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旧上海老时尚杂志 竟“很裸体很摩登”(组图)

jianrenz

　　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曾经提及，“一九三零年间的女学生人手一册《玲珑》杂志”，足见《玲珑》在女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玲珑》与现实生活中的作为摩登代表的上海女学生连接起来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现了一百余种消遣杂志，《玲珑》杂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本着“提倡和增进妇女生活”的创刊目标，它从1931年创刊开始就深受女性读者喜爱。

中国时尚杂志的雏形

版块一：中外明星与玲珑LADY

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曾经提及，“一九三零年间的女学生人手一册《玲珑》杂志”，足见《玲珑》在女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

　《玲珑》杂志

　中国时尚杂志的雏形

老上海的妩媚似乎是从明星画片上温柔的发卷开始的，无论是好莱坞蓝眼高鼻的洋囡囡还是本土制造娇小俏丽的可人儿，只要被印在画片上，就成为一个迷人的魔咒，迅速俘获着这个眼界初开的城市。那是一个明星批量化生产的黄金年代，也是明星与平面媒体的蜜月期。这些明星们的图片被大家争相裁剪收藏，他们从头到脚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摩登男女们关注的焦点。《玲珑》杂志充分理解了这种痴迷文化，并赋予了它更多的激情，杂志每期都要刊登多位中外明星的插画，这其中有来自欧美最前沿的明星装扮，像玛丽·壁克馥的定妆照，琼·克劳馥的性感晚礼服、南锡·卡洛的摇摆迷你裙……更少不了胡蝶、周璇这样的国人所熟知的大明星，不定期的盛装亮相。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玲珑》还曾经随刊出售明星的照片，这张照片的价钱在当时不亚于一份阳春面或生煎包。

　《玲珑》上的摩登女性

刊登明星的图片虽然为杂志带来了人气，但这样的手段几乎家家都用，并不稀奇，更何况好莱坞路太远，再喜欢终究也只能隔岸观花。《玲珑》之所以能从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最关键的方法之一就是它将真实的上海名媛们请上了杂志的封面，经过杂志的策划和包装，她们以“玲珑LADY”的姿态出现，建构了上海中产女性的摩登形象。

《玲珑》创刊号的封面女郎是上海“邮票大王”周今觉的第六个女儿周淑蘅。画面上的她淡扫蛾眉、略施粉黛，身上的裙装既有中国旗袍的简洁含蓄的特色又包含西方礼服典雅隆重的设计元素，整体感觉显得清丽脱俗。与平常巧笑嫣然、搔首弄姿的美女画片不同的是，这位周小姐姿态端庄，气质冷艳，她虽然不是明星，但却比普通明星更多出一份大家闺秀的神气。这张图片充分体现出《玲珑》的品位，与之相比，即使是那些有一点闲钱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明显露出寒酸的马脚。

　《玲珑》创造了属于上海的时尚精神

《玲珑》并不单只以外表来展现摩登女性的形象。作为玲珑LADY，内在修养亦十分重要。交际名媛胡玉兰所写的《真正摩登女子》发表在《玲珑》第一百期，文章指出“女子打扮时髦、会讲洋话、会跳交际舞并不算得真正摩登，一个女子要真正可以配称摩登，至少须有下列的条件：

1.有相当学问(不一定要进过大学，但至少有中学程度，对于各种学科有相当的了解)。2.在交际场中，能酬对，态度大方，而不讨人厌。3.稍懂一点舞蹈。4.能管理家政：甲.会怎样管仆人。乙.自己会烹饪。丙.能缝纫(简单的工作，不须假手他人)。

老上海有着一个传言：“要看上海滩最摩登漂亮的小姐们，只要每个礼拜天上午到亿定盘路中西女塾的大门口去等着。”原来当时在上海刚刚兴起的女子学堂就好比如今的高档会所，聚集于此的女学生们大多都是家境殷实的小姐，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曾经提及，“一九三零年间的女学生人手一册《玲珑》杂志”，足见《玲珑》在女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玲珑》与现实生活中的作为摩登代表的上海女学生连接起来的，杂志为女学生们提供最时髦的服装样式、最新的电影资讯、最流行的英文歌曲谱；而女学生们则成为杂志内容的真人广告，并积极地为杂志提供新的创意和思路，这两者共同创造了属于上海的时尚精神。

　创新与保守的双重思路

创新与保守的双重思路

《玲珑》的诞生让新女性们渐渐学会了强调自己，于是女性一边改变着自己的外表，一边学习着先进的文明，不断追求着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蜕变。

当时的上海流行着一句话：“女子是第十一等人。”此话出于《左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士臣，士臣皂，皂臣興，興与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鲁迅先生见台无人可臣太苦了，便安慰他有更卑的妻子在，有更弱的儿子在，毕竟儿子长大了，升为台，便会有妻，又有得可臣了。那么妻子呢？永无翻身之地，永远的第十一等人，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的时候，去难为比自己青涩的小媳妇，化解怨恨，平息不满。此时出现了一派创新，一派保守的言论，前者是以《玲珑》杂志为代表的，鼓励女子独立，受教育，自由的舆论阵地，后者是要求女子继续做第十一人的老古董，宁愿削足适屐，也不愿意改变现状。

旧时女子如果不能婚嫁，仿佛就像判了死罪一样。而自从20世纪初叶女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并且再不需如祝英台那样以抹杀自身性征，乔装成男性为牺牲，家庭生活就显得琐碎、纷繁、恼人，似乎新做的旗袍都会被牛肉烫饭的膻腥所侵袭。但是，大多数中国妇女除却家庭这个工作环境，别无选择。于是，在《玲珑》创刊号上就有了一个劲爆的结果，一个女作家推出了惊人的《不嫁主义》，文章说男人只会流“鳄鱼的眼泪”，“若无良木而择之，可以不择”。人总会强调自己所担任角色的重要性，唯独中国妇女从来不那么做，《玲珑》的诞生让新女性们渐渐学会了强调自己，于是女性一边改变着自己的外表，一边学习着先进的文明，不断追求着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蜕变。

不过《玲珑》所推崇的这种蜕变却依然相当顾及保守派们的感受，虽然杂志中有诸如《怎样玩玩男子》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但文章的内容只不过是作者建议女性要自视高贵、架子十足、对男性要忽冷忽热、亦要刻意和第三者亲热，在男子失望时向他略施青睐等恋爱秘笈。很显然，这样的文章旨在建立新女性的形象，并非教导她们滥交或玩弄男性。而不时推出的《摩登主妇的四德》、《新家庭主妇之职务》等文章也以“摩登”与“新”的名义向传统道德妥协。杂志曾以几乎一期的篇幅刊登活泼可爱的婴儿照片，而秀兰·邓波尔竟是杂志上镜频率最高的女明星，这一系列图文分明地表示了杂志的态度，即使在婚前可以对男性进行诸多考察，但在建立家庭以后女性依然要成为一名“贤妻良母”。再举一篇名为《摩登女郎之明镜》的文章为例，《玲珑》代表了一种警示的口吻告诫中国的现代女性，国外的“摩登”是物质上的，在道德上并无深刻的酝酿，并以西人口述所言：“西人女子一百个里有九十几个都是非处女。”的字句来警告中国现在女子万万不能盲目模仿，文章的态度活脱脱是个喜欢大惊小怪的八卦姑婆。

《玲珑》杂志发行期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自1931年东北沦丧之后，日军步步紧逼，战火不断蔓延。与此同时，由张善琨跟杜月笙合作的“新华”电影公司，跟黄金荣操控的“艺华”电影公司慢慢占领了上海的娱乐市场，上海渐渐形成了“孤岛”。在上海纸醉金迷的混乱局势下，1936年第259期《玲珑》刊登了《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一文，重新建立了《玲珑》新女性的标准：“有能力、有思想、能够劳动”，在这样的标准下的新女性“拥有强健的体魄、新颖的思想、不作“性”的依赖、劳动的生活、注意集体生活、结婚不要妨碍前程”。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玲珑》这样的女性杂志虽然仍保持了原先的杂志结构与特色，但它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明确的进步思想，依然在女性的读者群中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玲珑》杂志结束了印刊，中国女性追求时尚的脚步在战火前暂时停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