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打倒马寅初，是冤假错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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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夏季，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曾经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面对这番话，以及类似这样的话，我总是疑窦丛生：打倒马寅初，批臭新人口论等等，真的如他们所说，是冤假错案吗？

根据资料记载，早在50年代初,马寅初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新人口论》中,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
—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

我注意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要说有多复杂，就有多复杂，因为，它是有关国计民生，有关人口，有关社会等的大学问，需要大量扎实的调查、分析等，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结论的大学问。但是，许多的高深学问，往往能够用简单、明了的语句说清楚其要义。

新人口论亦然。１９５７年春季，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１９５３年普查已经超过了６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１５年后将达到８亿，５０年后将达到１５亿。”“全国人均不到三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就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学术问题常识化了。

200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50周年，全国各界隆重纪念马寅初有人发表纪念文章说，“最近，我们又重读《新人口论》和马老一系列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越发感到《新人口论》不是晦涩难懂、远离群众的思辨理论，而是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的大众理论。”

毛泽东何许人也？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聪明如彼，对于已被马寅初阐述得如此浅显易懂的问题，就像1+1=2那样简单。

以有限的土地承载无限的人口，早晚必定人满为患。正因为这个问题并非高深莫测的学问，早在1000来年前，有人就认识到中国人口可能带来的问题了。初唐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怪异诗人王梵志，恐怕他是人世间第一个以笔墨提出“新人口论”和“计划生育”的人。他写过一些“现代味”非常浓厚的诗：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人人觅长命，没地可种谷。

100多年前，来到中国，来到云南的英国传教士哈兹佩斯（中文名王树德）和柏格理也发现了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王树德在1937年伦敦版的《石门坎与花苗》中描述了他上个世纪初期在中国昆明等地乡村看到的中国人口现状：与欧洲的现代旅馆相比，这些客店既不舒适，也不那么清洁，并且总是过度拥挤。这些年中国人口增加太多了。罗马皇帝朱利安曾夸口：臣民就像我的胡须一样多。在中国这些边远地带的客店里，人的确像胡须一样多。柏格理在《在未知的中国》里更进一步为中国人担心：人口的无节制繁殖，使得汉人已经把广布于他们自己山上的树林砍伐殆尽，他们只好以高昂的价格，向诺苏人（笔者注：彝族人）购买生长于扬子江北岸的木材。我不知道，当扬子江北岸的树木也被砍伐完了之后，汉人到什么地方去搞到他们做饭，建房等都离不开的木材。

一个上千年前的“封建文人”也觉悟的道理，一个进入中国没多久的“番邦”人也一眼看穿的事实，连说话也“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国之君，一个叱吒风云、日理万机的统帅，他在这件事情上怎么下智上愚了？

是的，伟大领袖不是白痴，不是智商底下的人，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在一个资料里还真找到了支持我的观点的证据：毛泽东早在１９２０年开始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华振兴之路时，就针对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指出人口如不控制，“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

由此可见，所谓“新人口论”，不论它是今天中国的马寅初，甚至是更早些的英国的马尔撒斯提出的，与我上述前一个例子一比较，都成了“旧人口论”了。

那么，这个聪明人加明白人的伟大领袖，他何以要置常识于不顾，非要批倒批臭马寅初？

我认为，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毛泽东当年“解放全人类”，将红旗插遍全球，也即称霸世界的野心还没有死。要干这样的前无古人的千秋霸业，没有成千成万成亿的“先烈”去填平、堵住“前进道路”上的沟壑，枪眼，那怎么成。但这是伟大领袖在肚子里盘算的，嘴巴，可不能把小九九口诀念出来，而要找冠冕堂皇的说法，比如“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还有那个年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多力量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等等。此其一。

其二，杀一儆百，整肃知识份子的需要。马寅初最初提出新人口论，是在1955年。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时，马寅初都还在是北大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众所周知，毛发动反右，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人民日报》在毛授意下，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拉开了打倒马寅初的序幕。接下来，便爆发了席卷全国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

马寅初接下来表现出的“又臭又硬”，进一步触犯了帝王的大忌。马当年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如是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听任这种自以为是而又不识时务的臭老九一天指手画脚，国不国，君不君，臣不臣，成何体统？人人都像你姓马的一样，有张嘴的都站出来对我发号司令，左右我的言行，天下人见我如此好欺负，且不人人都起来学你的样子，早晚，我的主席帽子，还不知会戴到谁的头上去呢。

正因为如此，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伟大领袖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马寅初7月在《人民日报》上“倒豆子”，10月《人民日报》就以此为“七寸”，批判新人口论。显然，马寅初钻进了伟大领袖引蛇出洞的，稳操胜券的“阳谋”圈套里了。

其三，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帝王性格使然。这一点，有林副统帅写在“毛选”上的眉批为证：这个人，你说东，他就说西；你说西，他就说东。只有等他先开口了，你再顺了他的杆子爬，你才可能“正确”。还有伟大领袖的两个凡是为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还是副统帅加接班人最能搔着伟大领袖的痒处：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郭文豪与副统帅各有千秋，伟大领袖写了错别字，他如此“帮忙”：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既然身为臣民，理当如是，只能如是。

大丈夫当如是：是鹿是马、是白是黑，要左要右、要走要停，是成是败、是死是活，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只能由霸王一个人说了算。“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还得点头哈腰地照办，只能埋头拉车、别回头看路地前进。这才显现得出我的伟大，这才能证明普天之下，只有我一个人配当、能当主席。也惟其如此，才能当出这不叫皇帝、胜似皇帝的主席应有的滋味，感觉。啊，你出个锼主意，我连连点头称是，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你比我聪明，比我更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搞错没有，完蛋去吧，你！

显而易见，伟大领袖的打倒马寅初，批臭新人口论，并非他不懂新人口论，也即他不是不想、不能控制人口，而是别有用心，老奸巨滑，故意不为。

可见，马寅初的被打倒，根本不是什么冤假错案。冤假错案，是因为证据、事实的收集、认定等司法环节出了差错，使得案件的判定也跟着出了差错。马寅初案冤什么冤，错什么错啊？事前，人家早都有了既定目标，既定对象，早都胸有成竹，人家要打倒，要以警效尤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和事。

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犯罪则不可以改正。所以，这不是错案，不是错误，而是犯罪，故意犯罪。将故意犯罪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说成无心的“错误”，只能表明说话者人性和现代法制意识的严重缺失，甚至阳谋、是既往之罪的继续，是对故意犯罪客体的进一步戕害，是对真理和正义的蔑视。

从王实味，刘少奇，彭德怀，林昭，章伯钧，沈从文，张志新，遇罗克，到罗永忠，杨建利，杜导斌，李元龙，杨天水，师涛，吕耿松，胡佳；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到六四，法轮功等等，等等，哪一个人，哪一桩案件，是符合冤假错案的构成要件的？没有，几乎从来没有。人家要批要判，要抓要关，要绞要杀，要消灭在盟约状态的，就是你们这些不安分守己的人，就是这样的不利稳定的事。

为此，我得替伟大的领袖和伟光正的党说一句公道话：人家几乎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办过冤假错案，人家根本就不屑搞，也根本用不着搞什么阴谋诡计，办什么冤假错案，人家从来搞的多是阳谋妙计，办的多是不冤不假不错的，巴望将阶级敌人、异己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