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6288.93万人

金剑平

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6288.93万人
保守计算：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6288.93万人，总人口减少6595.55万
仅天府之国——四川，官方承认饿死1250万，实际高达2616.52万。
2010年6月　2011年4月修改
注：在某些网站刊登时，文中的“6s”的“s”为“4”；“8j”的“j”为“9”，请读者自我修正。


大饥荒饿死人数一直没有确定，多数学者都怕愤青骂，都往低算，一般认为是三四千万。愤青更是无理取闹，来个死无对证，有的甚至连一千万都不承认，真是无耻之极。
本文以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依据，运用小学的数学知识，把饿死的具体人数准确计算出来。很简单，小学生都可以算出来。


一、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某人在1957年底有存款64653万元，五年后（1962年底），他的存款变成67295万元，当时的平均年利率是27.07‰，问：他的存款少了多少钱？
解：
64653*1.02707＾5－67295＝73890.55－67295＝6595.55（万元）。
答：
他的存款少了6595.55万元。

这道题大多数人都会。
那么把“某人”换成“中国”，把“存款”换成“人口”，把“万元”换成“万人”，把“年利率”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了吗？
中国1957年人口是64653万，1957年至1970年（剔除1958年－1962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7.07‰，1962年人口是67295万。总人口减少了6595.55万人。


二、大饥荒的人口记录
表1： 1957—1965年户口登记人口，登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

年份	年末总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6	62,828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9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是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文章中也还引用了表1，该文章曾刊登于《人口研究》1998年第1期。许多研究大饥荒的文章都引用此表。
1958年，毛泽东给全国统计部门下了一道指示：“统计工作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其意明明白白：为了无产阶级政治，统计工作必须造假——成绩要小而化大，灾难错误要大而化了。实际上，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媒体就是美体、是党的喉舌”，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过总是大事化了。李成瑞是老左派，现在是国内“毛派”的领军人物，反对“走资”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至今还在高举着马克思的旗帜，要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呢！他主持下修订的《中国统计年鉴》，只有缩小错误的可能，绝无放大错误的可能。
表1中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后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都引用了这些数字。
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是经过国务院同意而发表的——李成瑞语，从1983年起，到2002年以前，所有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年鉴》都是上面的数据，这证明了多年来中国政府早就承认了它，权威性十足。

五年大饥荒：在宣传上一直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指的是1959至1961年，事实上1958年底已经发生了饥荒。1962年2月7日，改变毛泽东政策的七千人大会才结束，政策虽然好了，但是粮食也不是说马上就多起来了，而且已经饿了一个月了，经过之前四年的大饥荒，大多数人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不少人是奄奄一息拖到1962年的，61年饿死2140.22万（见表2），62年的1月份，正是冬天最寒冷之时，这时饥寒交迫，要找能吃的动植物很难，所以说62年饿死人也会不少。应该算作是五年大饥荒（1958年至1962年）。


三、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析及选择：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两种计算公式：
公式（1）：
自然增长率＝（今年年末人口－去年年末人口）÷去年年末人口
＝今年年末人口÷去年年末人口－1
公式（2）：
自然增长率＝（今年年末人口－去年年末人口）÷去年年末人口
＝[（去年年末人口＋今年出生人口－今年死亡人口）－去年年末人口]÷去年年末人口
＝今年出生人口÷去年年末人口－今年死亡人口÷去年年末人口
　　　　　＝今年出生率－今年死亡率

表1是以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自然增长率，用的是公式（2）。本来出生率与死亡率在统计上误差就比总人口大，（出生率与死亡率也要把总人口作为分母来计算），特别是特殊的年份，如战争、瘟疫、或者当局者隐瞒、甚至为了躲避计划生育都会造成人为的误差，得出的自然增长率的误差就更大。从表1中看到，很多年份的自然增长率与实际情况不符，越是特殊的年份误差就越大。在统计中，年末总人口比出生率和死亡率准确，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要最终反映到年末总人口中来，所以应该以总人口来计算自然增长率，也就是用公式（1）才比较切合实际。如果以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自然增长率，是会造成很大误差的。（见参考资料7：岩石《令人震惊的国家统计局……》）。
从表1中看到一个非常荒谬之处：1961年的人口比1960年人口少了348万，也就是增长了－348万（65859－66207），而表1中1961年的自然增长率依然还是正值（3.29‰），这就是告诉世人：“1961年中国的总人口增加了3.29‰又减少了348万”。人口减少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当然是负值，也就是负增长，怎么算也不可能算出正值（正增长）来，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这样的数据竟然能出现在一个政府的《统计年鉴》上！这说明，由于地方政府隐瞒死亡人数，导致死亡率出现错误，又连累增长率出错，如果反过来又用这样的增长率来计算死亡人口，那是错中加错，死循环。实际上1961年的自然增长率是－5.26‰（见表2实际增长率）。从这里可能看到，大饥荒的五年，地方政府因害怕承担责任（或者为了面子、为了统计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隐瞒死亡人数，是非常普遍的。用这样的增长率来计算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建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年鉴》以及所有的人口统计表，都应该以总人口来重新修正所有年份的自然增长率，也就是用公式（1），为了统计学的正确性、严肃性和科学性。
甚至出生率也已经有错，由于缺乏营养和粮食，不少婴儿夭折，夭折的婴儿由于没有上户口，都不算在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内，造成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会变小。从出生率和死亡率中看不出来，只有从总人口的变化中能看出来。有的研究文章用平均出生率减去那五年的出生率，得出那五年出生的人数减少很多，有的年份甚至超过当年的人口差额，这明显就是悖论，实际上是出生后来不及上户口就死掉了的人没计算在内。当然由于营养原因，出生率是会比平时小一点，但不至于那么大。
注：为了计算结果的科学性，本文在计算中忽略那五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只从总人口来推算。
表1中的1958年至1962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很明显是根本就不能使用的，估计是地方政府隐瞒死亡人数所致。表2中重新计算了自然增长率——列为“实际增长率”。

那么，那五年究竟采用什么样自然增长率，才比较客观真实？
表1中的1957年的自然增长率为23.23‰，其实是错的，它实际的自然增长率是29.05‰（用公式(1)计算＿见表2实际增长率），所以不能单纯地用23.23‰来计算。（如果用23.23‰来计算，饿死5022.04万，总人口减少5224.53万，也是震天憾地的。如果用29.05‰来计算，饿死超过七千万，总人口减少7310.54万）。
在没有重大事件造成人口剧变的情况下（如：大战争、大瘟疫、巨大自然灾害、计划生育等），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上是一个变化不大的数字，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均的自然增长率来计算。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如果也没有各种政治运动，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应该在28‰以上。如果没有这场人为灾难，58年至62年的社会环境与63年至66年差不多，63年至66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8.89‰。我们再退一步，从1957年至1970年，把中间发生饥荒的1958年至1962年剔除，得到这九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7.07‰。57年打右派、66年至70年是文革，都是极端的政治运动时期，有不少人非正常死亡，出生率也下降，对人口增长都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九个自然增长率采样的年份里，竟有六个是政治大动荡年份，说明这个平均数27.07‰是相当偏低的。（将来如果能统计出那六年政治运动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能推算出更加准确的平均自然增长率。本人认为28.89‰比27.07‰更加接近实际情况，如果用28.89‰来计算，那五年，中国总人口减少是7252.56万，饿死近七千万）。
虽然饥荒过后有补偿生育现象，但六年的政治大动荡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地超过补偿生育人数，所以说27.07‰还是相当偏低的。


四、保守计算：五年饥荒，中国饿死6288.93万人，总人口减少6595.55万。
取这个相当偏低的27.07‰作为平均自然增长率来计算，只能说是保守计算了。

表2：以27.07‰作为平均自然增长率，得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6288.93万人。

年份	年末总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	正常人口（万人）	人口差额（万人）
1956	62,828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29.05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20.74	66403.16	－409.16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8.38	67780.46	－573.46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4.88	69026.29	－2819.29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5.26	67999.22	－2140.22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21.80	67641.80	－346.80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1966	74,542	35.05	8.83	26.22
1967	76,368	33.96	8.43	25.53
1968	78,534	35.59	8.21	27.38
1969	80,671	34.11	8.03	26.08
1970	82,992	33.43	7.60	25.83
1958至1962年人口总差额							－6288.93

表2后三项的说明：
实际增长率：因为表1中的自然增长率是用公式（2）计算所得，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而且误差惊人。表2用公式（1）重新计算了自然增长率，列为实际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 今年末总人口/上年末总人口－1
正常人口：不发生饥荒时该年份的正常人口数量：
正常 人口 ＝ 上年末总人口 X （1＋27.07‰）
人口差额：因为发生饥荒，人口变化的数量：
人口差额 ＝ 今年末总人口 － 今年正常人口

以1960年为例：
以1959年年末总人口（67207万）和平均自然增长率（27.07‰），求出1960年正常情况下的正常人口（应得人口）为69029.29万，用1960年年末总人口（实际人口）减去正常人口，就得到1960年的人口差额（负数为人口减少）。在没有大战争瘟疫地震海啸等情况下，大量人口减少只能是饿死的。
60年正常人口＝59年末总人口X（1＋27.07‰）＝67207 X 1.02707＝69026.29（万）
60年人口差额＝60年末总人口 － 60年正常人口＝66207－69026.29＝－2819.29（万）
仅1960就饿死2819.29万人。
其它年份以此类推。

1958年至1962年，中国人口差额（即饿死），最少是6288.93万人。
409.16＋573.46＋2819.29＋2140.22＋346.80＝6288.93（万人）

用另一种方法，算出五年实际总人口减少数量：6595.55万
1962年底应得人口数－1962年底实际人口数：
64653*1.02707＾5－67295＝73890.55－67295＝6595.55（万）。
这种方法只能计算总人口的减少数量。因为把上一年的死亡人口的也算了今年的增长人口，所以会比死亡人口多一些。但是计算总的人口减少量，只能用这种方法。


五、几个例案：
大饥荒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贯穿整个中国。下面是几个事例，可以看出惨状：

1.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里记载，在饿死不是很利害的福建省，某县就饿死八分之一。

2.信阳事件：
七百多万人口的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一百零七万余人，各级干部为追查所谓剩余粮食而打死逼死群众八万余人（比鬼子抢粮还狠），达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信阳事件并不孤立，在全国普遍存在。《信阳事件——见原中央党校教师余习广的凤凰博客http://blog.ifeng.com/1399605.html》。
1959年庐山会议至1960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在信阳的商城，干部反“瞒产”，为了挖出粮食，对民众使用了包括“锄头砸大脑、剁手指头、活埋、割咀唇”等40多种惨绝人寰的毒刑。谁看到这份材料，都心惊肉跳，悲哀不已。（http://blog.ifeng.com/article/2523016.html）。
信阳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
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河南省当时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即使在信阳，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当地的粮库里就存有粮食。信阳的饥民看着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政府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可怜的无辜且无知的农民，死都不知道是谁整死的，还在期盼着施害者呢，甚至不少人致死都还在喊着万岁呢！可见当政者治人之术之高明了。真是无话可说了。
瞧，饿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讨都没门，黑洞洞的枪口和暗无天日的收容站等着你。粮食倒是有，但不给老百姓吃！
信阳事件一共饿死了多少人？几年前，河南省几位先生在单位领导支持下深入信阳地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查，结论是一共饿死一百五六十万！

3.天府之国四川，官方承认饿死1250万人，实际高达2616.52万！
后来的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当时向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即1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上面是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叙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2/0227_2664_415017.shtml
《“大跃进”四川饿死千万人》（原刊于《现代快报》）。

根据廖伯康上面的话来推算：仅1958年到1960年四川人口就减少了1581.69万人：
7215.7*1.02707＾3－6236＝1581.69（万人）。
还有61年和62年减少的人口没提到。表2中58年至60年饿死的只占整个饿死人口的60.45%，根据这个来计算，得出58至62年四川饿死2616.52万人（1581.69/0.6045＝2616.52）。
廖伯康说：“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说明61年以后，四川饿死人的比率比全国高，实际数字可能比2616.52万多。

而四川是不是饿死人最严重的省份，还不知道。

4. 通渭问题：
《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发表杨继绳先生《通渭问题——大跃进50周年祭》一文，披露了一场掩盖了40多年的惊人悲剧。文中写道：
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1 / 3,远远高于信阳1 / 8的比例。
2008年8月9日，在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字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1/3，70 %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一个不到30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

5.如果想更多地了解大饥荒，请看这个：
“1959-1961：有关于大饥荒与饿死人的记忆（专题）”http://news.ifeng.com/special/dajihuang1958/。

6.班禅喇嘛《七万言书》。

7.《毛制造的大饥荒》（参考资料14），作者迪克特在书里真实记载：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失去了一切后开始堕落，社会也开始崩溃。作者迪克特表示，为了生存，人们被迫互相摧残﹕邻居之间互相盗窃，家庭中的弱者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有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将孩子卖掉﹔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对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还是孩子的生命选择中痛苦挣扎，被逼将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杀。此时中国的自杀率急剧升高。
“在湖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一个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这个父亲三周后伤感而死。”从档案史料中他发现，活埋在全国一次、一次地出现。
一个名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报到最高领导人，他的双腿被铁丝捆，有人用一块十公斤的石头砸他的背，他的一只耳朵被剁，最后一个人用滚烫的工具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偷了一个土豆。
当权者捣毁司法制度，司法系统已经报废。地方领导者送出好几百万人到劳改营。迪克特写道：“一个野蛮的政权，再加上遍野饥荒，使得每四或五个坐牢的人就有一个被掩埋。”劳改营中每年的死亡率在4～30％之间。
“领导者歌颂暴力行为，并习惯于大量生命的死亡。所有的人都有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意识型态。”使用极端暴力也成为常态。迪克特指出，1959年在上海会议上，毛命令国家工作人员强行征收三分之一的稻谷收获，以供出口并供应城市粮食。毛说：“只要你不夺取超过三分之一的粮食，人们就不会暴动。”他的总理周恩来，无情地征用更多的粮食，出售到外国换取金钱。于是，出口增加了，中国稻米成为东德的主食，而中国全国的农民只得吃树皮。
迪克特书中描述他与一位中国研究者见面，这个人带来了一些大跃进时期的恐怖照片，照片里面有一个小孩的尸体已被拆解、切碎并放入锅子里。
1961年9月胡耀邦与一队人同行，在淮河与黄河流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期间发现裸体死去的妇女和孩子，经调查发现她们为了要口饭吃，把身上的衣服变卖了。
搞公社化时，很多住房被拆（有的地方高达60%-70%的房屋被毁），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被没收、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而为了满足党组织不断下达的更高上交指标，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者、所谓的坏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例如，四川许多县，80%的人死于这种禁食惩罚。饥饿被用来作为惩罚的武器，用来处罚那些无法跟上工作要求之人，政府扑杀弱势者和孤苦无依的人。（参考资料14）
柬埔寨有8百万人与信阳相同，有170万至250万人，在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时期死亡，少数被杀，而多数是被劳动至死或被饿死（其中包括大部份华人）。迪克特在研究中发现红色高棉也是使用了饥饿作为武器，消灭它不喜欢的人。红色高棉的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不愧是毛的忠实学生。

这些记录，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时期的一段真实而特殊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恐怖非常震撼的事实。


六、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1、疯狂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造成大饥荒第一个直接原因是1958年大跃进的最高潮“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压倒一切压倒秋收，劳动力去炼钢，妇女老人秋收，很多粮食烂地田里，直接导致了大丰产之年的秋粮大减收。但这是次要的，它只能造成58年和59年的饥荒，不能导致五年大饥荒。

2、高额的粮食的出口
造成大饥荒第二个直接原因是粮食的高出口——毛泽东、中共中央最迟于1958年10月底发现大饥荒已经降临，但此后粮食出口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创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高峰！大量出口粮食援外（基本上都是无偿），在大饥荒时期创造了一个粮食出口高峰——当时，世界一片欣欣向荣，唯独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援国随意浪费，竟使中国大米发霉。
对阿尔巴尼亚的大批援助是在1961年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中国对阿援助累计高达90亿元人民币。中国为了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费尽心力，支援该国平均每人高达三千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仅二、三十元的中国广大工人和一年收入只有十几元、几十元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果不出口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仅1959年出口粮食415.8万吨，相当3465万成年人一年的口粮（注：六、七十年代，城镇居民成年人每人每月口粮定量是10公斤，儿童更低，这里是按成人算，如果按年龄比例来计算会更多），因此造成1960年饿死人最高峰。

3、粮食高征购
造成大饥荒第三个直接原因粮食高征购——发现大饥荒发生以后依然我行我素，净征购量也创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高峰——4172.5万吨（1958年4172.5万吨，1959年4756.6万吨），比此前的平均年征购量3324. 3万吨高出848.2万吨。
1958年底饥荒已经发生，在59年的庐山会议，把想阻止饥荒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开展一场向群众追查所谓剩余粮食的“反瞒产运动”，干部和民兵用非常暴力的手段从农民手中“拿”走最后的粮食，甚至连种子粮都拿走。七百多万人口的河南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运动”中，各级干部打死逼死群众八万余人（比鬼子抢粮还狠，仅信阳商城县的基层干部就用45种非常残酷的刑罚来污辱和杀害人民，见参考资料13）。这是信阳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如当信阳大面积饿死人时，信阳粮仓里的粮食是满满的，政府把粮食收起来，百姓饿死也不给，百姓也没人敢去抢，很和谐的社会。

（注：第2、第3相关联，但又有区别。因为粮食高征购更主要的是缘于大跃进，再者，当时还有大量粮食储备，并没有全部出口。）

4、拒绝接受外援
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欠他们100元只须还22.5元）。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鲁晓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300万吨粮食（一说100万吨）和50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拒绝了粮食，说我们没有挨饿！

毛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提前还清”。毛把欠苏联人十五年期的债就在那五年提前还清。这就是毛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的历史真相。

事后毛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笨青听到又要高呼万岁了，多大度啊！多伟大啊！多高瞻远瞩啊！几千万条人命只如草芥！

——老大哥的救难之善举就是“磋来之食”？粮食是磋来之食，蔗糖就不是？为何只要蔗糖？向老大哥求那么多的技术包括原子弹技术就不是“磋来之食”？是“求来之食”，这就有面子、有骨气了？按这种逻辑，当年打战时，就不应该用敌人的枪，那是“抢来之食”啊！

苏联人想办法推托、拒绝中国的食品，一个猪只要一个猪尾巴，鸡蛋大的不要，小的不要，只要不大不小的，周恩来下令把苏联人不要的中国鸡蛋、茶叶、粮食、猪肉等东西，全部倒入黑龙江，说他们不要我们也不要，这个事情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听说过。中国人又被代表了一把——面子一把，中国人民有志气？！

中国大饥饿时，被中国视为敌人的美帝国主义并未袖手旁观，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通过粮食援助帮助中国，并制定了援助方案。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在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的立埸：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后来的唐山地震也是这么说的）。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是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可以以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中国人又被骨气了一把）。

可以说，以上四项，当时如果少一项或者纠正一项，大饥荒的灾难都完全能够挽救。
看看上面所列的大饥荒原因，每一条都是人为的，与天地何干？怎么能说是“自然灾害”呢？
饿死完全是人祸，是当政者一手造成的，特别是1959年大饥荒加重以后国家当权者的作为，实在不能不令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万分愤慨。
当政者还嫁祸于天：那三年1959——1961三年气候完全正常，老天非常争气，根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瘟疫和特大毁灭性自然灾害，竟然出现了一年之内（1960年）人口总量净减少1000万人的奇迹！——即使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出现过此等奇迹——除了饿死（人祸），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如此惊人的人口非正常突变？当政者为了推却罪责，竟然嫁祸于天：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耻。从1999年起到现在，中国才真正是年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没听说哪里饿死人。


七、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以一个保守的、偏低的平均自然增长率——27.07‰来作保守计算：
1958年至1962年，中国发生人祸——五年大饥荒，最少饿死6288.93万人，总人口减少6595.55万。
仅天府之国——四川，官方承认饿死1250万，实际高达2616.52万！

这是一道非常低级的小学数学题，最为奇怪的是，几十年来怎么没人做得出来呢？

饿死与战死不同，饿死人往往是一家全死、有的村一村人全死，因为一个人没饭吃，一家人也没饭吃，一村人也在饥饿状态，不是一二天而是三五年，除非有特殊关系的——如干部，否则，逃脱不了厄运。不像打战，中弹与否天地之别，不中弹的人一点事都没有。饿死比子弹打死惨烈得多，饿死是慢慢折磨死的，中国人何罪之有？

那些高官厚禄者，为了自己和他们的团体（党派）的地位和面子，助纣为虐，不惜以多少万百姓的性命为代价，视人命不如草蜢，任意饿杀。一个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竟然能调动那么多的官员戕害那么多的百姓，真是世界史的奇迹、人类史的奇迹。路宪文的部下不能算人，畜生不如，是人类的污辱。而象路宪文这样的官员比比皆是。当四川大量饿死人时，省委书记李井泉说，哪个朝代没饿死人？继续坚持他的害人政策。四川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他就没想过这是他的“丰功伟绩”，他不知道他的脸上有屎。至今当政者还在掩盖着这段历史，还在高喊着“始终代表着最广泛人民的利益——三个代表”，估计当政者是不把受饥饿的几亿中国人当人民，更是把被饿死的几千万人当成人民的敌人了，否则怎么会动用最残酷的刑——饥饿来饿杀他们呢？真是高明到兵不刃血的程度啊，不知道用什么来评价了。
对于疯子政治家，在德国还有人谋刺希特勒，他们都是国家精英组成的谋-杀集团。在中国那个特殊年代里只有张志新、遇罗克、林昭、林X果等少数几个小青年有资格称英雄。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精英都没有了思维、为虎作伥，百姓只有被愚论、被鱼肉的份了。

有人说：“文革中，中国人应该站起来，却全都跪了下去；文革后，中国人应该跪下去，却全都站了起来。”这样的民族前途如何？……


参考资料：
1.《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９》，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９

2.岩石＿评张宏志：“饿死3000万人纯属捏造”（伪造数据和伪造历史的张宏志）
http://club.dzwww.com/viewthread.php?tid=21474204&extra=page%3D4


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4.杨继绳《墓碑》

5.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6.《“大跃进”四川饿死千万人》（原刊于《现代快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2/0227_2664_415017.shtml

7.岩石《令人震惊的国家统计局造假：篡改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数字——一个明目张胆的大阴谋》
http://www.chinavalue.net/Blog/126310.aspx

8.原中央党校教师余习广的凤凰博客http://blog.ifeng.com/1399605.html

9.“1959-1961：有关于大饥荒与饿死人的记忆（专题）”
http://news.ifeng.com/special/dajihuang1958/

10.
江苏省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饿死。（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11.
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6000人（见：钱刚、耿庆国合著：《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第582页）

12.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1997年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波动》，曾刊登于《人口研究》1998年第1期。

13.
河南省信阳商城县档案馆馆藏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文件《敌人残害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信阳事件:商城惨案中干部对民众毒刑汇集）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余习广BLOG：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523016.html

14.《毛制造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作者，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迪克特(Frank Dikotter)。

15.《“山鹰之国”亲历》，王洪起著，新华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16. 俄国解密前苏联档案《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http://hi.baidu.com/%C8%D5%D4%C2%D3%C0%C3%F7/blog/item/fa885634f3b29d1c91ef390c.html

注：在某些网站刊登时，文中的“6s”的“s”为“4”；“8j”的“j”为“9”，请读者自我修正。

2010年10月
2011年4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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