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 国父北上及逝世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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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国父北上及逝世以後

　　　　　如果　国父亲手领导革命的时间，能再延长五年至十年，同时本党的领导干部，能深切体会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对马克斯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训示和精神，我们可以相信北伐不会受到共产分子的阻挠，北伐时期国民革命阵营也不至发生分裂。不幸我们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後不过一年，　国父离粤北上，随即在北京逝世。

　　　　　民国十叁年十一月十日，　国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开国民会议」的两大主张，唤起全国国民的觉悟，指出了唯有与国民结合的革命武力，-能永绝与帝国主义结合的军阀，达到中国独立自由和统一的目的。　国父本於这个反对帝国主义和消灭军阀的宗旨，而直达北方军阀势力范围的中心之北平，这一刚毅果决的行动必将为全国国民所拥护，亦将为北方军阀所嫉忌。本党的一般党员都认为此行危险，且力加阻止。但是　国父仍於十二日启程，船经黄埔，　国父登岸，停留一日，巡视军校，并到对岸鱼珠炮台一带看第一期学生的筑城工事。他回来的时候，在途中对我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去奋斗的，我看见了这个学校的精神，能继续我的革命事业，就是死了也可安心。」[37]

　　　　　在　国父启程之前，鲍罗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ｒｏｄｉｎ）传达莫斯科邀请　国父访俄的表示。　国父问我的意见，我力加反对，其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而与俄合作；　国父此时访俄，将使共党乘机散播谣诼，来混淆一般国民的耳目，更使我们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障碍。此後　国父亦就未曾再提其访俄的计画了。

　　　　　国父北上之後，共党分化本党的阴谋活动，益加积极。他们分化军校学生，并进而夺取军校的企图，更是明显。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产分子发起青年军人联合会，吸收军校及其他部队中的跨党分子，甚至散布谣言，说我本人也加入了共产组织，来诱惑军校学生向他投靠。军校学生及部队中忠於叁民主义及本党之官生，不堪其组织的压迫，於是陈诚等乃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以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

　　　　　十四年叁月十二日，　国父逝世，当时我正率领党军，在东江讨伐陈炯明，已经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广州，又发现滇桂军勾结北方军阀，以反对本党联俄容共为名，乘我党军未回广州以前，积极图谋叛乱。我乃再往潮梅，亲率党军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变，卒於六月十叁日收复广州。十五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38]，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广州，与统一的广东，做了革命根据地。

　　　　　其时本党已经表明其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一般所谓「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着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凯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之间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凯被刺，本党中央更陷入危机震撼的境地。

　　　　　共党这时竭尽其对本党分化的伎俩，又在其所谓对「右派」斗争之中，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而汪亦竟受其煽惑，并在共产派压力之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粤出国。於是国民政府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皆由汪兆铭兼任。而共党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的惯技，转施於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制造本党的另一新矛盾。

第十叁节　中山舰事变

　　　　　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陈炯明残部负-东江，重起叛乱，我率[39]师再度东征。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接着又削平南路与海南邓本殷叛部，重奠广东统一的局面。广东既告统一，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师北伐了。

　　　　　东江战事初告结束，我还在潮汕的时候，共党已在广州散布谣言，对我诬蔑中伤。十五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从潮汕回到广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张。在会期中及会议後，汪兆铭对於北伐，均表示赞成，饱罗廷亦未表示异意。惟开会後，饱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鲍回俄以後，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Ｋｉｓｓａｒｋａ）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最後季山嘉更是明目张胆，破坏本党的北伐计画。我知道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於是本党处境的-危，已到了极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是消极的引退以放弃革命的责任？还是积极的冲破难关，完成　国父北伐的志事，以报党国？忧思不能自决。到了二月八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九日复呈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等职。汪兆铭对我的辞呈，既不批准，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发者半月之久。我乃於二月二十七日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叁月八日[40]，又访汪，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於俄人之手。即与第叁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但是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知道汪共勾结已深，无法使其彻悟俄共阴谋之所在。於是共党与季山嘉更肆无忌惮，明指我为背叛革命的新军阀。到了叁月十日，汪仍未批准我的辞呈，而间接的暗示我离粤。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真使我进退维谷。

　　　　　叁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後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生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於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麽。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後，我-知道他们的计画，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41]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注）并派兵收回中山舰。

　　　　　二十二日，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代表为了这一件事来见。他问我：「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我答以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接受汪兆铭的意见，决议令俄顾问季山嘉等离粤回俄。但是会後，汪即称病，迁居就医，并致函中央监察委员张人杰，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秘密离粤，赴法养病。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於五月二十五日，提出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这办法一共八点：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於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於　　　　总理及叁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42]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叁、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　　　　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　　　　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叁国际对於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　　　　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　　　　而入共产党者，以後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　　　　度加以惩罚。

　　　　　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守　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所以我们的会商能够达到这八点的协定。

　　　　　此时共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党中央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43]

　　　（注）十四年六月二十叁日，沙基惨案发生，广州的总工会发起对香　　　港的总罢工，乃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原由廖仲凯领导，而实　　　际上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其工人纠察队且持有枪械。共党认为　　　这一罢工委员会，等於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後的「工农　　　兵苏维埃」，并认为这一工人纠察队等於俄国当时的「赤卫军　　　」。共党把这个组织当做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第十四节　从誓师北伐，经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这时候北洋军阀的势力：吴佩孚所部号称二十五万人，据有河南湖北，远及湖南四川贵州，并结纳两广残馀部队。孙传芳亦拥二十万众，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张作霖所部及依附奉军之直军鲁军，合计不下五十万人，据有东北、热河、察哈尔、及河北、山东诸省。国民政府既已统一两广，克期北伐，於是吴张妥协，共谋对付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孙虽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其实他与直鲁军仍是彼此呼应，反抗我们北伐的。我国民革命军无论兵力或财力，都远不如北洋军阀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务之艰钜是可以想见的。

　　　　　民国十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北伐军动员令。[44]国民革命军的部署，是以第叁军集中茶陵，第四军集中攸县，第五军集中桂阳，第六军集中安仁，第七军集中永丰，第八军集中衡山，而以第一军主力集中衡阳为各军的策应。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肃清湖南省境内的敌军，以便会师武汉。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并发表宣言，指出「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之国家，以叁民主义为基础，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号召全国军人，共同为国民革命奋斗，并要求全国人民，共负国民革命的责任。七月十日，国民革命军克复长沙。於是国民革命军分叁路前进。中央军为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以武汉及武胜关为作战目标。右翼军为第二军、第叁军、第五军，和独立第一师，由我亲自督师，以南昌及九江为作战目标。另以第一军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转进，再会合右翼军而以上海南京为作战目标。左翼军为第九军、和第十军，以荆沙为作战目标。十月十日，中央军克服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军克服南昌。国民革命军声势之盛，进展之速，不仅使北洋军阀为之胆慑，亦且使世界为之震惊。

　　　　　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把我们北伐军事的进展和全国民众的响应，看作他「革命运动的第叁阶段」，要在这一阶段中，「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谓「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农[45]民革命合而为一。」具体的说，就是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底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Ｍ．Ｎ．　Ｒｏｙ）和谭平山来到中国。

　　　　　中共为了执行莫斯科这一决议，把他的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

　　　　　右翼军克服南昌时，我在前线督师，当即进驻南昌，策定讨伐孙传芳的计画。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勘定东南的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叁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於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46]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叁中全会得以举行。到了十六年叁月，叁中全会开会，我更向全会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表明我开诚布公，促成团结的诚意。

　　　　　叁中全会之後，共产派更加猖獗。武汉「中央」在共党操纵之下，破坏二中全会「中央各部部长不得任用跨党分子」之规定，对於二次全会决定「共党交出跨党分子名册」，及组织「两党联席会议」等条款，都一笔勾销，似乎根本没有这一回事。我们至此更加认识，无论与中共或俄共签订什麽协定，都是等於废纸，他是全不履行的。所以当时本党在武汉的工运和农运的机关，全被跨党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变本加厉。於是武汉的总工会，和各地的农民协会，拥有武装，到处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业与乡村的农业，在地痞流氓劫持威胁之下，亦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而且对於江西浙江作战的部队，扣发饷械。右翼军要从长江上游调遣部队到江浙增援作战，也被其阻止，要置我转战东南的国民革命军於绝境。但是我国民革命军右翼军，上下一致，百折不回，仍能奋勇迈进，克期完成其所负以上海南京为目标的作战任务。

　　　　　十六年叁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南京市内忽发生军[47]人侵入英美领事馆，杀害馆员，同时又有侵入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之事。当北伐军事开始之时，我以总司令名义於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对外宣言」，剀切声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统一中国，实为完成世界和平。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所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无论到了长沙、汉口，或是九江、杭州，从来没有违令杀害外人的行为。现在南京竟发生这种暴行，显然是部队中的共党分子，制造事变，企图激起列强与国民革命军的直接冲突。

　　　　　国民革命军指向上海，上海本党所领导的劳工群众实行总罢工以为响应。共党分子乃乘机组织工人纠察队，发给枪械，企图乘机暴动，成立劳工市政府，挑起列强在上海与国民革命军的冲突。正在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我即於叁月二十六日由九江进驻上海，亲自镇慑这远东第一个国际市场，免为武汉之续。四月十二日，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於平定。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业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吴敬-先生提出共党谋叛证据案，出席各委员亦报告共党在湘鄂赣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革命，[48]扰乱社会的违法事实。会议乃一致决议，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随即决议清党。五月五日，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原则，并组织清党委员会，执行清党工作。南京、上海和广州各地都积极进行全面肃清共党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持，而东南各省才算没有替俄国布尔雪维克做实验场，更没有为莫斯科俄党内争做牺牲品。

　　　　　四月十八日，本党中央常会及国民政府委员，秉承　国父的遗志，定都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

第十五节　武汉左派的悲剧

　　　　　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中国问题决议案」原是史达林的作品。史达林对於武汉政权的构想，就是要组织其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独裁制」，简单的说，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就是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史达林首先在东欧，接着在中国制造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蓝本。[49]

　　　　　民国十六年叁月，莫斯科共产国际以本党国民革命形势，北伐进展之速，实为其始所料不及。若其仅利用武汉左派的组织，和联席会议的名义，决不能与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达成其毁灭本党、阻碍北伐之目的。此时他唯有力促汪兆铭由法经莫斯科回国。汪一到上海，即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主张组织「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制压反革命」。这一宣言显然就是史达林的决策之重申。於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再容忍俄党的渗透和劫持，更不能听任赤祸的蔓延和持续，而毅然决然清党了。

　　　　　此时莫斯科共产国际之内，托洛斯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左派」组织，以组织苏维埃。史达林为了打击他的政敌托洛斯基，仍坚持中共与国民党的「左派」合作。他指斥中国组织苏维埃的时机未熟。他要把武汉政权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就是史达林在他党争的气氛中强制作成的。

　　　　　武汉以汪兆铭为首的「左派」中央党部及其政府，其会议完全受共党分子的劫持，其民众运动的部门亦都由共党及其同路人任首长。例如农民部长就是谭平山。他执行的政策是莫斯科的决议和指示。驻在两湖的国民革命军，其各级政治部大抵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各军之[50]间，更饱受共党的挑拨离间，彼此意见无法融和。但是共党虽然操纵着武汉政权，而莫斯科的党争，鲍罗廷与罗易的矛盾，以及中共内部的争议，又形成一团混乱。

　　　　　实际上，两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党的恐怖政治和社会斗争，更不能忍受其「现金集中」与「粮食集中」的政策。十六年五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之後，各地农民蜂起反抗共党的操纵和控制。这些农民，也就是以前曾受「土地改革」的引诱而欢迎共党的农民。这一事件对於共党的农民运动乃是致命的打击。

　　　　　武汉的「左派」和中共的内部，到了这时，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关於军事，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主张北伐和东征，企图打破武汉的孤立，力谋政治军事局势的扩张；一是主张南下，企图在两湖和两广发展农民革命，以巩固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并对东南采取包围的形势。鲍罗廷与「左派」主张前者，罗易则主张後者。

　　　　　关於农民运动，他们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为保持国共合作，要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一是主张农民的武装革命。鲍罗廷主张前者，罗易主张後者。

　　　　　这时候，史达林对中共的指示是什麽呢？（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过火」的行动；（叁）清除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51]党员，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以新的工农份子代替旧份子，（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史达林的电报是六月一日到达武汉的。鲍罗廷主张不要告知汪兆铭。罗易却拿给汪兆铭看。武汉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们国民革命来达到他赤化中国的目的之阴谋和野心，乃决定分共，而与中共决裂。

　　　　　六月叁十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十一条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企图采取「退步」的政策，维持两党合作。七月叁日，又决议送罗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汉左派政府即实行分共。於是鲍罗廷也就不能不离开武汉，经过西北冯玉祥的防区而回俄国。

　　　　　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鲁辙，即嘉伦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ｌｕｃｈｅｒ），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地来见我。这位嘉伦将军自民国十叁年（一九二四年）来到中国以後，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雪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国十四年底，应召回俄，由季山嘉继任其军事顾问团团长，竟演出中山舰事变。民国十五年春夏之间，我要求俄国派他再来广州，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与我相处，仍甚融洽。他在无形之中[52]，对鲍罗廷所作所为，流露其深恶痛绝的心境。宁汉分裂时，他由南昌被召赴汉，直到武汉分共，他特来与我作别。彼此相见之初，实有黯然魂消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於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後的一别，再会吧！」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别辞。後来中俄复交，我屡次要求史达林派嘉伦来华，任军事顾问，终久未得史达林的答覆。直到二十八年（一九叁九年）立法院长孙科赴俄，我托他当面问史，史乃答覆说，布鲁辙已因犯日本女间谍之引诱而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