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广：怀念我亲密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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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密的好友离我而去，他与我八年前开始接触，一见如故，成了莫逆，我们敞开胸怀，无所不谈，没有隐私，他有丰富的知识底蕴，对我有求必应，他能告诉我我无法得到的信息，我向他倾诉；他的记性极好，很快就成了我的记录本，录音器，对我这个健忘的老人，他是我的宝贝，我在他面前时而放声欢笑，时而以泪洗面，我们经常朝夕相处、相对而视，心心相映，他既是我的好友，又是我的伴侣，这就是我可爱的电脑。

但我亲密的好友，日夜相处的伙伴，却两次遭人掠走，第二次掠走至今快一个月了，我感到空虚，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愤怒。

2006年六四前夕，有人知道我要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于是派了几十名警察，一律大盖帽，还有十余辆警车，在我住的大院，布了岗，列开阵势，上楼来，带着两台摄像机，抄家之后，强行掠走电脑和几十张光盘，将我的伴侣押上警车，离我而去。感谢海外媒体采访报导，召来一片抗议，警方迫于压力只得在十几天后归还，也不知其中增加多少病毒，修了半年才能使用，逐渐恢复了很多记忆，又成了我的好伴侣。

今年六四之后的6月11日，又来了九名穿便衣的警员，再次将我的电脑抄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给警方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威胁他们要到法院起诉，但是至今不见电脑归来。为什么要掠走我的电脑？我想，究其原因：

一是，让我停止呼号，让我消声，我的声音，我的文字，都需要通过电脑向外界传播；

其二，要把我变成盲人，看不到真相，使我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变成又瞎又聋又哑的残障人；

第三，他们要使我变成失去记忆的人，使我忘记一些人的疯狂、一些人的丑恶、一些人的邪恶，让我忘怀大众的苦难、冤民的悲情、国家和社会的过去和未来。

第四，抄走电脑，是要从电脑中寻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中国的宪法，在多少年中，曾有过镇压“反革命”的条文，1999年修改宪法，将“反革命”去掉了。以后又有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换汤不换药，就是要把批评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信仰者，定上个“罪名”，关进监狱。

据我所知，近几年被抄走了电脑的异议人士就有：我们学校的李昌玉老师，2006年他因为写文章、出书，被抄走电脑至今未还；济南维权人士张金凤，因为参加了“济正案”的采访活动而被抄走电脑；前年我去上海，看到民运人士李国涛，他也被几次抄走电脑，每发表文章必抄电脑，六四后他失去了工作，吃饭都成了问题，电脑是他最贵重的私有财产，强权之下他只能少写文章。

前天我与郭泉通话，知道他的电脑已经被抄了五台，他呼吁朋友支援电脑，结果电脑不断送上门，说明他的粉丝还是不少。我的四川朋友刘绍坤去年来看我，结果被警方在火车站截住，抄走了我送给他的《百年祸国》，他从不发表文章，前几天他去汶川做志愿者，支持冤死学生的父母维权，结果被羁押，电脑也被抄走。前几年，刘晓波电脑被抄，一度招来众多抗议声。

抄电脑成了当局打压异议人士、持不同信仰者的重要手段。对抄电脑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要揭露，声讨。

当局掠走我的电脑，自然要寻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便对我判刑。有人说，以你七十四岁的高龄，再次坐牢，可能是出不来了。还有人说，你在争民主、争自由、你大概看不到中国的中国的自由、民主；我回答他说，我能否看到中国的民主、自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为光明的到来做了一点事。香港市民，为反对把颠覆国家政权的条文写进基本法，五十万人上街游行，结果阻止了该项立法，对参加游行者的某个人来说，是可有可无，但五十万人的大游行，正是由一个个可有可无的市民组成，其中包括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我有过写日记的习惯，“文革”中，多次遭遇抄家，日记抄走，掌权者从中断章取义，成了大批判的内容，后来又成了警方定罪的依据，在经过多年的铁牢生涯，平反之后，我想取回日记，写信给公安厅，回信却说：清理档案时，销毁了。那时我已经是山东大学的教师，为什么要销毁我的个人日记？这些人根本不尊重别人的隐私和私有财产权，他们和土匪有多少区别？即使对犯了罪的人，也应该保护他们的隐私权，何况我还没有犯罪。

1982年重返山东大学后，我很少写日记了，就是怕再抄家，把日记当作定罪的依据。几十年来我们的的社会在制造恐惧，制造黑暗，使人讲话、写字都谨小慎微，不敢流露真情，话到嘴边留半句，写文章要一遍遍的修改，去尽棱角，大家都成为蒙面人，成为不敢暴露真情的低级动物。因为隐私权不受保护，有的人甚至不敢思考敏感政治问题，不敢写日记，这当然会阻碍思想解放，使人长期受陈旧思想的束缚，阻碍社会的进步。

我建议修改宪法和法律，增加保护隐私权的内容。

最近我看了蒋介石日记和胡适日记的一部分，那是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从中我知道了那些人的思想，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所歌颂的那些伟人，那些领袖，那些革命家，有几个人留下了心灵的记录，真实的日记？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多少黑暗，大概他们没有想到历史的审判的问题。刘少奇临死前，在受到极度的侮辱之后，说了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在他大势已去的背景下讲的。虽然晚了点，但对于一个曾经担任国家主席的人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这句话只可惜是在他已被批倒批臭之后说的。刘少奇不像有些人，临死之前，还要极力表白自己不是叛徒。

我希望当今的领导人中，能有更多的人尊重公民权利，考虑历史的评价，能有更多的人知道什么叫“回头是岸”。

2008年7月8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