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空中国网络公司---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

大卫王

原创首发

做空中国网络公司

———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

大卫王

近期全球范围内出现做空所谓的中国概念（股），特别是与互联网应用有关的行业，这的确透视出某种深层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如2000年的网络泡沫，今天在中国正在被逐渐吹大。只见概念烧钱，不见务实盈利。第二，上市公司信息掺水造假成风，诚信面临空前危机，欺骗公众，引起投资者担忧。第三，不能完全市场化，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影响，使其竞争力和公信力遭遇危机。其中包括人为的网络信息封锁、屏蔽、干扰，侵害消费者的隐私和权力，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监控、跟踪、逮捕和关押使用网络的人。

网络市场总体说就是与看、听、说有关的信息传递和接收之间往返互动的过程。在真正民主法治的社会，公民享有宪法给予的基本权利，享有言论，思想，信息，新闻等表达与传播权利的自由。这在欧美民主国家不是任何问题。但在中国，某种程度上成了禁区或成了危险的领域。接二连三的发生普通公民由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言论，新闻人报道时事事实，法律人对当事人辩护诉讼，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恐吓威胁，拘禁关押，殴打判刑。而这些事件的发生和带来的悲剧结果，很多是因使用互联网及其言论信息的传播有关。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后, 西方的商业精英们曾坚信，开放的市场经济最终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开放和民主；商业利益上的基本公平，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但这些没有如期发生。2001年，中国签署WTO后，承诺对世界全面开放市场，包括金融市场，不带任何歧视性政策（或潜藏的技术的或人为的歧视性政策），公平的对待世界任何国家的商业集团（也包括美国的）。我们也曾相信，全面的市场经济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开放和经济利益上共享，但这似乎也未如期发生。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曾发誓会开放新闻言论，媒体网络自由，不做任何监控。很多人还相信，中国会象韩国汉城那样，经过一次全球盛会，使民风渐开，使其改变，逐渐走向开放，民主，公平的社会。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发生的却是严重的诸多社会问题，更是人权和民主进程的倒退。
政治上，中共利用行政权力和国家机器，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民权人士，民主人士和敢言人士，进行了穷凶极恶的控制、迫害和镇压。对新闻媒体，对互联网及其使用者进行了疯狂的封锁和监控。在物质越来越发达，制度越来反动的今日中国，中共正在利用世人善良的愿望，国际（商业）机构的信任，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来维系、壮大自己的腐败和专制。物质繁荣并没有改变中共，反而强化了他们操纵舆论、监控人民、排斥异己的国家机器。这很难不让人想到中共在愚弄世界，欺侮善良的世人。
经济上，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极少数权力和利益集团，利用欧美国家大量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利用自由市场机制的上市融资，将自身体制的和经济的危机转嫁给社会大众，对普通人民和消费者进行着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和横征暴敛，使社会财富和创造财富的机会、权力垄断在这一小撮人或权利集团的手中，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和现实。这很难不让人想到，当财富与邪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多么严重可怕的后果。
由此引发了一个话题。有人曾相信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够肩负起“救国”重任。中国的中产阶级产生于中国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欧美国家的技术和资金引入，由此带来更多的新观念，更多的工作和赚钱机会，市场赚钱机制的结果等。
与互联网、通讯相关的公司和行业就是明显的列子。大家都知道，在市场机会，利益驱动和政府政策的驱使下很多的行业精英们已在美国，或正在奔赴美国上市，以获得“免费午餐”。同时，再用他们在美国赚到的第一桶金，返回到中国开发更大的市场，赢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无可厚非。但值得非议的是，有些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不惜与中共违反人权，对抗民主正义，封锁言论信息的恶行沆瀣一气，对互联网进行了严密的过滤和监控，造成极坏的结果。最终成为胁从或帮凶。如恶名昭著的百度，腾讯这样的公司。
互联网和通讯在中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行业，涉及到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使用网络工具，自由的沟通传递信息，获得和发表信息和言论的权力。同时，不会因使用它受到个人隐私的侵犯，监督跟踪，逮捕关押，牢狱和刑法的迫害。而这些恰恰正在中国发生着，而且极其严重的发生着，发生的原因很多和来自政府和政府授权的网络公司的协从和帮凶有关。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模式：这些公司用在美国上市融资的钱支持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封锁，利用欧美民主制度下、自由市场经济的资金和技术、高科技手段，协助维护反民主的专制体制，协助政府作恶，排斥异己，垄断市场。同时中国政府还私下鼓励青年大肆发展骇客技术，专门攻击欧美国家的关键/机密部门。另外，由官方出资培养的“五毛党”（网络评论员）按照政府反民主，反美，反言论和网络自由的旨意专门从事在网络上误导/诱导民意。使这些网络公司完全沦为政府的工具和喉舌。
在中国，没有公司能像Google那样能出于正义拒绝与邪恶合作，抵制中共威胁、屏蔽、过滤互联网，从而放弃中国市场的不义之财？没有，大都是唯唯诺诺的屈服者，协从者，帮凶者。很多高层管理者多在国外受过教育，接受过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熏陶，但却在国内配合当局压制网路和言论自由，丝毫没有正义而言。我们要问，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为什么不能多一些对正直、正义、公平和民主的诉求......？因为他们缺少对邪恶说不的勇气和正义感，因为他们贪婪，自私，怯懦。 有句名言：如果财富带来不可饶恕的罪孽，通往财富之路的大门就应该关闭！

最近，美国伊利诺州参议员Richard Durbin访问了中国，并写信给百度CEO李彦宏，敦促百度放松网路审查，尊重言论自由。（据传百度受益于向政府举报谷歌不过滤网络而逐渐占据了市场，使谷歌退出中国市场）。Durbin表示他正在推动一项法案，要求美国上市科技公司采取合理公平竞争的步骤，保障人权，否则会受到美国当局惩罚。民众指出，如果这项法案通过，配合中共作恶的百度和类似的公司将陷入绝境。我个人非常支持这这一观点，也愿意和所有有识之士为早日实施这个法案共同努力。
目前有大批与网络有关的中国公司准备在美国上市，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滑稽的是，在一个世界上互联网受监控最严重的国家，居然变成在美国最多的海外上市公司的国家！他们实际是在美国市场圈钱，占尽经济便宜，而在中国却协助政府作恶。至少，一个用网络为盈利模式的公司不能以任何方式或任何原因直接或间接的伤害互联网的使用者。自由市场经济，应该在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大框架下，公民享受权利平等的，信息自由，交易自由，保护个人隐私。缺少了这些，也就缺少了对公众市场的责任和义务。实际上，不能让消费者自由使用互联网，无论什么原因，也谈不上是完整的经营和服务，也不应挂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更不应该在美国证券市场交易。
美国证券业立法，特别是对专制体制国家的公司在美融资时，民主与人权，新闻、互联网自由等因素的考量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从目前看，美国证券法在对这类国家公司在美融资上市的管理上和道德标准的界定和要求方面是不够的。其后果也会是严重的，因为这是在助长非公平交易和市场垄断，帮助了那些协助专制政府作恶的公司。我们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摧毁我们自己的信仰和信念！
正如Richard Durbin先生指出的，立法部门和SEC在立法环节中应制定一套标准来衡量中国（或世界上任何）这类公司。此外还应该考虑的因素有，比如国家应有基本的民主宪政制度而不是独裁专制体系，市场应公平竞争而不是靠权力垄断，网络使用者/消费者的利益和隐私不应受到侵害，不会受到来自协助作恶公司对社会大众的监控，如监督、跟踪、封锁、举报等，应具有基本的符合社会进步的伦理责任而不是倒退，等等。同时，要求那些风投公司，IPO公司和财务顾问公司如花旗，美林，高盛，摩根等，在为那些想在美国上市但又劣迹斑斑的中国公司提供融资服务时，用以上因素作为“政治标准”来衡量其上市融资是否符合促进民主人权、新闻言论宗教自由、商业机会公平，特别是促进互联网自由这一条件是否合格。而不仅仅是只考虑其市场条件和其他财务条件。
做空中国，不仅有利世界，同时也挽救中国自己！


此文谨献给那些为捍卫基本人权，捍卫言论和网络自由，战斗在反抗独裁与专制制度和网络封锁下的斗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