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 李大钊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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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李大钊的声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父与越飞共同宣言发表之後，共党份子首先加入国民党的就是李大钊。（注）其後共党份子纷纷入党。十叁年一月二十日，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制定党章，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侯补执行委员之中，就有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于方舟、瞿秋白等[27]共党份子在内。在大会中，方瑞麟、江伟藩、黄季陆等提议，在党章中加一条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乃代表本党内的共党份子。提出「申明书」。陈述他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其中说道：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　　　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　　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　　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　　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　　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　　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於一党不可。」

　　　　　　　「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　　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　　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

　　　　　　　「我们觉得刚是革命党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　　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　总理指挥之下，　　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於本党，以贡献於国民革[28]　　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　　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　　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　　研究。本党　总理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叁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　　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　　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　　，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　　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

　　　　　李大钊的声明好像是很坦白的。这是因为共党份子要加入本党，就不能不接受　国父所确定的条件和范围。这容共的条件和范围，是国父对莫斯科历次派来的代表胡定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等郑重而周密的商讨，而确定下来的。李大钊的意见，不过是公开加以申述。但是他这一笑脸迎人的申明书，而又填上了以下的最後一段，就不免暴露其共党以公开的「跨党」为名，而为其他日颠覆本党的阴谋之伏笔。他说：

　　　　　　　「我所希望於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参加，即不必对[29]　　我们发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加入本党为不合，则　　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於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　　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　　，断断乎不可不於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本党对於跨党份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於是共党以党团的组织与活动，来把持、操纵、分化和破坏，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注）李大钊，字守常，民国七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其时北京　　　大学文学院院长为陈独秀。民国八年冬，陈为北京政府所不容　　　，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来北京，与李接洽，并由李介　　　绍到上海与陈商谈，筹组中国共产党。共党成立之後，陈为其　　　中央书记，并负南方党务的责任，李负北方党务的责任。

第九节　国父对共产主义的驳斥与叁民主义的阐明及其　　　　建国大纲的颁布

　　　　　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後，国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讲叁民主义。自十叁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山大学演讲一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各讲六次，民生主义只讲了四次，没有全部讲完，即往韶关督师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师，随[30]即北上。

　　　　　国父在演讲中，特别警惕的一点，就是共党份子对民生主义的曲解。他演讲民生主义的时候，第一讲就驳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剩馀价值说，和阶级斗争的主张。他认为历史的重心不是物质而是生存。他认为商品的劳动价值说不合事实，由发明、制造、到交换和消费，都有贡献於生产。他认为社会进化是由於大多数人的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主张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要用和平的方法，而不可使用阶级斗争与群众暴力。

　　　　　因为要预防共党使用其阶级斗争来妨碍我们国民革命的成功，所以　国父又於十叁年四月十二日，发布其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并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申述其确定叁民主义实行的方法与步骤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於实行叁民主义，而叁民主义之实行，必　　有其方法与步骤。叁民主义能影响及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与　　否，端在其实行的方法与步骤如何。．．．．．今後之革命，不　　但当用力於破坏，尤当用力於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　　。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　　成建设为依归。所谓本末先後秩然不紊者也。」

　　　[31]　　建国大纲可以说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宪章。我们遵循这一宪章所规定的程序，以武力扫除革命的障碍，而以和平建设的方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预防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方略和建国程序，不仅与共产主义没有相同之处，并且是国民革命过程中防制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

　　　　　国父对叁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许任何人曲解的，而其对於共党将来阻碍国民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不加考虑而预为设法防制的。所以我个人服膺　国父的教诲，始终相信叁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没有马克斯和俄国布尔雪维克的成分在内。

第十节　共党颠覆工作的开始

　　　　　本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分设八部，即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军事部、妇女部、海外部，後来又增加商民部与实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各部负责人选的时候，共党份子最注重组织、工人和农民叁部，但他们为了避免本党党员的怀疑，竭力隐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谭平山为组织部秘书，冯菊坡为工人部秘书，林[32]祖涵为农民部秘书，而不愿居任何部长名义。

　　　　　当时八部之中，　国父本拟以共党份子一人林祖涵为农民部长，其他七部皆由本党老党员担任，并以廖仲剀为组织部长。後因广东工人组织工作重要，且以广东籍的党员担任其指导者为宜，故廖仲剀自愿担任工人部长，而由他转推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因为谭原是本党党员，当民国九年共党组织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参加共党的。廖先生认为谭担任这一职务，必能忠於本党，为叁民主义来工作。殊不知谭任组织部长以後，他就荐杨包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马克斯主义者，於是组织部就在其共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共党的渗透工作了。

　　　　　廖仲剀先生担任工人部长之後，以其兼职很多，部务皆交秘书冯菊坡办理。冯是共产份子，於是各地工会和总工会就多被共党份子操纵。

　　　　　林祖涵任农民部长以後，推荐其共党份子彭湃为秘书。他自己乃辞去部长职务，以分散本党党员的注意。其後部长屡次更易，但部务始终由彭湃把持。其所设农民讲习所，皆由共党份子包办，录取的学生，都是共党派及其外卫份子。各地农民协会和「农团军」都亦为共产派操纵。

　　　[33]　　共党以「向导」周刊为其机关报，并出版书刊，宣传马克斯主义。一方面更渗透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共党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论和阶级斗争思想来曲解叁民主义。只有他们用马克斯主义曲解叁民主义，-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党党员对叁民主义的正确解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显着的事件，就是排挤宣传部长戴季陶，及青年部长邹鲁，致使其愤而离粤。

　　　　　国父当时致力於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党，并鼓励其参加基层工作。即如广州市党部，就是本党的忠实分子所组成；又如广州机器工会始终是在本党领导之下而共党无法渗透的。其他各省市的知识青年和各界民众相率集结於叁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其所组成的党部，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团体，究竟不是共党分子所能完全操纵和把持的。

　　　　　共党分子对於本党组织，最初并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仅在渗透，第二步就要来分化。所以他在本党内部，全力制造其所谓「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称，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更加以挑拨离间的工作。如此本党党员受了共党跨党分子分化挑拨的影响，自相矛盾，互为排斥，而共党分子-能乘机把持本党的党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本党改组成立不到半年之後，赤色气-就逐渐猖獗，已为识者所深忧了。

第十一节　本党对中共的弹劾与　国父的指示

　　　　　十叁年叁月共党所刊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刊载其「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接受共党的指示，教育他的团员在国民党中进行组织和工作的方法，并明白规定：「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於本党（共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并且在此以前，共党早已指示他的团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於是广州市党部於六月一日，向中央党部提出跨党分子破坏本党组织的检举案。本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亦於六月十八日，根据共党阴谋文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谴责跨党分子的弹劾案。他们郑重说明弹劾的主旨，不是反对共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之个人，完全是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认为不宜党中有党，并且他们既有党团作用，即不忠於本党，而其行为又与李大钊申明书所表明的跨党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请从速处分。

　　　　　国父当时曾对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明白指示说：俄国革命成功之後[35]，他们首先认为俄国革命政权，必须西欧工业国家的社会革命成功，-能巩固，後来他们认为东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们对於中国，要帮助我们的民族革命，因而与本党合作。　国父看到了这一层，又在民国十年与十一年间，听到了马林和越飞等国际共产党人的话，相信他们要帮助中国国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所以-定下联俄容共的政策。故本党是以国民革命独立自主的立场，与俄合作互助而联俄，更不因为联俄而对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国父又对邓泽如等最後指示，说：「如果中共分子借本党的名义来推行其共产主义，从事阶级斗争，来破坏国民革命，本党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陈独秀想要破坏本党的组织，本党也不难加以制裁，而弃绝他於国民革命阵营之外。」这就是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