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智囊：重庆模式如成中国模式，是灾难（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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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周刊》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如何理解重庆模式，已经成为解读当今中国大势的一个焦点问题。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精英阶层围绕重庆模式的争论和政治博弈，将不仅决定重庆模式的命运，还将决定中国模式的命运。最近一篇万言长文《重庆模式如成中国模式，是灾难》在中共高官中流传，文章作者罗小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高层经济改革政策的智囊人物，后在美国获经济学博士。这位经济学家出身中共高干家庭，其父罗朋是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共的老干部，罗朋从公安部下放江西担任修配厂革委主任时，邓小平被下放到该厂当工人，因保护邓小平而获邓家尊重。
      
      有中共高级官员对明镜网说，罗小朋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封薄熙来重庆所作所为剖析最为到位的 。罗小朋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大事件》第三期上，后又收录入《薄熙来破局》一书。 罗小朋在文章中指出，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偶然性。如果薄熙来没有被派到重庆，就不会有重庆模式。但是，重庆模式产生的大背景是，中国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中央当权者坚决不作为的治国方式，已经导致了全面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迟早会转化为政治危机，而薄熙来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能量的人物来到重庆，为这个转化造就了特殊的机遇。薄熙来显然并没有带着某种事先想好的方桉来重庆主政。他像世界上多数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既有政治野心，也有作一番事业的雄心。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雄心，他敢做好事，也敢做坏事。历史把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安排到了中国各种矛盾最突出的重庆地区，打破了中国政治的僵局，也打破了中国改革的僵局。重庆模式就是这打破这两大僵局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模式的出现对中国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重庆模式最引人之处，首先是薄熙来敢想敢干的精神，你可以不赞同他的理念和做法，但你没有道理不?扬这种精神。中国的政治和改革早已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活力和想像力。薄熙来“唱红打黑”，搅动了中国沉闷的政治空气，也开始重新激发中国精英的思维力和想像力。薄熙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真不大容易。       罗小朋指出，薄熙来拥有特殊的政治资源和个人魅力，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为什么此时此地的薄熙来，而非彼时彼地的薄熙来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名堂呢?在天时方面，不难理解的是，胡锦涛多年不作为，给太子党上台创造了机会。薄熙来不仅有家世背景，而且兼具政治局委员和直辖市书记的封疆大吏身份，他看到了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搏击上位的机会。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游戏，封疆大吏要想再上一层楼，进入最高决策的小圈子，有两种路数，一种是揣摸上面的意旨，做好“政绩”文章，另一种就是判断天下大势，按照自己的理念，做“政治”文章，以影响中央的权力格局和执政理念，为自己创造机会。过去的薄熙来和众多地方大员一样，主要做的是“政绩”文章。而这一次他主政重庆，做的是“政治”文章，做政治文章无疑是有风险的赌博，没有大危机大变局的背景，一般不会有人这样做。 罗小朋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把重庆模式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治理和发展模式而不是未来的全国模式，不仅重庆模式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而且中国文明也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而如果重庆模式果真成为未来的中国模式，那就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很可能是世界的灾难。这个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没有地方自治，就不会有社会自治，而没有社会的自治就不可能建立一种既平等又自由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重庆模式潜在的重大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成为中国走向地方和社会自治的一个新起点，而重庆模式的一个潜在的重大危险就是它也可以在重建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的名义下，成为中国人全面失去从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各种自由的一个转捩点。 罗小朋指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薄熙来或者其他当权人物的主观动机和意图，而在于无法抗拒的客观逻辑。理解这个逻辑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只有发展地方自治，才可能建设社会自治，为什么没有社会自治，就不可能兼得自由和平等，而且，没有社会自治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为了维?基本的社会秩序，只好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就像改革之前的中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