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村——大邱庄、大寨

向往自由 · 发表于 2007-10-4 11:12:19

南风窗记者　田磊　发自天津、山西
     　　自杀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庄的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      　　500多公里外，毛泽东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产仙乡”     　　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     　　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     　　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邓小平、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从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     　　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     　　1949年之后的中国，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剥削”提取农村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完成原始积累外，没有他法可想。大寨比任何一个村庄都具备这样的样板价值。     　　但是，当样板树起来之后，一切都开始极端化。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外出考察回来，羡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两季，就在虎头山上试验种起了水稻，觉得养蚕经济效益可观，就在大寨的田里植桑养蚕，甚至还在山上养过鹿，他的梦想是“虎头山上变江南”。     　　这一切随着“文革”的结束、邓小平时代的到来都戛然而止。大寨成为“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来。陈永贵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职务，最后客死北京。郭凤莲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4月，郭凤莲被留党察看，审查了3年后调离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报到。     　　那几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块土地连成了大块，便于集体耕种，现在怎么又分成小块？折腾了两年多，大寨的地终于分到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跟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对于大寨人来说都不是自发的选择。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动把地合到了块，专门组织“农业组”，每年40多个人，集体耕种。     　　没有哪个村庄像大寨这样紧密地跟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大寨的展览馆里，整个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过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被遗忘到了角落里。只有村头那幅大标语“劈山育土捉龙王，共产仙乡唱凯旋”能让老人们怀想刚刚过去的日子。     　　大邱庄时代     　　大寨为曾经的狂热付出整整10年时间做代价，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时代才终于在大寨姗姗来迟，郭凤莲被重新任命为村支书，她被赋予的使命是带领这个曾经的“共产仙乡”在新时代再次成为发展经济的榜样。     　　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庄取经。那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而位于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庄则是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观察家们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     　　大邱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钢材，早在1979年，大邱庄办起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用低价买来废钢材，加工成钢管后高价卖出，在那个年代，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当年大邱庄是怎样弄到这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些可贵的第一桶金为大邱庄的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随后，大邱庄办起了带钢总厂、制管总厂、印刷总厂、电器总厂等四大集团公司。     　　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     　　那些年，大邱庄的带头人是禹作敏。这个常年赶着毛驴拉芦苇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资产几十亿的四大集团董事长。禹作敏自称是邓小平的“好学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让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小平您好”的横幅，到今天，四大集团的大门上的对联，横批一直都没有变过，依然是“小平您好”。     　　虽然大邱庄搞的是工业，但禹作敏一直视陈永贵为榜样。他对一帮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他做梦都希望大邱庄能像毛泽东时代的大寨一样，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榜样。1992年，当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大邱庄取经时，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兴，临走还毫不犹豫地给了郭凤莲50万，资助她回去办企业。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政权再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那样，事无巨细地介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产。禹作敏多次希望邓小平能到大邱庄来视察，像当年周恩来三上大寨那样，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除了国家领导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员放在眼里。大邱庄老人们盛传，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时，禹作敏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宋平顺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上副市长，咱们天津真是没人了，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代理几天副市长。”     　　这样的张狂终于为他惹来了大麻烦。1992年底，大邱庄里发生了非法拘禁、殴人致死的恶性案件。事发后，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来办案的警察，并指挥上万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的农民手持钢管与400多名武警对峙，不允许任何人进大邱庄。     　　一直到次年4月，这场震惊中外的风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处20年徒刑，最终死于狱中。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庄人有26个，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儿子。今天看来，禹作敏的结局并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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