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他们说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中）

miners

定义右派就是反革命并开始大规模抓右派后，燕园里一片肃杀。很快地，划一个右派就十分快捷和“容易”了：班里开个会，无需事先告知大家，临时提溜出来的被划份子垂头丧气地站立在黑板前，三两个反右积极份子激昂慷慨地揭批一通，喊几句（群众漫应着）或不喊口号，不到半天就可以报销一个。日本军曹在南京大屠杀时杀红了眼睛，比赛起了谁杀人杀得多。一九五八年的北大划右派，有些人也划红了眼睛，这可是邀功请赏火线入党的难得时机呵。例如，一同学仅就所发教科书（“一边倒”翻译自苏联，不过讲课教授们不屑一顾）中的肉麻叙述信手写了个积分公式，什么化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诗人、文学家、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所有的“家”从负无穷到正无穷“f（家）d家”累积起来，就是罗曼诺索夫。这不是冷嘲热讽、恶毒攻击苏联老大哥嘛！戴帽。其实，那位罗先生是俄国人，凭他的贵族身份倘若活到苏联时代，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虽然如此，待到划我时，理应是最后一个，当更顺溜了，可是班里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竟要讨论三天以“统一思想”，为我辩护者说即使抛出的材料凿实，此人没有城府，对谁都不设防，坦白率真得像个孩子，不能划呵。于是从哲学系调来了打手。其实，我的命运早就确定。真正划我为右派的场景，据说颇具戏剧性。物理系工作组组长杨述先生随随便便抓起一枝铅笔，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下面信手划了一条线。这一划，划给了我一顶右派帽子，划给了黑线下面紧挨着我的那个同学一顶院士帽子，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述夫人韦君宜先生在她的《思痛录》一书中说，“抢救运动”时杨述在陕北绥德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受尽冤屈，头生幼女也因无人照料而夭折，年轻的母亲说“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抗战胜利时，急需大量干部去各地抢占地盘，这批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份子又得到了重用，到一九四九年进京时，杨述他们俨然已成了“老干部”。杨述先生经过“抢救”，路线觉悟大为提高，革命锐气打磨殆尽，知识份子的良知也难觅踪影了。到反右之前他已升任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兼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连他的爱妻也说“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

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四十年代杨述他们抱怨“为丛驱雀”，五十年代他们自己也“为渊驱鱼”起来了，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哀呵！什么叫“路线觉悟”？倘若上峰指鹿为马，你老兄竟还要说什么皇帝的新衣，路线觉悟也太低了，等着挨“抢救”吧（当年就有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等人没有被“抢救”过来而死在了延安）；能够跟着嚷嚷“就是马，就是马”，前途则豁然宽广；如果会用一百种方法论证鹿即是马，立马叫你当政治局委员。至于是否剥削阶级出身、本人干过什么龌龊事之类，倒是无所谓的。姚文元、张春桥之流不就是例证。

倘若说“抢救”运动还主要是当时在陕北的青年知识份子的一个坎，“反右”斗争的受难者已扩大为全国所有年龄层的知识份子，“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则把全国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运动间难道不存在传承关系？其中哪一个受到过批判？连提都不提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一切“向前看”嘛。于是，君不见它们相继横扫了中华大地！

“文革”一开始，杨述又被打成了反革命，12年后平反时已成废人并即病故。没有听说过杨述先生即使是在此期间对“反右”有何反思。《思痛录》中也没有叙说杨述在反右期的表现，相反讲杨述说过北大的“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我宁愿相信这是韦君宜先生的偏听偏信，而不是为亲者讳往丈夫的脸上贴金。事实是，例如和我所在班紧接的那个班，右派比率超过了三分之一！包括那个班我们整个年级的右派比率也远远高过10%，虽然毛泽东规定一个单位的右派比率是5%。

当时的物理系是北大最大的系（1958年下学期起该系分成了3个系，外加现代物理系），物理系学生中右派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率，皆居理科诸系的首位，在全校各系中不是数一也定数二。如此多的右派、这么高的比率，和杨述先生没有关系？只说杨述“愚忠”，如何“被吃”，不提他“吃人”，刘奇弟等地下冤魂恐怕不会答应。杨述原有的知识份子精神死亡后，仅用为虎作伥、身不由己来解释他的行为，就太小觑他的主观积极性了。韦君宜先生说杨述的一生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一九四五年之前和一九六六年之后杨述是受害者，确是悲苦；但是中间的20来年，杨述正当壮年，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他是个施害者。《思痛录》第十章全是对已故夫君的追忆，作者认为杨述“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并升华为如该章标题所示是“当代人的悲剧”。然而，怎可回避，“抢救”运动极度震慑了杨述，使之脱胎换骨、丧失自我而成了识时务的俊杰；关键时节则泯灭人性、沦为绞肉工具。自然可问，杨述该负多大罪责？又能负多大罪责？如果我处其位，能守得住多少自己的良知？但总有积极、应付、消极之分吧。同样被“抢救”过的韦君宜反右期就受到批判而差点戴上帽子，这一点在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郭小川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在更早的“反AB团”时差点送命的胡耀邦，反右期则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一些人。他们没有像杨述那样在北大抓右派争得了第一。“倘守得住，怎达高位”之说显然不正确。二十多年来媒体所见竟会是，人人都是受害者，个个都抵制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四人帮”只是一个层次，迫害广大群众的是他们的爪牙的爪牙的爪牙，直到党支部书记之类的第n层次甚至更低。迫害人的行为受不到批判，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那些人又会勇往直前力争上游以邀功请赏，因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没有坏处只有好处，他们永远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倒是无官无职的巴金先生写出过忏悔录，此外没有再看到过像样的检讨。很多人只讲自己如何受迫害，从来不提自己怎么迫害人，他们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倘用民间“一命抵一命”的准则来判别，杨述之流恐怕有多少条命也不够吧。评说杨述现象已越出本文范畴，且住。

硕大的右派帽子罩下后，我跌入了漆黑深渊。天崩地裂，仿佛置身浑沌，一片惘然。我怎么会反党呢？开始懂事时就读的那个初中，原由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斥资五千大洋兴办于溧阳丘陵山区，后迁入由共产党员捐赠的县城内的校舍时，教学质量已居全县第一。我在近二千考生中以第一名被录取后，由地下共产党员的校长指定为唯一的新生代表，第二年一“解放”即被送去苏州接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南区委的政治培训，回校后就任学生会主席。高中读的是苏南（省立）苏州中学，也是该校当时最大的“学生官”之一（团委宣传委员，团委书记是专职干部），毕业时班上第一，全级没有排名。入大学前，由于功课原因，我一路享有高额奖学金，也因功课好而当了学生高官。进北大后，更是连吃饭都不要钱。我的这些幸遇，固然不能说全是共产党的赐予，总也和五十年代前期共产党领导下的万元复苏、政通人和的表象紧密有关吧。但是，我这个党的孩子却被硬生生地拽成了反党份子，反差是如此之大，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我该怎么活下去？掏出鲜红火热的心以明心迹！是我那十分坚毅、异常辛劳的小脚妈妈伸双手把我拉了回来，这才是生我养我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生身母亲呵。

中文系女生彭令昭（林昭）被戴帽后激愤地说“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我很惭愧，没有她那么清晰的认识，没有她那么透彻，没有她那么剧烈。对于“阳谋”我也很震惊，那是右派份子的共识吧，深感受骗了。用阴谋手段对待人民大众，尤其是其中“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践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重创了明日的国之栋梁，难道这不是民族的自杀行为、国家的自杀行为？但我在那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更多的是在骤然重击下的不知所措，踉踉跄跄，趔趔趄趄，恍恍惚惚，飘飘荡荡，心灵将停泊于何处？也有糊涂、颟顸，跳不出过去圈子的愚笨、驽钝。我的内心已完全为外界左右，而且弛豫时间非常长，老是乱哄哄、嘈杂杂的。我远不如林昭那样明白、因而那样坚定，更没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总算，我没有一股脑儿往自己头上扣屎钵子，更没有揭发他人以争取“宽大处理”。因此到一九六零年九月，科学院政治部主任来物理所为我摘帽的前一个星期，我所在的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还在全室大会上批判我“死不改悔”。

摘帽后我仍幼稚，自以为进入“人民内部”了，和他人一样了。殊不知我头上还戴着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一九六三年物理所或我们研究室作为全院的“试点”，对一九五七年以来入所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考试，考的内容是外语加工作报告。外语任选英语或俄语，我报了二门，英语第一，俄语第三，俄语前二名属留苏归来者；工作报告的内容，他人大多是实验装置或工作总结，我做的是科研成果报告，而且听取者中有不少其他研究所的人员，自然不会是我去通告的。所内其他研究室的情况我不清楚。这场考试过后，至少和我同年来所的其他大学生，从初级的研究实习员升到了中级的助理研究员，工资也涨了一级（不过是从56到62、加了6元），而我仍是研究实习员和56元。等等之类，皆是“摘帽右派”的帽子所赐吧。感谢“三年困难时期”（罪过！），有如后来被封为副统帅的林彪所言，物质上匮乏时精神上应宽松些，使得我们还可以做些科研工作。一九六三年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又吹得震天响了。◇（待续）

──本文转自第71期<<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

http://mag.epochtimes.com/073/47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