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党史》二卷和张启华同志一席谈 丁弘

读报人

          关于中共《党史》二卷和张启华同志一席谈
                              
                                    丁弘

      启华同志：

　　跑了几趟，我终于还是买到了你们的大作《党史》二卷。有人说：“这本书，站在柜台前翻一翻，看几分钟就行了，不一定买了。”我问：“为什么？”答：“因为还是过去的一些说法。”我说：“不能这样看，这是权威著作，不论是怎样写的，都是极重要的。它是历史的见证。是应该买的。”

　　启华同志，为这部书，你们一个团队历时十六年，四易其稿，终于通过，这是个大工程啊。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理所当然人们对这本书寄予大的希望。因为它记录了建国后29年党的历史，即反映了从建国到毛泽东去世(1949——1976)所谓“毛的时代”27年的全过程。多的两年是把“华(国锋)的时代”也包括进去了。

　　启华同志，你们的这部书，体现党怎样給我们讲述这段自己的历史，这是多么严肃而重要的事情！

　　我以急切的心情，匆匆看了几十页。我得到的印象是感到遗憾。书已经出了，这无疑将作为一个永恒的见证，无情地留在历史上了。

　　你对责任的重大，显然是十分清楚的。

　　我注意到两点：一、你在书即将问世之前，就情不自禁地通过答记者问，诉说：我们秉笔直书所写的通不过呀。我这个带头人，只好奉命组织大家搁笔务虚，也就是统一思想。是如此地一次、再次、三次、四次呀，认为我们写得太灰暗了，实际上是要求把“尊重事实”逐步改为“尊重需要。如此折腾16年，有难言的苦衷。二、你们在书中，把审阅者的名字和被征求意见者的名字统统在《后记》中写出来，名字一大串，是109人，一个个赫然在目！这种做法在出版物中是罕见的。你们真聪明。这显然是在说，“文责”大家来负担吧，哪里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呀。

　　你们的处境令人同情。叫人想到一句老话“哀其不幸，怒气不争”。事情毕竟通过你们的手所铸成。这儿略举几个例子谈谈：

　　一

　　对建国初期，首先谈到《共同纲领》的制定，这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未来的事情。周恩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前途不写进去，这是慎重对待，因为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你们写到这里，好像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实际情况呢？《共同纲领》发挥了几天作用？是谁否定了它？这样重大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谈了呢？你们当然很清楚，《共同纲领》体现建国前制订的建国方略，轻率地踢开它，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桩大事。宋庆龄致函毛泽东说：“这不是自食其言了吗？”有少奇同志著名的“天津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立即断章取义批判，是同一个问题。从此，我们党走上加速消灭私有制，实行一大二公，名为社会主义，实是民粹主义穷过渡的不归之路！直到毛的终年，还不能不以大量票证限制全国人民的基本消费。例如，每人每月只有4两油，火柴、肥皂也没有条件自由购买，凭票配给。小平同志后来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在我国历史的发展中，否定《共同纲领》是决定中国这一巨轮航向的关键问题。谁人所为？通过什么合法程序了吗？你们当然是知道的。由于个人专断，历史走了大弯路，你们避而不谈了，瞒过了！

　　二

　　第二章谈到抗美援朝战争。你们第一句话就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这样，对战争的性质定了调子。启华同志，朝鲜战争是内战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你肯定知道，“三八线”是两个国家的分界线，不仅如此，也是两个阵营的分界线。(此处编辑作了删减)这一基本事实，为世人所共知，包括那些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也早已在蒙蔽中逐步了解了真相。半个多多世纪过去了，苏联解体，俄国档案解密了，真相大白。西方有大量研究材料，基本上还是客观的。问题提到我们党面前时，中央绝大多数同志不主张出兵。这当然是有道义和利弊两方面的考虑。这在你们单位出的书中，也可看到。可是到今天你们还说是“内战”，当然这就不存在侵略了。明目张胆这样讲，是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反映出了一种不佳的道德形象？

　　三

　　你们撰写此书还是遵循三十多年前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你们应该知道，那个起草《决议》的主持人早已承认它的历史局限性了。原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提出许多个人保留意见，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公开承认当时的局限性，说那是说了违心的话。小平同志为此一再在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上提出，应该重新评价毛泽东，给予科学的结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这个问题上，越到最后，越讲得清楚。可是，你们的书仍然坚持着《决议》的观点，令人费解。

　　四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一节，重点讲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家俞平伯的故事，而更为重大、影响深远的事，或避而不谈，或歪曲着事实。其实几句话即可交代。如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被打翻在地；对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市场经济的观点进行批判，以致家破人亡；对思想家顾准的批判，他同样苦难深重，等等。你们均从略，用一个俞平伯代表了。你们谈到胡风案，说是中宣部一个文件引起的。始终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关系。当年这些事，过来人都知道，这是毛亲自发动、亲自操作的。为胡风案发表的三批材料，都是毛亲自写的按语，公开进行，震动全国呀！胡风事发，首先是周愕然。他刚对文艺界的负责同志讲，和胡风之间是文艺理论的探讨。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跟不上毛的思想。不经任何程序，给一批人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来胡风被关压27年，株连甚广。这件事，充分展示了毛的帝王之尊。

　　从80年代平反的情况看，这一时期许多的大批判，找不到一件是正确的。特别是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史学家被打倒，反证出毛的世界观。他自称“秦始皇”从根本上破坏了法制。毛的时代，中国成了一个没有律师的国家。对这一基本情况，你们不置一词。不是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吗？

　　你们说：“胡适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揭露批判之，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批判是必要的和有积极意义的。”你们讲到“批判延伸到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诸多领域，以肃清其影响。”你们知道吗？现在中学教科书选用胡适的文章。以胡适的思想在教育我们的孩子了。总之，你们以毛的是为是，以毛的非为非。你们应该知道“罢黜百家，独尊毛著”的情况。在毛的有生之年，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等许多学科压根儿否定了。大学里这些课程没有了。文革之后，才逐步重建。在中国社会，律师才逐步重新产生。

　　你们谈到毛泽东主持制定了1954年的《宪法》，办了一件大事。你们肯定也知道，他对《宪法》这个东西怎么看？做做样子是需要的，它束缚我们的手脚，执行与否，怎样执行，党来决定。这一思想，口耳相传直到今天。到今天《宪法》执行了吗？“何时宪政大开张？”仍是国人的强烈呼吁。情况不是如此的吗？你们在书上写的，和实际情况不是一回事。

　　五

　　你们在书中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谁的过错？你们是尽量把责任推到大家身上，一再说，大家都有过。(见503页)这体现出你们的忠君思想。都有过吗？你们当然知道周总理、陈云同志等都是反冒进的，被迫作检讨。《人民日报》总编被批判为“死人办报”，后来自杀身亡。曾参与主持一大的、被誉为哲学界的鲁迅的李达，曾及时提醒毛泽东：“头脑不可发热，否则中国人民要受难了。”文革时他不幸被批斗致死。启华同志，你们没有想一想，大跃进的后果还要这些人负责吗？要广大受难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们负责吗？你们的史笔，没有支持党内健康的力量和正确的思想，而是抹杀他们，加罪于他们。这在道义上更说不过去了。你们是把毛泽东和党捆在一起，认为“忠君”等于“爱国”，维护毛即是爱党。错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看来少了是非之心，多了封建的等级观念。只有把正确的和错误的，光明的和阴暗的，这些矛盾明确揭示出来，才能给党赢得光荣。否则文过饰非，是非不清，何以资政育人呢？

　　六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一节，你们真是推敲太多，煞费苦心了。

　　从建国之初的批判《武训传》，到1956年的揪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系列的个案。毛泽东在这几年里，抓典型，乐此不疲。到1957反右，是“撒网捕鱼”大规模地以言定罪，制造冤案了。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成员，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你们在这一节里，是写”反右”前的这几年。

　　你们重点讲了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的故事。那时把《红楼梦》研究的方法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并把已经高龄的学者俞老送到乡下去劳动改造。虽然对事情的性质没有说清楚，总还是讲了。是挑出来讲了，因为这件事比较小，比较轻，而对许多影响巨大的事，大多略而不谈。谈及者则是是非颠倒地说，把黑的说成白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轮》，主张计划生育。1958年7月1日，《红旗》创刊，第一篇是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短短千字文，3次强调人多好得很。”人多热气大，干劲高。”“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周恩来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恳请马寅初检讨。他说：“我把你视为长兄，这一次一定要听我的。”马说：“应检讨的不是我。”这样糟了。北大校长不能当了，在北京的胡同里被软禁20年，一切人权被剥夺。所好生存权还保留着，直至毛的终年。马寅初有什么罪呀？

　　启华同志，在你们的笔下，毛泽东却是一直主张计划生育的。果如此，怎么会有周恩来、马寅初的这出戏呢？毛可能有反复无常的话，看你如何理解了。你们认为主席是英明的，可能有断章取义的根据。改革开放后，走出毛的时代，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国人有共同的感慨：“批了一个马寅初，中国增加几亿人。”你们黑白颠倒着写，为了尊毛、护毛，这样是有利改善党的形象，还是有损党的形象呢？

　　孙冶方、顾准等经济学家，是先觉者，他们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有违上谕，被整得家破人亡。这个话题，比《红楼梦研究》的方法问题重大的多呀！

　　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观点，对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做补充。这是唯物辨证法的核心问题。一分为二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基础，加上“合二为一”才是辨证法完整的表述。这一补充，刺痛了毛。中央党校两千学员，奉命批判自己的校长，进而殃及全国。这是哲学的重点问题，你们的书上也善意地避开了。用一个俞平伯遮挡过去，

　　你们提到胡风案，有趣的是把责任简单地推给了中宣部。说由于他们的一个文件而引起，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关系。至此，你们的忠君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当年，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大量按语，杀气腾腾，全国骇然，一个进步的文艺理论家，一下子成了反革命，且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党已经给胡风平反，你们仍对这一冤案的始末，不愿直说。这样，当然就不存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概念。这不是在塑造自己作为“史家”的形象吗？

　　你们本来应该借此机会，把问题讲清楚，告诉读者：胡风和毛泽东的矛盾在哪里？胡风主张写“精神奴役的创伤。”认为中国人民在千年帝制下，受到奴役，文艺工作者，应从事启蒙工作，揭示精神奴役的后果。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即是实践。而毛泽东则认为，歌颂工农兵才是应有的主旋律。尤其是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路翎等等团结在胡风的周围，这是更加不能容忍的。于是一网打尽，都是反革命。1957年，罗稷南先生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答：“或者不写了，还写就坐在牢里。”(大意)所以有人说：“鲁迅如果健在，胡风的事可能不会发生了。”由此可见毛的态度。

　　启华同志，这是些要害问题呀，你们把许多避开了。按照鲁迅的说法：“正史涂抹太多，看不到真面目。”你们的书再次证明他的观点。

　　七

　　这样说，太繁琐了，还是从整体上提些意见吧。

　　1 该切割的没有切割，

　　辛子陵最近有《只有和毛切割，才能找回自信和光荣》一文。这个题目就点出你们这本书的要害。这不是简单的批评，而是善意指出你们应该怎么做。

　　你们笔下应该是歌颂光明、主持正义，支持正确的东西。这大有文章可写呀。

　　建国之后，中国向何处去？少奇同志宣传新民主主义路线；大跃进启动，周恩来等“反对冒进”。《人民日报》开始也曾坚持正确的思想，更不要说马寅初：拒不检讨，宁为玉碎。；宋庆龄赞扬他是“民族瑰宝”！胡风以30万字声明自己观点。你看看《毛选》就知道，毛骂得最厉害的是梁漱溟，他当众提出，要关心农民，这刺痛了要害。建国后农民一直受到歧视。所以龙颜大怒了。史有视死如归者，有粪土皇权者。他们体现出的浩然正气和傲骨，才是民族历史中的闪光点。你们在这一节中，应该写出文天祥《正气歌》的续篇。为我们民族的脊梁唱赞歌。遗憾的是，你们煞费苦心维护君权和神权，这样，光明的一面被抹杀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光彩的东西呢？你们叫后代子孙还学些什么东西呢？

　　写历史，没有想到“切割”或曰“剥离”成了关键词。把毛泽东个人和党捆在一起，认为毛即是党，党即是毛。这样党无法找到光荣和自信。“面子是中国人的纲领”(鲁迅语)只有掩盖事实、文过饰非。害得你们这些史官、作家好为难。你的上级和前任石仲泉先生说：“《党史》只有10年20年的命”。这是老实话，你们写的东西，为什么是短命的呢？其实，说真话肯定是不朽的，可是说假话欺骗人、忽悠人一天也不应存在，让它存在10年20年也是罪过。

　　“切割”成了一个大课题。

　　“民主集中制”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最后当然是服从一个核心。这一后果，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老师)早已预见到了。他说：“党的专政必将成为个人的专政。”因此这当然是终身制了。记得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央通知全国媒体：“今后‘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一律改为‘毛主席党中央’。”这是明确指示个人在党之上了。党本来不应以个人为核心，而是为理想而斗争的具有民主机制的战斗集体。但在实际生活中，发展成为“我就是党，党就是我”这一点早逐步明确和强化，这给今天留下“切割”这个必须而又困难的任务。

　　王若水同志(人民日报副总编)把马、列主义剥离开来，这是共运史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他告诉我们，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马克思早已与时俱进了，列宁不过是打着马克思早年左的观念作为旗帜把革命输出到东方，和那儿的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相结合。

　　在你们的笔下，当然还是马、列一体化，没有想到马克思本人会同意这个评说吗？老人家有脾气，他会说：“见鬼去吧！”

　　2 该超越的没超越

　　1981年党有一个历史的《决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你们今天声明，我们今天以此《决议》为准。时间过去30年了，认识不应该与时俱进吗？对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到，我当进而言之。你们当然知道，那个《决议》制定的主持者小平同志早对它有所扬弃，承认自己限于条件说了违心的话。有些地方是不真实的。1991年就说，10年8年之后要该改，这个时间早过去了。他一再讲，说真话是党有信心的表现，要相信党和人民会理解的，不要怕。这是最后的遗言了，真是语重心长！这上海西苑饭店那次中央的会议上，他重点谈此事。为什么？因为重要，事关国家的命运。他是说，有科学的历史观，才能有科学的发展观，这决定怎样走前面的路。有人说，他敬畏历史，关心身后的名节。能如此，不也很好吗？你们没有理解他的心情。小平同志看到你们以他所扬弃的《决议》为准，会怎么想呢？

　　《决议》当然不能否定。它所论述的恰是毛的时代，即你们所写的这段历史，它是作了许多“切割”工作的。比如说，“反右的扩大化”“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不适当的反右倾”“十年文革的动乱”。都是否定语言，而且错误是越来越严重。这对毛大不敬！但却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显然这是文过饰非了。哪有饿死千万人也不认错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当时邓还需要前一个时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格局。简言之，还需要“个人说了算”。

　　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是纠正了毛的许多错误，否定了他一生的重大建树，有所谓“四大否定”：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计划经济；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文革。一个不否定也无法启动改革开放。所以乔石同志说：“邓小平思想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思想。”

　　邓和毛之间是有了剥离，但是“藕断丝连”。

　　你们撰写此书是尽量把两个30年连起来，认为这样可以好看一点。这样有些问题就难以自圆其说了。如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见1065页)以肯定邓是是第二代。毛是第一代吗？这说明你们不是站在“中共”的立场，而是站在“毛共”的立场，你们把毛之前的许多代都否定了。这说明你们在感情上不是在写党史，而是唯上写官史。

　　你们对消灭私有制的三大改造是肯定的。说是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么，改革后重见的私有制已占到国民经济的50%以上，这对不对呢？为什么改革了呢？当然多种经济并存情况是正确的，改革挽救了我们党。

　　例如，你们说，毛泽东领导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巨大贡献”，你们不敢正视，他所建立的是什么社会主义。人的自由程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毛的时代，人的自由度降低了。人的富裕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毛的时代最基本生活所需也要票证控制。这是社会主义吗？江泽民同志说，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更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标志党的伟大觉醒。”“显示党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这些话，反应出你们所写的这段历史是什么情况。你们是尽心竭力地忽悠着，尽量说明毛的伟大和党的一贯正确。灰暗的地方尽量抹去。你们自己也知道，这个《史》是寿命不久的。

　　你们本应按小平同志的精神超越《决议》，为党史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木已成舟，奈何！

　　3 一个史学的碑碣

　　在建党90周年之际，推出这一史册。客观上是史学的里程碑，不论它是怎么写的。但文风就是党风。它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一个健康的、蓬勃向上的政治力量是没有必要说谎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书上说：“朝鲜内战爆发了”，不免心惊。难道，到了需要明目张胆说谎话的时候了吗？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稳定，是形势的需要。这样维稳，恐怕会越发不稳。因为社会的稳定要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一个网民说：“一个对自己的历史，不给群众讲真话的党，叫我们怎样相信它呢？”这话太难听，我们只有听着/

　　仔细想想，谈了许多，其实都是废话。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100多岁的周有光先生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都被奴化了，他们都是有良知的。一旦‘以言定罪’不存在，他们就会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你一定知道，在官方史学圈子里的人，一旦摆脱思想的桎梏，他们有良好的学养，有丰富的资料，有对民族的使命感，都写出了宝贵的信史。这方面的情况，你一定非常清楚。你们团队里有人，反映出一些懊丧的情绪，大可不必。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前景肯定是美好的。

　　此致敬礼，恭祝顺绥。

　　南通 丁弘 敬上 201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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