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误 邓小平终上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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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云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平反的历史事件中，最为艰难的是“天安门事件”和彭德怀问题。因为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是要否定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序幕的。毛泽东曾就《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了一段“名言”：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所以，一旦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意味着“文革”的“开场锣鼓”是完全错误的。正因为这样，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陈云呼吁为彭德怀平反之后，依然阻力重重。



　　胡耀邦面对“两个凡是”派，曾引用了毛泽东在1965年对彭德怀的三句话加以反驳。

　　那是彭德怀在1965年即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曾对他说了这么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作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胡耀邦说，这三句话是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回忆的，是彭德怀生前对浦安修讲的。胡耀邦借毛泽东此言，说道：“现在，是该由历史给彭德怀同志作结论了
——历史已经证明，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边！”

　　后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谈及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这么说起为彭德怀平反的曲折经过：

　　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一大批遗留问题，共有十几个。比如解决了彭老总的问题、陶铸同志的问题。

　　我们不搞什么繁琐哲学。开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向我建议，说你那个组织部，彭老总要平反，开一个追悼会吧。我说，好，请你们写一个悼词。他们愿意写，七八天把悼词写出来了。写的当中不敢提高，改来改去评价都比较低。怎么办？后来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写上彭老总是红三军团的创立者。

　　把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思想还要解放。他说我来改，作了“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样公正的评价。

　　彭德怀悼词的起草者，便是当时担任《解放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姚远方说，彭德怀的悼词很难写，因为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应该把彭德怀的“缺点”写进悼词，因为这些人总觉得毛泽东当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是对的，批判《海瑞罢官》是对的，所以应该在悼词中写写彭德怀的“缺点”才行。

　　这使姚远方感到很为难。姚远方说，他写过那么多悼词，从来没听说要在悼词中写“缺点”的，姚远方拒绝了在彭德怀的悼词中写“缺点”。

　　接着，遇到的麻烦是关于彭德怀的评价。当时有人总以为不能给彭德怀以很高的评价。改来改去，最后还是邓小平亲自出马，作了“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样公正的评价。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引起震动

　　在陈云提议为陶铸平反的整整一个月后——1978年12月11日，胡德平记得，他晚上回家时，见到父亲胡耀邦正半躺在沙发上。

　　胡耀邦很兴奋地问道：“今天《人民日报》上亮亮的文章你看了没有？写得很感人！”

　　胡耀邦所说的“亮亮”，就是陶铸的女儿陶斯亮；胡耀邦所说的“亮亮的文章”，就是《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这是陶铸在“文革”中蒙尘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怀念陶铸的文章，成了为陶铸平反的讯号。

　　胡耀邦跟陶铸有着很深的友谊。胡耀邦脾气爽快，陶铸性格开朗，两人很谈得来。有时，他们也发生争论，争完了又和好如初，谁也不在心中留下芥蒂。

　　胡耀邦对胡德平说：“亮亮的文章写得很好，写得很有感情，也很有文采。我们的子弟，对父母有这么深的感情，是很令人欣慰的。”

　　胡德平连忙去看亮亮的文章。陶斯亮这么深情地怀念着在“文革”中屈死的父亲：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世了吗？”是的，早在九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会死！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爸爸呀！你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铭心刻骨，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分离……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的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陶斯亮的这封终于发出的信，震动了京西宾馆，震动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决定为陶铸平反。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陶铸追悼大会终于在北京隆重举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等出席了追悼会。大会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为彭德怀致悼词，陈云为陶铸致悼词。

　　彭德怀冤案的平反，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彭德怀的平反，便意味着对1959年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否定，也意味着对“文革”的否定。

　　陈云在追悼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宣读陶铸悼词。陈云谴责了林彪、“四人帮”对陶铸的迫害，实际上也是对“文革”的否定。

　　随着彭德怀、陶铸的平反，“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文革”中所批判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既然邓小平已经平反，而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本身就表明所谓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

　　不过，刘少奇一案关系重要，直接涉及否定“文革”，涉及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所以还需要时间……

　　华国锋宣布八条决定

　　“天安门事件”发生在北京，由中共北京市委出面宣布平反，当然可以，但是“天安门事件”毕竟是影响全国的大事件，中共中央以及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必须明确表态。

　　尽管华国锋希望大会讨论他提出的三个议题，但是他已经很难控制。这样，在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八条决定。第一条便是关于“天安门事件”：

　　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华国锋还为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了书名，这也是他作为中共中央主席表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作的一种表示。

　　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郑重宣布：

　　二、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这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为了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恩来和朱德。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过去各种文件、材料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不实之词，都应作废。

　　三、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十一人问题必须解决。当时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问题未能解决。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复查。中央组织部于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四、纠正过去为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曾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作过重大贡献。他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但经审查，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彭德怀同志已于1974年11月29日病逝，他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五、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复查，过去把陶铸同志定为“叛徒”是错误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196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六、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经复查，过去把杨尚昆同志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七、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必要的，但是不设专案组，有关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审理。

　　八、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宣布的这八条决定，表明接受了陈云等众多代表提出的意见，清理了一大堆历史积案，大快人心。内中，尤其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全国、全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引起一片欢呼声。

　　另外，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在华国锋讲话最后定稿并印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诀议时，加上了重要的一条：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在1975年下发的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号文件，1976年下发的二、三、四、五、六、八、十、十一号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

　　华国锋宣布八条决定，每一条都意味着对毛泽东当年的决定的一次否定。这八条，也就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否定。所以，在华国锋宣布八条决定之后，“两个凡是”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地步。

　　华国锋终于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华国锋在11月25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八条决定之后，11月27日，他又一次要求大会转入农业等经济问题的讨论。然而，华国锋已经无法控制会议的进程了。就在华国锋刚刚说毕，便有人在发言中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在这场讨论中，一些口号不妥，例如“反对现代迷信”、“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等等，这些口号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这位发言者还认为，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所产生的分歧，只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更谈不上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这位发言者原本是批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想不到，这一发言帮了倒忙，马上引起绝大多数代表的不满，一下子把大会的注意力吸引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去了！

　　针对这一发言，胡乔木在小组会上作了这样的发言：

　　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

　　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等等，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代表们纷纷指出，目前出现的思想分歧恰恰说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很有必要。这一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如不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思想理论是非？怎样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代表们纷纷指出，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已经公开化、表面化了，已经不能回避。这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而是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斗争焦点，就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而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

　　代表们纷纷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本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应积极组织、领导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应该设置种种禁区，下达种种禁令，阻止、压制这场大讨论。代表们也纷纷批评《红旗》杂志编辑部，批评《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本来，《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理应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起理论指导作用。然而，《红旗》杂志起初“不表态、不卷入”，后来甚至发展到组织写作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红旗》杂志自称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一花独放”，实际上这“一花”脱离了百花，脱离了真理。

　　代表们从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批评《红旗》杂志编辑部，进而不指名地批评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甚至不指名地批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代表们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直截了当地批评“两个凡是”。代表们还提出建议，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以求对思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不能不对“两个凡是”表态了。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检讨。

　　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华国锋还说，“华主席、党中央”这样的提法不妥，把主席放在党中央之前、之上，希望今后不要再这么讲了。

　　也正是这一巨大胜利，从此动摇了华国锋的“英明领袖”的政治地位。虽说此后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掌舵人从此转为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