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丹 : 让历史记住这一年：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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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讨历史的定位

只有在还原真相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历史定位。

吴弘达的“开幕词”、陈奎德的“前言”，言简意赅地为会议定了位，会议将从三个方面的性质来作定位：对右派“人”、对反右“运动”和对“研究”反右运动意义的历史定位。

张鹤慈的如下概括，对“人”和“运动”方面作了准确和深刻的阐述：“思想上的右派，从对49年后现实的极度不满，到对一些具体事、具体人的不满、牢骚。人数相当多，这些人占据了右派的绝大多数。这些人，内心深处真正明确反对共产党的不多，但对无处不在的党领导的反感，是基本相同的。”

“57年的反右，是给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最后的致命一击。在经过土改、镇反、反胡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下，元气大伤的士和士气，又被引蛇出洞的阴谋彻底摧毁。”

“反右，基本上彻底断绝了中国和西方文化和思想联系，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如储安平等人，除了出卖灵魂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被打翻在地，当时的大学生，中学教育也是在49年前，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这也就是在中国的历次民主运动中，右派是所有反革命中，素质是最高的道理。”

“这是一次比秦始皇狠毒万倍的焚书坑儒，数量是万倍，狠毒也同样是万倍。秦始皇只是一次性的埋葬了儒生的身体，毛泽东是长时期的活埋了知识份子的肉体和灵魂。”（页73—74）王友琴、魏紫丹、姚监复丛反右与文革、大跃进的联系上为其定性、定位。”

遇罗文的发言，一望题目，“右派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而知是专门说“人”的。他说得朴实可爱，诚实可信。我觉得他是“右派最可爱的子弟”。他说：“事后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总结出来，右派的品格无非五种：1、单纯，2、诚实，3、正直，4、有深谋远略，5、肯舍己为人。（页25）

不言而喻，别说右派不是按一定章程组织起的，而是由共产党判决、硬加的“犯罪团体”，即便是经过“政审”、自觉自愿地自由结社，五个手指伸出来也不会一般齐。比如右派中的“左派巴结三”，就是派别异己分子。但以营垒为单位，整体而论，这五种品质，对照史实看，恐怕就会发现这正好是右派的五大特征；同时又是左派要开除出派的五种条件。

他例举出了储安平、马寅初、黄万里、米昭曾，以及在场的曾庆民。由于接触关系，我们从前都不知道圣女林昭，她是我们右派精神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狗熊辈出时代的异类，续写了中华民族英雄谱。这个时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也先成为真正的右派而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中共坐天下，人成为运动的主体和客体。人是运动中的人，运动是人的运动。主体始终是共产党，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客体，到此时为止是地富反坏右。

现在右派在当客体，程庆民说：在北大，“小小一个数力系的教职工群体，打出几十名右派不算，光是自尽身亡、判刑处决的至少有10条人命。而最后‘落实政策
’、‘复查改正’，竟全部是冤案！这些冤死的孤魂，全是学术精英，包括世界著名的解析数论大师、概率论大师、拓扑学大师、固体力学大师、科学院士（学部委员）、青年劳模、学派传人……”

“‘见微知著，历史已经证实：毛泽东是极端卑鄙阴险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中国人民的叛徒、世界革命的叛徒、出卖祖国的叛徒、内奸、工贼，他用暗害领导人的奸谋，篡夺了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大规模迫害人民，长时期祸害国家，多渠道毁灭文化。他是败坏中国的罪魁祸首、愚蠢邪恶的阴险小人、道德沦丧的无耻流氓、五毒俱全的乱伦败类，不仅不耻于人类，而且不耻于狗屎堆。其罪行罄竹难书、十恶不赦、百死难赎、万年遗臭……’

“以上的话是我在北大的右派生涯中，经过反覆批斗、反覆检讨，最后忍无可忍，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控告毛泽东的匿名控告信。”（页44）后被揭发、轮斗后等待枪决，恰遇林彪事件延缓，阴差阳错，四人帮倒台，胡耀邦当组织部长时主持平反。

谁能说我们的程庆民老先生不是英雄？他是双重英雄。遇罗文说：“反右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为了保护两位学生不当右派，自己却成了右派。为此受了20多年的罪，以至差点命丧黄泉。”（页27）二则，他对中共中央作出对毛的彻底揭露，纯属灯蛾扑火。灯蛾不知扑火会死而为之，他却是明知“恶攻”会死而为之。难道还会有比自觉为真理而献身的壮烈行为，更能无愧于英雄称号的吗？

历史学家余英时致欢迎词，“我这里谈两点看法，权作欢迎。”

“第一，我要说的是，右派份子是一个光荣的名词，作为当年中的右派，是一种历史荣誉。”（页3）

“第二点是，右派过了50年，右派的历史、上百万人及家庭的遭遇，我们知道得非常少……前两天我看了犹太人的博物馆，我就很感慨，他们把每个小细节都找出来。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不能说过去了就算了。”（页4）

细数起来，只有“反右”在共产党发动的所有运动中，才是最兼具阐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广泛性。这次运动是民主自由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战，内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文化、教育、卫生、国家、民族、社会、人口……从宏观到微观钜细不漏；地域波及东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的最后一战，也是共产极权的政治本质一次颇具深度的充分展示。放区）、少（少数民族区）、边（边界区）、山（山区）、穷（穷乡僻壤）；部门横跨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而且右派们所提问题，其尖锐性、其科学性、其超前性，至今看来，在大陆上，仍是无有出乎其右者
——政见是当时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鸣放出来的；如何办教育呢？则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发表的高见；法学家谈法治，经济学家谈经济，文学家和艺术家谈文艺，社会学家谈社会；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学术界都是名报人、名医药专家、名流学者们恳切陈词。从毛泽东主观来说，自称“阳谋”；就事态发展的客观进程来说，则是将计就计，一代精英（包括大学生，也都属才华横溢的高才生），得以乘机倾巢而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见解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胡平说：
“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只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我从57年右派言论中所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页107）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说：“可以说,
不了解‘反右运动’, 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质和中国的当代史……今天的民主运动, 从‘四五’到‘思想启蒙’,
从‘八六学运’到‘八九民运’, 所提出的政治主张, 其实都没有超出‘五七一代’ 人的思想框架太多。”（〈重新认识 "五七一代"
人〉，BBC中文网）著名记者高瑜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企图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一网打尽，主要要消灭知识份子批判社会的功能。而89一代，作为57一代的儿子，又经历了六四一场大屠杀，专制暴君打算‘杀他20万，换得20年的稳定’。现在20年就要到来，中国知识份子追求宪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断成长，而且信心百倍。”（〈从反右到六四
——
89是57的儿子〉，见网）吴国光教授研究反右问题的结论是：“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份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当代中国研究》
2007年 第3期）所以，研究“反右”问题，就成为每个研究中国当代史和展望中国未来的人的必修功课。

二、老骥伏枥 ，小驹尥蹶

毛泽东因其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培养接班人上机关算尽，终究是有心栽花花不发。右派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虽他们不都是师者、歌者，但自有后来人继其志、继其声，无心插柳柳成荫。这该算是纵向的失道寡助与得道多助吧！

与会者，右派仅有13人；其余的，能来参会的人，都必在研究反右运动方面，学术有成，而最可喜的是后起之秀占据绝大多数。

老家伙人还在、心不死，笔耕不辍，“黑色文库”内外，大部头、小部头、单篇，卷帙浩繁。继起者，长江后浪推前浪，堪称浩浩荡荡。除已提到遇罗文、章诒和、章立凡、张鹤慈、胡平、王秀琴、陈奎德等等之外，邵江的发言无论从思想性、政治性、专业性上讲，都是高水准的。他是从“非官方杂志《广场》”说开去的。俞梅荪是言者兼行者，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实事。多了，黄肖路、齐家贞、邢小群等，加上更大量的会外的人，就更数不清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在写历史书，而且在延伸历史。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放两个镜头作今昔对比：

一个镜头是李慎之先生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提供的，说的是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缴械投降”
、“磕头如捣蒜”——

其实，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几个知识份子岂止不是对手，而且一上来就只有求饶的份儿，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饶，非要他们“缴械投降”不可。可怜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械”，又如何“缴”，只好搜索枯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这就是聂绀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由来。许多自杀的右派份子就大多是实在熬不过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绝于人民”的。我在自己成为右派以前还听到传达说，章伯钧“叩头如捣蒜”。其实，章伯钧的头脑要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储安平被批斗以后，还说过“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是要成为历史人物”。无奈他是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之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自杀，也只好“缴械投降”了。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铁打的江山。

另一个镜头是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章诒和如今的态度：“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员还不点名地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覆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完全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事情再明白不过了：从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我就是被左派认定为的一个右派。右派就右派——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终于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谁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剥夺我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决定拿出性命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章诒和：胡发云《如焉》香港版序
）

今昔对比，今非昔比，这才是真正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夜正长，路也正长。历史会跑在历史书的前头，写出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