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难者》序（三）苏晓康：见证人

zhuantie · 发表于 2007-9-26 09:33:59

见证人 ——序《文革受难者》
 苏晓康
 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说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一户的调查１９６６年学生打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很多人大概心里很恨她”。王友琴的一个朋友偶然读到我写的这句话，就去对王友琴说：“他干嘛要这么写？不写还好，这么一写反倒提醒人家了……”。后来听了王友琴的转述，我暗暗一惊，仿佛感觉到那阴影的更深一层。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制作一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时，就有一位大学教授当面拒绝我采访他的受难者妻子，和盘托出他的恐惧：“当年打她的学生里头，有人今天已经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们怎么还敢说话？请你不要再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安度余年好不好？”当时，我只看他妻子的一个背影，是坐在轮椅上。
 这个受难者的线索，是我在王友琴的母校师大女附中采访卞仲耘惨案，追寻到对面的邮电医院时偶然发现的——文革初期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打昏了老师都送到这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顺便提起，说有一次红卫兵用三轮车推来一个女教师，竟然问：“是不是每一具尸体卖八百块钱？”医生发现那老师还没断气，才救了下来。那次追踪采访未得，但这个“卖尸体”的细节却一直深嵌在我记忆里，来到海外，见王友琴正在遍寻中学受难教师，便对她说“你们女附中有个女老师还被当作尸体去卖呢”，未料她却纠正于我：这位女老师叫韩九芳，不是她们师大女附中的，而是附近男八中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她活是活了下来，脊背上被红卫兵军用皮带的铜头戳了两个大洞，终生再也站不起来。
 与记忆相关的一切文革细节大量流失着。王友琴不顾一切地寻访、保存它们。她是受难者的一个活资料库。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记得我采访时让女附中的人指认卞仲耘被毒打致死的地方，站在那里想象曾发生过的举世罕见的“少女希特勒现场”（因为最接近的一个类比是纳粹组织“少年希特勒”，Hitler Youth，最初女孩子是分开的，叫“德国女青年团”，后合并），而我却缺乏另一种想象力，即：卞仲耘校长身后，将有一个女学生要站出来为她讨公道。
 高一（三）班的王友琴，就是在那个血腥现场，先成为一个目击者，以后再变成一个见证者，多少年后，她在芝加哥大学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谈到她“心底的召唤”。《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的杰伊·诺德林格（Jay Nordlinger）如此描写王友琴：“文革中她读到《安娜·弗兰克的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这本书启示她去记录那严禁披露却日复一日发生着的暴行，她像安娜一样跟一本日记秘密交流心迹，也把那本日记叫‘Kitty’，跟安娜不同的是，她刚刚写下不久就必须销毁，那时候有人仅仅因为日记就被打死。”
 无疑，诺德林格是在一种西方的历史和经验范围之内解读王友琴，虽然，对暴行的见证应是普世性的，但他在中国与中文范围内还只能看到一个王友琴，因此他在另一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报道中再次提到她：“……索尔仁尼琴既是奇人也是凡人，但我想告诉你们另一个奇人，而且是一个女人，王友琴，芝加哥大学的中文讲师，但那只是她白天的工作。她献身于见证文革受难者……她上北大时读到索尔仁尼琴，那时全中国只有几本《古拉格群岛》，她读得彻夜难眠，由此找到了此生的志业：她向受难者承诺，一定要让历史记住他们。我仿佛看到，她身后站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见证人：安娜·佛兰克和索尔仁尼琴。”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和经验范围内，王友琴的出现难道不是更符合常情吗？她的内驱力可以简单地归为一个学生在为她的老师讨还公道。王友琴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生，1979年全中国的高考状元，但她的优秀不止于此，她把所有死难于文革的教师视为同类，可以听到他们的哀鸣而无法平静地生活，她自己就是一对教师夫妇的长女，也许因此而使得她赋有另一种“心底的召唤”，即她自己曾描述的“牛鸡之间”的那种强烈感受：牛会哀伤同类而鸡却不会。在这个意义上，王友琴不仅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颠覆者，也是从最传统、古典的中国立场来否定那个革命，讨回师道尊严，而这几乎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根基。
 王友琴与沉默大众的对话，是她作为一个见证人在当下中国人文环境中的特殊遭遇，是一个应由旁人来见证的课题。我们的尴尬，不仅是见证人极罕见，而且也不能见证见证人。王友琴所面对的沉默是恐怖的，而她的杯水车薪的努力则是精卫填海式的。
 
文革禁忌，由于体制性封尘遗忘，而年深日久地成了人们心底不自觉的趋避、弃绝，加上“伟大领袖”曾挟持整个人民成了“同谋”，因此这场浩劫从未停止过，它只是暂停在一种集体性遗忘上：抛弃受难者。王友琴经年累月置身于压抑下的倾诉、风干了的血泪、恐惧中的拒绝、无助里的无助……她的见证，与其说需要的是勇气，毋宁说是坚韧。自不必说，她寻访出来的七百个受难者，从线索、姓名、时间地点直达情节主体，皆引领她反复经历心灵的炼狱；她与受难者亲属以及知情人之间劝导、宽慰乃至逼迫、拒绝而使双方付出的心理代价，在在珍贵无比，将是中国个人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一页；即使在社会学意义上，个体与庞大体制性谎言的对峙，受难者被主流话语封杀而借由见证人发出声音以抗拒淹没，势单力薄的见证人身陷周遭冷遇却又吸引同样稀缺的“历史义工”，等等，王友琴都是开先河的一例。她最具原创性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如何在中国开启了受难者见证历史，又如何被流传、被抄袭、被曲解，这个过程至今也未被梳理。甚至王友琴的见证，在成书之前只能放上电脑网络，其实只反映了受难者仍被歧视，而这座“网上文革博物馆”依旧被中国当局封锁。
 第一个倡言“文革博物馆”的人是巴金，老人已行将就木。巴金的这个夙愿，几乎就是八十年代的一个象征，是无数人对政治清明的一种憧憬，并无几人怀疑它的可行性。经过“六四”大开杀戒，人们回头去看，觉得整个八十年代未免天真。但巴金的倡议，已然有了见证的含义，老人并不天真，他领教过“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他呼吁见证。我们幸亏有巴金，也幸亏在他之后来了一个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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