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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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忏悔"

张一炎

近年来，古老的中国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到处是“唱红歌”，有些地方还大张旗鼓地重新为我塑像，我在死后多年沉寂以后却产生了“毛泽东热”，重新恢复过去的崇拜，这确实让我始料未及，也令我百思难得其解。我想，为什么在中国对外开放后有今天却重弹老调，请回我这面“真神”？不是简单的换回对我的感情，而是现政权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无奈的选择。
有人说盖棺定论，其实，在我的评价问题上，盖了棺也未能定论。为什么？与中国的背景环境有关。在一个走向开放又排斥开放的专制独裁国度，只想获取开放的收益，却不愿承担开放的责任，想赚钱却不接受普适价值，因此对我的评价不可能有开放和国际的眼光。
我小时候受的基本上是封建的教育，主要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所反映的“生存抉择、适者生存”、“胜王败寇”那一套。后来以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其实对马克思也是一知半解。不信，你到中南海我的书房看看，除了大量古籍线装书，马克思的也只有单行本《共产党宣言》。现在来看，我所理解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还谈不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骨子里是封建主义的体系，只是表面上挂羊头卖狗肉加上“社会主义”的旗号。至于马克思的理论，他的前提是不是可靠？立论是否站得住脚？特别是不是同样陷入“乌托邦空想主义”？尤其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却倒退到封建主义？我并没有想多少？本身我也不懂什么“资本主义”。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核心还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归我”的认识。我开始鼓动农民造反，主要是利用了农民的反抗意识，要将天下的有钱人财产共到我这儿来，其实摆脱不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东西。后来，我在共产党内部受到排挤和打压，连陈毅这个“娃娃”也要整我，基本上处于无权的地位，更增加了我疯狂的权力欲望。我跟蒋介石打内战，我打的口号跟李自成农民起义“闯王来了不纳粮”差不多，就是打土豪、分土地（实际上是欺骗农民，后来的事实是将农民分到手的土地实行公有制），1945年“重庆谈判”我提出反对专制独裁，民主选举、军队国家化，主要是说给蒋介石和美国等国家听的，实质是我来专制独裁的问题。在“抗日”战争问题上，我反对“攘外必先安内”， 提出“枪口一致对外”，主要是一种“自保之计”，你们想想，当时农民起义的“工农红军”被蒋公就要斩尽杀绝，不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我就小命不保也。所以在抗日中，我是基本上“游而不击”，保存实力、发展壮大。以至于后来见到日本首相访华，我主动感谢日本人，是他们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但讲到抗日的功劳，我是要抢头功的，把国民党说成是消极抗日，反正在我的地盘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没人敢与我争辩。
我夺取党内的权力后，我越来越看重的是我的皇权地位。苏联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我就不以为然，“个人崇拜还是要有一点的嘛”，其实，哪是一点，就是全部，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正合我意。在我的心目中，什么“秦皇汉武”、成吉思汗都不在我的话下，我都瞧不起。后来我建政掌权后，我杀的知识分子比秦始皇多得多，杀掉的与我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朱元璋“炮打功臣楼”所难以企及的。在我看来，辛辛苦苦打出来的江山怎么也不允许搞民主选举，不允许搞军队国家化，要“党指挥枪”，也就是我指挥枪，绝不准动摇我的地位。既然天下是我打下来的，我又是皇帝，我就要将天下归于我，所以我要搞公有制，搞合作化、人民公社、“所有制升级”、“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将举国资源都归于我。许多人不是很明白，以为我大公无私搞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连按劳分配也不想搞，实际上我就是统治一切、支配一切。他们还不明白，天下既然是我打的，当然一切都是我的，包括国民之性命。我为什么讲“为什么服务”？是因为有了我毛泽东，你们才有日子过嘛！所以拿你们的生命去打朝鲜战争，让你们饿着肚子甚至饿死几千万人去支援同样穷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专制政权国家，不要有什么反对意见。我的话就是圣旨，所以林彪讲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只要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扣上“反党”和“路线斗争”的帽子。知识分子在我的眼里最多是“臭老九”，知识也不值什么钱，大学也可以不办，有些知识分子尾巴翘得太高，我让他们参加政协，“参政议政”，以为了不起，我要他们提意见，还当起真来，实在不识抬举，只好“引蛇出洞”，看有谁是真心拥护我？我虽然也算是开国皇帝，但习惯了战争年代的“人与人大战”，整天脑子里装的全是敌人，也害怕有人对我图谋不轨，总是担心谁是我身边的“定时炸弹”。高岗饶漱石一度时期是我身边的红人，但时间不长，我就不放心了，害怕变心，于是就整他们下监狱。彭德怀很能打仗，但是将我唯一健康的宝贝儿子都送了性命，不光断了我香火，还打消了我世袭美梦，让我火冒万丈，怎么也不能给他好果子吃，所以他后来死得很惨，也是“咎由自取”。刘少奇、林彪都是我指定的“接班人”，但我还是不相信他们，怕他们架空我的权力，也怪不得我心狠手辣。邓小平、陈云他们我都不满意，但有时还要用用他们。甚至周恩来也差不多，这些人都没办法让我信任。所以在临终之前，我圈的政治局常委，只能是警卫汪东兴、老婆江青、侄儿毛远新以及张玉凤、王海蓉等身边人。其他人都不可能让人相信。现在仍有很多人将江青、“四人帮”、林彪、刘少奇等与我对立起来，其实是大错特错，没有我毛泽东，怎么可能有他们。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总是羞羞答答，讲不彻底。看起来是反封建、破四旧，其实质搞的都是封建的东西，你们还蒙在鼓里。把我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都万寿无疆了，整天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只要我不顺眼的，任何人和事，都可以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定上反革命罪。甚至我可以指鹿为马，谁敢监督我？谁敢跟我提民主？我临死前讲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搞农民起义，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农民起义我当上了皇帝，文化大革命我用类似于战争的形式搞人斗人、人整人，把老百姓的财产搞没了，实行等级制，专制特权，我高兴叫谁上来就上来，高兴让谁下去就下去，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哪一个见了我都抖抖擞擞的，整天提心吊胆，但我还是不放心，怕他们抢我的班、夺我的权。现在回过头来看，农民起义我建立了新的“毛泽东王朝”，将孙中山推翻的封建帝制又改头换面地恢复过来；文化大革命是我的一大败笔，经济大崩溃、社会大动乱、知识分子大挨整、民不聊生，谁让我跟朱元璋差不多呢。
可是不知咋整的，我这边忏悔不己，觉得罪孽深重，而中国大陆却对我重新留念，掀起“毛泽东热”。到底为什么？我思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当权者的思维，还是实行封建独裁专制统治那一套。他们对权力贪得无厌，对人民毫无感情，对社会毫无责任，对历史极不尊重。整天想的，还是将天下权益集于一身，搜括民脂民膏，就是想着将天下老百姓怎么关在笼子里，搞党天下、家天下，要管理人民，替民作主，却坚决反对民主。不管是打过天下还是没有打过天下的，一旦掌权，就向我学习，要当皇帝。邓小平重视经济增长，其实是为了他的邓氏权力，不惜与我一样，将自己指定的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打入“冷宫”，甚至要杀20万人保专制政权的平安。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都没有我的威信和能力，但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地位，继续与人民为敌，与民主为敌，反正是糊一天是一天。问题是他们糊涂，现在的中国大陆与我那时候区别很大，我那时候跟今天的北朝鲜一样，实行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可以做到将全国老百姓的脑袋长在我一个人头上，嘴巴长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就是天。但现在已经对外开放，这个大门恐怕谁也没办法再关上，现在已经做不到象我那样我说了算。既然开放了，就一切由不得你，你要打开国门，却不愿与国际接轨，拒绝普适价值，不遵守国际规则，这怎么可能？为什么每一次中美对话、每一次元首见面，人民币就升值一次？为什么你们现在危机四伏、内外交困？你们左转倒退是咎由自取。我都虔诚忏悔了，你们怎么就执迷不悟呢？由于“血缘”关系，我郑重劝告你们：放弃我的专制思维，为自己子孙后代着想，还权于民，让利于民，推进民主，首先是在军警国家化的前提下，广开言路，消除党禁、报禁，切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你们听不听，做不做得到？希望好自为知，否则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