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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ONT size=3><STRONG>令人印象深刻的封面设计<BR></STRONG></FONT>◎ 王友琴</P>
<P><BR>在我的《文革受难者》书(开放出版社二○○四~)中,甚至没有写出封面设计者的名字。设计者太谦虚,竟没有觉得需要署上名字。但是留心到书封面的读者,或者经我提醒注意到这个设计的读者(因有的读者眼力不济没有觉察深黑底色上的浅黑汉字),都一致赞赏这个封面。只是因为他们不是写文章的人,所以未能发表他们的赞辞。值此祝贺《开放》开办二十年之际,请让我来特别感谢这个封面设计。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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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封面上的书名《文革受难者》是竖排的白色大方块字。副标题《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为红色竖排小方块字,另加作者名字和作序者名字。这些也许都属平常。最重要的是这些白字和红字的背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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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背景是深黑色的。上面有浅黑色的密密层层的楷书汉字,三字或者两字一组,都是中文人名,一排排,一列列,从左上角倾斜伸向右下角,上下左右,人名盖满了整个封面。虽然深黑浅黑反差不大,但每一个名字都清晰可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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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这些名字,是书中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字。这本书是六百五十九名文革受难者的列传。其中绝大多数是普通人。正如副标题所指明的,这是关于他们的苦难遭遇的记录,资料则主要来自我的调查寻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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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知道,一方面,六五九个名字只是千千万万文革受难者中极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惨剧实际上也代表了千千万万文革受难者的共同遭遇。他们死了,连名字都不准记载。他们的生命以至名字,都被文革毁灭了。他们被当作「牛鬼蛇神」迫害致死,死后还被骂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语)。在文革后,他们的名字先是因为级别不够而不被媒体报导,后来又因为当局长期禁谈文革而被遗忘。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终于,他们的名字被印在了封面上。这是多么大又是多么小的一步!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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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封面印刷精致,加上纸质细腻光滑,无论是观看还是触摸,都给人一种以黑色大理石建造的受难者纪念碑的感觉。本来,如果可能,我们是希望造一座真的文革博物馆的。现在虽然不能,我们也要把他们白纸黑字地写到书里(这本书有五十二万字长)。尽管我们还看不到刻有受难者名字的坚硬光滑的大理石碑,我们先把他们印在有大理石效应的封面上。虽然在中国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写满名字的为受难者立的纪念碑,但是我们应该有。在这方面,这种改变在价值理念和美学风格上都会是有很大意义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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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现在,有中国人发出疑问:把这些普通人的事情写出来有什么意义?将来的中国人会问:那时候他们怎么能对受难者不闻不问?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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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把受难者的名字记录下来,把受难者的名字印在封面上,除了视觉上的冲击效应,还至少含有两个抽象而重要的意义。第一,体现了对人道精神坚持。如果我们承认人是天地万物中最尊贵的,我们当然记录每一个受难者并且为他们伸张正义。第二,体现了面对历史真相的勇气。文革的主要场景就是对人的迫害,文革的主要罪恶就是杀害了这些受难者。谁也不能把这些普通的受难者的名字抹煞或涂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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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这个封面庄严肃穆,含义深刻。在美学上和理念上,这个封面都有高境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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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回忆起来,设计过程很花了心血,其间至少四易其稿。记得看过第二稿后我已经犹豫要不要再提否定性的意见,但是这时设计者又传来第三稿,就是现在这个以深黑色上的浅黑色受难者名字作背景的基本构想。我一看到就被吸引住了,觉得简直不可能再好了。后来又作了一些细节修改,包括标题字体等等,才成定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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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这本书出版已经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向设计者谈过我的这一谢意和读者们的交口称赞。有时自我审察,感到自已和一些人一样,由于文革的压抑环境,也由于惰性,往往对应该称赞和应该批评的事情都习惯性地保持沉默。封面的事情也可以算是一个例子。直到前几天,听说下一期《开放》将纪念创刊二十周年,我才提起封面事。设计者回信说: </P>
<P>我对美术有过业余爱好,来香港后,则是边做边学,为了生存。我们这一代的青春都给理想骗走了。但真善美总没有在心底消亡。你看过《齐瓦哥医生》吧, ...... </P>
<P>也许我们得感叹,当文革的迫害、监禁和杀戮是否罪恶还在被争论时,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基本法律都还没能得到澄清时,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和精力来探讨《齐瓦哥医生》中对精神和灵魂的探索?不过,让人欣慰的是,真善美的愿望还在,也还在被求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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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设计这个封面的人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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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写于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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