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濤到底適合做什麼？

风杏子

前段時間，在王主席的facebook裏看到這樣一個問題：王軍濤到底適合做什麼？看到這個問題後，我不禁為這個問題提出者的無知感到惋惜。試問，堂堂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驅和重量級人物、年過五旬的王軍濤怎麼還會與 “到底適合做什麼”這樣一個近乎弱智的問題糾纏在一起？
在隨後的一次朋友聚會中，我無意間提起這個問題，一群同樣有著中國民主夢想的朋友談興陡漲，紛紛稱讚這個提問者的幽默和深邃，點評王軍濤“指揮茉莉花”所造成的慘重損失，相形之下，我這個認為此問題無知的人就反倒顯得無知與愚昧了。
在我的認識裏面，王軍濤一直是20世紀後期中國歷次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和積極參與者，是在獨裁政權的殘酷迫害下仍然堅持戰鬥的勇士，正是因為他無比的堅定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才博得了當初美國政府的支持，成為第一個被從獄中送往海外的中國政治犯。
顯然，與我的朋友們相比，我對王軍濤的瞭解確實是微不足道的，這使得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心目中的偶像。
原來，王軍濤在中國民主道路上的點點滴滴早就浸透了“通共”和“名利”的故事，說得再直白一些，他其實就是個純粹的名利之徒，為了名利可以投靠中共，在被中共拋棄以後又趁亂投身民主運動，騙得一席之地，然而，他始終擺脫不了鷹犬的奴性，一面做著統領中國民主運動美夢，一面又向中共通風報信，借中共之手打擊剷除異己。
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出於青春期的王軍濤就開始編織起自己的政治幻想，夢想著投身中共的官僚體制能夠高人一等，同時，王軍濤也明白稚嫩的自己在冗沉的官僚體制下是沒有什麼機會的，而自己也沒有任何資本可以用來提前步入中共官僚體制。當時，中國的民主意識尚處在萌芽狀態，關於民主的討論和實踐也局限在一部分先進的知識份子圈子，但是，對於有著跟隨大哥哥大姐姐參加1976年“天安門事件”經歷的王軍濤來說，他聰明的認識到“民主”應該能夠成為自己向中共交易的籌碼，於是，他開始絞盡腦汁的混進當時中國民主的各個場合，抓住一切機會與有著民運思想的民主前輩、朋友們交往，這些經歷，都成了王軍濤現在引為自誇的“民主歷程”。
當年的現實卻大大的出乎了王軍濤的意料，當時的他在中共眼中根本就是一個小嘍囉，拿不出什麼有用的東西，他自認為能夠用作資本的在中共的眼中就不值得一提，以至於1980年參選人大代表失敗。《張敏鵬：也講講我對王軍濤老兄的印象》中提到：“王軍濤則談到他競選人大代表失落後的不滿，同時頭腦很清淅地表述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走改革的議會的道路，他口若懸河，……我打量著他，並聽來聽去無非是仍是走改革改良的那一套路數”。落選後王軍濤的可見，雖然參選人大代表的失敗對當時的王軍濤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但是，王軍濤對中共體制的根本信任並沒有動搖，仍然保持著被招安收編的一份希冀，同樣，鑒於王軍濤的“改良”思想以及同中共保持的默契，中共也沒有繼續向王軍濤施加壓力，在那個打壓民辦刊物的年代，默許了他這個《北京之春》副主編前往武漢。
“六四”前後，可能是王軍濤在整個中國民主運動風潮高漲的過程中看到了投身“民主”也能為自己帶來加官進爵的機會吧，這個時期大概是他一生中對中國民主進程最為真摯的時期，從“六四”前的《北京社會科學研究所》到“六四”期間的“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王軍濤的熱情和激情無處不在，正是這種近乎瘋狂的表現，讓中共開始懷疑這個一直以來的“合作者”的誠意，自然，隨後而來的13年重判就是中共對這個“叛徒”的告誡和懲罰，當然，告誡的意義遠遠大於懲罰，而王軍濤“我並不認同這個‘運動’的方式”的告白也再次博得了中共政權的寬容，否者，王軍濤也不可能成為第一個變相釋放至國外的中國政治犯。
王軍濤從“六四”事發到被捕之間還有一段讓人匪夷所思的經歷--1989年在中共動用軍隊殘酷鎮壓之後，絕大多數民主先驅們要麼亡命海外，要麼直接被中共抓獲，而作為被中共認定為“幕後黑手”的王軍濤竟然有3個多月的“潛逃期”，而這期間，他所到之處主人莫不深受牽連，如武漢蕭遠、野牛、陳勇、周平君等等。
記得曾經網上看到有一封唐柏橋致徐文立的公開信，當時只認為這又是對王軍濤的一次惡意攻擊，現在回想起來，卻忽然覺得自己當屬於唐先生所稱的“被矇騙被軍濤利用的朋友”，唐先生在公開信中寫到“這個傢伙早就被真正的民運人士公認為混在民運的小共特，幹過很多傷害民運和民運人士的事。……原來是要攪亂民主黨的事情，看來他們是有大行動了，當然他永遠也不會參與任何真正針對中共的大行動，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在哪個抗議集會上或是揭露中共醜行的會議上出現，或在那個網路報刊上發表一篇抨擊中共的文章，只聽說他總是躲在陰暗的某個角落按照他的主子的意思在玩陰謀，看來這次也不例外。”
看看王軍濤到美國以後的所作所為，我深感唐柏橋文中提到的“他永遠也不會參與任何真正針對中共的大行動，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在哪個抗議集會上或是揭露中共醜行的會議上出現，或在那個網路報刊上發表一篇抨擊中共的文章”是那麼的恰如其分，我們果真沒有看到王軍濤有任何公開抨擊中共醜行的文章和言論，反而不斷的聽到他攻擊海內外民主人士，攪亂搞垮中堅民運組織的消息。2009年底，中國民主黨重新整合的時候，王軍濤公開在互聯網發表文章，不僅攻擊謾駡中國海外民運領導人和骨幹力量，而且還將中國民主黨的會議內容公佈於眾，不斷挑起和激化在整合中的矛盾，這些，都是中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正是王軍濤為了坐上中國民運事業領袖交椅而不惜分化分裂中國民運力量的卑劣手段以及通過中共所施加給境內外民運骨幹的壓力，最終，他如願的當選了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滿足了多年以來的虛榮心，具備了爭取和支配中國民運資金的基本條件。
2011年初發生在中國國內的“茉莉花革命”應該是自1998年以來在境內推動民主運動最好的機會，多個地區的民運力量紛紛有所動作。
這個時候，王軍濤又出現了，而且還是以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的身份“指揮革命”，在每次的行動中，王主席不顧一切的高喊上街、集會、發動人民、讓中共看看民主運動的力量，但是，王主席有意或無意的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忽略了現實，以美國式的自由和心態指揮著國內的鬥爭，在中共恐怖統治下的國內民運力量如何能夠抵擋得住殘酷清洗，我們在國內艱難度日，頑強抗爭的骨幹力量一個又一個的被中共抓捕，那些為了民主中國事業忍辱負重的英雄一個又一個的暴露在中共的眼皮之下，唐吉田、滕彪、江天勇、劉國慧、古川、陳衛、冉雲飛、李天天、遊精佑、張林、吳樂寶、錢進、李文革、佘萬寶、李宇、張善光、丁矛、周莉、王森、蒲飛、王五四、倪文華、劉萍、廖雙元、黃燕明、盧勇祥、肖勇、張建中、樓保生、魏水山、莫之許、何楊、李任科、查建國、盧鋼等上百人遭到傳喚、被失蹤或被限制人身自由。“茉莉花革命”到了今天，我們在王主席指揮下得到的，僅僅是向中共政權“看看民主運動的力量”而已，我們損失的卻是積蓄了10多年的國內民主運動的精英。
這又是王主席的一次傑作，就像當年分裂海外民運力量一樣，難道王軍濤確實“總是躲在陰暗的某個角落按照他的主子的意思在玩陰謀”嗎？這麼多年，海內外民運力量給予王軍濤的信任太多了，而他帶給我們的不幸也太多了，他適合做什麼？政治家？陰謀家？或者原本就是為了個人名利混跡在民運隊伍中的小混混而已。

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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