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杀无辜：民族自由女神林昭旧事！

闲聊天 · 发表于 2007-10-9 10: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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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基督教徒。在毛泽东执政期间，林昭发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言论，被长期关押，最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
家世 林昭出生于苏州，林昭是其笔名。父亲彭国彦曾做过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很早就参与进步革命，大舅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处决。
革命 受家庭的影响，年幼的林昭对共产党闹革命报有很大的热情，在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母亲，多年后，林昭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 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期间林昭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许多报导。
北大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这是为了响应中央的鸣放号召，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右派刊物。?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于是她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刑八年。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约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1958年6月起，林昭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 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 1960年春，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
上海 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竟然都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有二十万字之多）。另外，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告人类》。 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 1965年下半年，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改判的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36岁。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 尾声 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林昭的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Sandy, Utah, 享年59岁。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现居美国。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0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  
 
寻找林昭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江菲 
 
<IMG src="http://images.blogcn.com/2007/7/8/10/qianjunb,20070708220108290.jpg" align=top border=0>
林昭墓
 
<H1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center" align=left>林昭之死<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pt; COLOR: black; FONT-FAMILY: Symbol; mso-hansi-font-family: 黑体;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weight: normal; mso-bidi-font-size: 10.5pt; mso-fareast-font-family: 黑体; mso-ascii-font-family: 黑体; mso-char-type: symbol; mso-symbol-font-family: Symbol">* </H1>
<H1 align=left>陈伟斯 </H1>

1968年“五·一”清晨，茂名南路林昭家中，笼罩着一片不祥的预兆。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来了，他们毫无表情地打量着这个家庭，冷冷地说：“林昭已被处决，付五分‘子弹费’”！林昭的妹妹默默地付了款，年迈的母亲起初还不理解，当她意识到时，已经昏厥了过去。 
 

这个排除在“红色”世界之外的“黑”家庭，从此进入了漫漫长夜：林昭的父亲在苏州自杀了；母亲也因而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几年后忧愤而死……林昭的名字从此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三年多后，有关方面重新判决，宣告了林昭无罪，但在判决书中，林昭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直到今天林、江反革命集团宣判时，在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所写的一篇题为《历史的审判》的报道中，人们才知道林昭是为反对现代迷信而献出生命的勇敢女性。据熟悉林昭的同志介绍，在这篇报道发表前不久，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已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会。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任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北大教授杨晦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位同志出席了追悼会。林昭在狱中用血写的一首诗，也在会后广为流传：“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林昭的预见，今天终于实现了。自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千枝万株的红花，不是已经到处竞发！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成长 

林昭在狱中时，曾写了一首《家祭》，怀念卅七年前在“四·一二”事变中牺牲的她的舅父许金元同志（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卅七年前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里哭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事实也确是这样，林昭是踏着烈士的血迹走向革命的。 
 

林昭出生在苏州。她的母亲许宪民早年随着胞兄参加革命，曾是一次罢工斗争中的组织者，以后为人民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17岁时就迎接到了她舅舅为之奋斗牺牲的胜利之日。于是她投入了在无锡惠山之麓的苏南新专学习。这是一所充满革命理想、信念的新型学校。林昭在这所学校里，像一团烈火投向革命。母亲要她上大学，她固执地要在实际工作熔炉里经受锻炼，甚至不惜和家庭闹翻。在“土改”时，她挎着背包跑遍了当地的农村。她曾表示，将来要成为一个作家，写出一部反映“土改”全过程的小说。在学校和前辈的教育影响下，她怀着一片赤子之心，对革命越来越充满激情。有一次中秋之夜，一个同学用放枪代替爆竹欢庆佳节，林昭硬是认真地教训了他：“子弹是人民的血汗，不许你浪费！”谁能料到若干年后，正是人民血汗凝成的子弹，夺取了她的生命。而在杀害她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眼里，子弹还有一个价钱，而她的生命是一钱不值的。林昭从学校走向社会，开始她在常州民报当新闻记者。当时，二十岁的林昭有着使不尽的精力，写了很多新报道、诗歌、散文和相声。在记者中，她以文思敏捷、才华出众而闻名。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她经受了现实生活另一方面的考验，许多“新专”时代优良传统逐渐如烟云消失，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关系，信任换来了欺骗，真诚的友谊变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欢迎，巧言令色、到处逢迎者反得赞赏、提拔。像孩子一般单纯的林昭在这种情况面前，瞠目结舌，她甚至也走进了迷途。有人要她揭发母亲的问题，她居然也写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材料。多年以后，她才向母亲表白了这桩隐痛。她说：“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林昭从痛苦中惊起，从此她认真地投入了思索，她对许多社会现象作了分析，选定了要坚持真理的道路，宁可到井里、河里去死，决不再讲违心的话！ 

“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最高考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新闻系，也正是到北大以后，她才学会理解问题。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多么向往这个民主的摇篮啊！在这个最高学府，她重新迸发了苏南新专时代的热情，她对自己的前途焕发了信心和希望。她告诉妹妹说：“我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我要着手改编鲁迅的《伤逝》为电影剧本，还要为《二泉映月》的作曲者瞎子阿炳写部传记小说……”但是在林昭的生命之路上，迎着她的并非都是鲜花、彩锦，而更多的是荆棘、险滩。在大鸣大放之际，她竭力为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叫好；她支持流沙河的探索；她在“自由论坛”上大声朗诵：“我是剑，我是火焰！” ……她甚至公然说出了对“绝对权威”的怀疑，并很有见解的预言：“绝对权威只有利于教条、宗派……”她要为祖国的命运思考！可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却是一顶沉重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于是，她在民主的摇篮里觉醒，也从这里落进深渊。 

林昭成为“右派分子”后，她的思想并没有退却。她忧心如焚地写信给她妹妹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林昭确实像牛虻一样疯狂了。她把一切启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曾向一个苏南新专的老师发出了“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终于从悲愤走向绝望，她用绝命书作了绝望的思想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而痛绝的。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又向北大的领导发泄了满腔悲怨：“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在“剃刀边缘”的探索 

“反右”以后，林昭吞食了“拒不认罪”的恶果，“右派”而后“劳教”。以后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这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更大的折腾：“大炼钢铁”、“共产风”、“瞎指挥”……到处可以看到衰退和萧条的景象，但到处又是必不可少的强迫命令，大哄大叫，尽管善良的人民为能够饱餐一顿而感恩戴德，但更多的人是在灾难之中期待、沉思……林昭和她在上海结识的一些朋友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于是，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就形成了。这些朋友的观点一致，他们率直地对当时的某些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彭德怀同志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一些情况又受到批判一事，更为不满。他们编印了《星火》来阐述他们的观点和意志。这个刊物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也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士受难之日》。 
 
她的朋友们为此送了一本“南共纲领”给林昭。他们都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和中国相类似，值得参考借鉴。因而，他们将自己的意愿写成书面，准备寄给各省市领导同志参阅，希望改进党的某些错误政策。当然这是一次危险的探索，其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他们尚未行动时，就被捕了。 

血写的诗 

林昭是在1960年10月入狱的。1962年初她被“保外候审”。可是“保”却给她更大实践自己意愿的机会，尽管母亲对她谆谆教导要她安心养病，她仍是满不在乎。她甚至要家人观赏她在狱中学到的“绝技”——带着手铐梳头、穿衣……这时她继续为她的意愿而行动，准备真正搞起结社活动，同年12月，她终于再度被捕。 

面对着庞大、森严的牢狱，林昭没有后退一步，正如《历史的审判》中所说，她是“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 
 

林昭在狱中，与其说她的思想因此更顽固，不如说她对祖国的热爱更深挚了。她对祖国的深情，可以在她狱中所写的《啊，大地》这首诗中看到：“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不仅是林昭对祖国热爱的表示，也是维护她既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精神支柱。这种矛盾，使她在一种奇特的超自由中生活着，她不断地唱歌，不断写诗，也不断地绝食，甚至经常割开血管写血书。她的斑斑血滴凝成了诗，诗又化为更多的血。正如她的一首血诗所写：“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致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又如一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就更难分清是诗是血了：“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血书，她曾对妹妹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这大概就是她不断隔开血管写诗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此，她的忍受力几乎是人们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她能在180天反铐中自理生活，她能在不断的生命威胁下，一如既往，从不低头“认罪”。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的诗，每一首几乎都是这样交织血泪。尽管她有礼貌地呈现给这时代，但谁敢接受这些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就在这时，乌云已在凝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正利用长期以来个人意志决定一切的缺点，抬出了封建亡灵，制造起空前的现代迷信活动，于是，神州大地到处是朝圣的教徒，求神的呼号。动乱的风暴席卷全国。可是正当所有的人身不由己地拜倒在偶像脚下的时候，独有这朵开在牢狱中的红花却昂首不屈，从来没有在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中丧失过自己的意志。恰恰相反，现代迷信只有激起她更猛烈的反抗和抵制。请听她妹妹在一次探狱的叙述吧：“一天，我接到了探望姊姊的通知，因为在抄家后分文不名，我只得向单位借了钱买了些东西送去。到了监狱，当所有接见的人都走了，姊姊才被带出来，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的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几乎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看得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意的，这是无声的反抗……她走了，这个长裙曳地的背影，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永志不忘。但当时我已预感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已笼罩在她的周围……” 
 

这时，正当舞台上李慧娘的影子也使林、江反革命集团骇怕之际，这位牢狱中出现的现代窦娥，他当然更不能容忍，何况林昭这时又变本加厉地在牢狱中唱歌、喊口号、写血诗，支支利箭直射现代迷信活动的要害，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据了解，在接到判决书时，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68年4月29日，林昭终于被杀害，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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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龙青 · 发表于 2007-10-9 20:43:08

林昭是可怜的真正共产党人，我同情她的个人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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