一本，记录下六百多位受难者。文革期间一共有多少受难者？缺少可靠的统计。据保守的估计也在一百七十二万人以上。这就是说，如果一厚本书记录六百人，那么要把文革受难者全数记录，我们需要三千本！
<P class=16>&nbsp;
<P class=16>这当然不是王友琴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工作。其实，要完成这件工作并不困难，如果每个大点的单位，每个县，每个区都有人出来承担的话。中共只消拿出它用在打压民运，监控网络和迫害法轮功上的人力财力的百分之一甚至更少，这件工作也早就完成了。但是中共不会这么做。它不但自己不这么做，而且还要妨碍别人这么做。三十八年过去，昔日的见证者大部分都已经步入晚年乃至离开人世，多少记忆正在可怕地消失。
<P class=16>&nbsp;
<P class=16>这里，我愿意向大家呼吁：让我们都拿起笔来，记录下我们身边的文革受难者，不论他或她是我们的亲人、邻居、朋友、师长、同学、同事，或者是我们知道的任何什么人；能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最好，如果还能附上一些相关资料如照片之类更好，哪怕只有一两行字、甚至一点线索也行。写下来后，就送到王友琴的网站「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拯救记忆，拯救历史，同时也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P class=16>
<P class=16><BR>－－转载自《北京之春》网站<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