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桥：《人民日报》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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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网友互动因为“技术问题”可能要到6月10日前后才能开通。不能互动，是不是可以思考？是不是可以把你思考的结果发到投稿信箱？如果你觉得以下的问题的确有趣而且让人浮想联翩，请告知我们你的想法。】



文革的时候，重要的文章都是在所谓“两报一刊”同时发表。现在看，那些重要的文章一出笼，对无辜和无知的人民来说可能就是人头落地或者流离失所的大事。“两报”中的一报就是《人民日报》。这张报纸在从1949年横空出世的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不用多说，读读目前在那里供职的祝华新写的系列文章就能有所了解。也许正是因为《人民日报》总是政府的喉舌和武器，惹得人民不太爱读这张报纸。




难怪选网的作者赵进斌说，“开宗明义，实事求是地说，我已经多年不看这张党报了，以我从事十多年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经历事实说明，这张党报每年到发行时，如果不是每年党报党刊层层带指令性计划硬性摊派压下来，它的发行数量到底是个什么数目，估计让人乐观不起来，就是我们在基层费心费力圆满完成它的发行任务，这张党报出厂的命运也基本是邮递员们把它分解送到单位，单位分解送到领导办公室，基本成摞地放在各办公室一段时间，然后收废纸的上门把它论斤收走后送到废品回收站。”




不过，从四月下旬开始，《人民日报》突然有了“以人为本”的胸怀，连续发表了5篇被称为“关注社会心态”的文章：

* 人民日报：执政者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2011-5-26 （关注社会心态之五）
* 人民日报：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2011年-5-19 （关注社会心态之四）
* 人民日报：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2011-5-7 （关注社会心态之三）
* 人民日报：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2011-4-29（关注社会心态之二）
* 人民日报：“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2011-4-21 (关注社会心态之一)

其中最后一篇说到，“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是就有了曾经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写文章的皇甫平—周瑞金对《人民日报》“一反常态”的解读：“最近由拆迁动迁所引起的冲突事件，以及‘被精神病’事件，在舆论上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对这些问题，当地的执政者却是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舆论是制造起来的。这就说明我们社会舆论和一些地方官员的看法大不相同。《人民日报》这一系列评论就是针对这个背景发出的。”“如果不是中央机关报来警示，很多地方执政者，还自以为是、还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周瑞金的解读有根据吗？难道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不稳定”都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官员无理和无力？



“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文章还没有完，《人民日报》在5月25日发表了一篇署名“中纪闻”、题为“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文章，说党员要严守纪律，不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第二天，《人民日报》宣布“关注社会心态”文章系列结束。新华社在发表于六月一日的解读文章中说，“中共党组织区别于任何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政治纪律是其全部纪律的基础，也是能否保持党的特质的基本条件，它必须得到全体党员、干部的严格遵守，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必须得到坚决维护。”

难道是《人民日报》违反党的纪律了？为什么在呼吁“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年代突然提出坚决维护党的纪律？如果人民的利益和党的纪律发生了冲突，哪个为大呢？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于是发表文章指责那些试图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公民心态可能“不健全”，督促他们回到中国的具体现实中来。


就在人民正纳闷人民的报纸是不是又开始打官腔和做警棍的时候，《人民日报》六月二日又发表为人民鼓与呼的文章“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此文为“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系列之一）。文章说，“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难道中国政府高层真的有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而这份在街头看不到的报纸已经成了两派互相争夺的阵地？


果然如此，那真是中国的福音：不同利益集团通过他们的代表利用公众媒体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寻求人民的支持的最大化是任何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所不可缺少的程序。


在中国从“高压维稳”往“不维也稳”的路上艰难地迈进的过程中，《人民日报》所能起到的建设作用会远远超过它过去的毁灭作用。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