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转自强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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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出语惊人 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影响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世价值？是普世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世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世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三

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数据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数据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它只存在于民众的话语体系之中，我这里列出的，就是从网上信手拈来的几组数据，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关联。

其一，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GDP的比重，欧美国家达到55%，南美国家达到38%，非洲国家达到20%，而我们中国是8%。中国人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第159位，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甚至排在32个非洲国家之后。

其二，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0.4的贫富差距国际警戒线，与之相对比，日本的基尼指数为0.25，欧洲为0.32，印度为0.33。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显示，以每天消费1美元极度贫困线标准衡量，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达到2亿，占全国人口的15%；实际上，中国2亿人平均每天消费仅为0.42美元，相当于3.6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每人每天平均消费，不足2美元（即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达到4.3亿，占全国人口的32%。

其三，2009年中国政府税收，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纳税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纳税18461元。

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土地转让费、过路费、养路费等各种形式收费，汲取不少于60000亿的民间财富，两者相加达到12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奉献超过9230元，以每户平均4个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奉献36923元。

其四，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有27310人，超过1 亿元以上，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超过90%）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中国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到200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

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中国有1310000县、团级以上干部，这些人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其五，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5537人。一共是5654人。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元至600多万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中共在职政治局常委每人开支预算，均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其六，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其七，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在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豪达到24万人，这些人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 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有98%的人拥有或超过1000万元财产。

其八，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财富，美国是5%的人掌握60%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控全国41.4%的财富。

全世界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两组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富人，在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贫富差距和全世界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10倍左右。

我列举这些数据只是想告诉读者，所有这些真正“关乎人民福祉”、“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骇人听闻的数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会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予以披露，国家有关机构也不会在〖人民日报〗正面回应以正视听，中央电视台、政府更不会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讨论。
回旋在我们耳畔的全部是关于“盛世”、“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喧嚷，这样，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屁民”，也就根本无法判断上述数据是真是假，多少真多少假，我们只能从现实对比中检验它们——很不幸，直觉总是提示我们：这些数据很可能是真实的。
政府之所以不对它做正面回应，实在是因为它对于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不方便……国家感觉不方便的东西，能公开谈论吗？当然不能。
现在我可以把前面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了：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社会溃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四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既不是改变外部世界，也不是推进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要改变人性。”（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人性被改变、被摧毁的地方，兽性必然趁虚而入，我们用一个甲子的时间换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果。
孙立平先生最近有《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一文（请读者务必阅读全文，网上找得到)，很让人警醒。下面我引述先生一段话，来给今天的话题做一个了结——
“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
“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
“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