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 满清入关后所发生的事
曾节明: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一)
深远哉,1644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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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3日讯】前言:今年见了几个不同作者的《甲申三百六十年祭》,都是有感而发,其行文不无精彩之处,但总嫌意犹未尽。因甲申悲剧教训事关民族深远未来,兹事体不可谓不大,探讨亦不宜流之于概略,故以鄙人费思数年,执笔两月,写就以下拙文,试与同胞共同探讨,并以告慰甲申以来华夏之冤魂。
今年是甲申三百六十周年,这,不要说众多的中国人不清楚,就是包括好些人文学者,都淡忘得厉害,抛之于九霄天外.这实在是可悲可叹的现象,因为,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注定要反反复复走弯路,在恶性循环的泥沼中翻滚挣扎而难以自拔.
三百六十年前的老历这个时候,在北京南郊阅兵场,两个满洲贵族,阿济格和多铎,分别统率着十万清军,在礼炮轰鸣声中,乘着朔风拔营起行,为了金银美女,更为了汉人江山,恶狠狠地向南扑来...从此,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丧失了他们保留了几千年的传统服饰和发式,并且,变得面目全非......这些巨大的影响延续到今日,今天,在中国众多的民族当中,作为主体(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三以上1)的汉族,是唯一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现今所谓的「唐装」带有浓厚的满族民族特点,实为「满装」)的民族。其影响深远可见一斑......
三百六十年前老历十月的那一幕,只是甲申年大悲剧中的序幕,这场大悲剧急骤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公元一六四四年,对中国的历史和命运的影响深远得诡异,随着华夏政权悲剧性的解体,惨烈的人祸铺天盖地而来,华夏大地上发生的巨大灾变,是自秦始皇起,一千八百年来没有过,也不可想像的,从那一年起,明朝的引导方向的惯性力嘎然终止,中国历史就像一列疾驰的火车,晃晃荡荡地冲过被突然的强力扳了道的岔道口,向着鸦片战争及近代百年屈辱的方向驶去.
因为落后蛮族的征服,中国当时已趋于没落解体的大一统专制体制,因为强大的新兴暴力的输入,又迅即活了过来,向着更反动的极端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对先进得多,且人数远为众多的汉民族的征服和统治地位,满清政权采取极端的专制恐怖政策,为了消灭汉民族的发式,服饰,不惜杀人上千万2;为了禁锢思想,施行极端野蛮的愚民政策:大兴文字狱,以言论罪,甚至以文字灭门灭族,又长期地大规模地禁毁图书资料,编撰出奴性与毒性十足的「四库全书」,使得前朝众多文明成果失传3.满清,对待文化学术,倒退回比秦朝更为野蛮的状态中;为了不让汉民族兴盛,满洲统治者有意识地长期限制先进武器,先进技术,工具的使用,推广和生产4;最重要的是,以满清皇帝为首的满洲贵族并不代表和维护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的利益,而是相反……总之,满洲的血腥殖民征服和长期的疯狂的愚民政策,大大增加了中国人民的奴性和愚昧,也大大增加了,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的难度(没有蛮族征服历史,是同为儒家文明的日本,能够顺利步入近代文明的重要原因)
难以置信的是,对一个古老大民族这样重大的深远影响,竟然都决定于三百六十年的那个甲申年-一六四四年.
曾节明成稿于2004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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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2004 9:51:13 AM
曾节明: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二)
最关键的人物是明朝崇祯帝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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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3日讯】急骤而频繁发生的一连串重大事件,使得一六四四年的历史时空大大地压缩,真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感觉.这一年:张献忠攻占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李自成进逼北京,崇祯帝拒绝和谈,身死城破;李自成剥夺士大夫私产5,新王朝难产;吴三桂认为李自成危害其私利,降而复叛;李自成东征,吴三桂被迫投靠满清;清,吴联手,将李自成逐出北京,满清乘机入据北京;满清迁都北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明政权不以满清为敌,反欲与其共同讨伐农民造反者6,张献忠闭关自守,拒绝支援李自成7,李自成应对无方,误杀李岩;清军攻入陕西,李自成政权崩溃...
其实,在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真正关键的人物只有一个,那就是明朝崇祯皇帝.
能够影响明末历史进程的势力,有明朝官僚,满清,农民起义军,朝鲜,葡萄牙8,乃至日本8,而崇祯皇帝,正处于同时联系这几股势力的枢纽地位.
可以说,正是崇祯帝的一连串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了明朝提前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引来了中国三百多年的悲惨命运,大大增加了中国步入近现代文明的成本......
首先谈明朝灭亡的问题.大批的历史学者不假思索地认为:明朝亡于腐败,崇祯帝从他哥天启帝手里接过的是一个腐败的烂摊子,怎么弄都要亡,所以明朝灭亡的责任不在崇祯帝,再加上崇祯帝节俭勤政,死得也很有尊严,很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教条,博得了广泛的同情,所以「明朝亡于腐败,责任不在崇祯帝」一说,在中国学界中很有市场.
存此论的人不是以中国传统的道德教条代替思维,就是自觉不自觉地中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毒,不对具体的事件作具体的分析,而是运用笼统蛮横的逻辑,用臆想出的所谓「必然规律」来兜套历史,用结果的既成事实性来证明结果的唯一性.
「腐败亡国」论的悖论多多,在此仅举几例:晚明朝二十四年建立的朝鲜李朝,明末时也是一个非常腐败的王朝,因为妥协免遭满清灭亡,又继续存在了近三百年,直到1910年才被西化后崛起的日本所吞并;宋朝的腐败也不在明朝之下,它为何没有亡于女真人之手?而能够据淮河以南而治,继续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之久?没有中共成功的颠复战争,腐败的民国在大陆会不会灭亡?在没有中共颠复势力的台湾岛,民国为何存至今日?期间又何尝不腐败?中共国腐败了二十多年,程度比民国深重千百倍,它为何早不灭亡?
历史经验表明:腐败并不必然导致政权灭亡,如果腐败的政权能够应对得当,它仍然可以长期存在.这就像一个身体虚弱的人,由于起居调理养生得法,不仅不会早死,反而可能活到高龄.
这种应对得当也包括:成功地抵御外敌;有效地镇压颠复势力;通过和谈与让步避敌锋芒,或避免多面受敌,;笼络精英阶层,缓和社会矛盾……
崇祯帝在位期间的所做所为,及其表现出来的刚烈意志表明:他是一位有着强烈责任心的君主,一心一意地想中兴明朝.与傀儡般的清帝同治,光绪截然不同,崇祯帝是一位手握实权的君主;又与他哥天启帝等不理朝政的君主不同,有据可查,崇祯帝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君主,他亲自掌握着大明国家机器的操纵设施9,因此崇祯帝不能不为他在位期间的施政后果负主要责任。
处于枢纽位置崇祯皇帝,却是一位应对非常失当的君主,正是他十七年的大错特错,酿成了甲申年的大灾难,或者,大大提早了明朝的灭亡时间.
曾节明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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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2004 7:54:15 PM
曾节明: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三)
崇祯帝急于求成酿大错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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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3日讯】首先,崇祯帝对于维护当时危机重重的明朝国家政权,表现出完全不切实际的执政特征,这表现在:
无视明朝百年以上累计的问题的解决困难度,企图在短时间内一举解决问题,实现中兴明朝,结果不仅「欲速而不达」,反而大大消耗了统治资源,加剧了原有的危机,并衍生出新的危机.
<明史>资料表明,明代后期至末年,陕西华北,河南的气候异常地干旱,从万历帝到崇祯帝的六十多年里,中国多次发生全局性的特大旱灾以及更多次数的大旱灾。仅崇祯年间华北、华中和江南就数次发生全局性的特大旱灾。10大陆历史学家曹树基教授统计过,那一时期华北地区旱灾的年份大约占到崇祯时期全部年份的50%11,灾区人口大量死亡,「人吃人」现象屡见不鲜。
在旱灾频繁大面积发生的背景下,崇祯末年华北、西北、山东、长江中下游地区又发生大范围的蝗灾,仅在北方就形成一条长达上千公里、宽达数百公里的蝗灾分布带,飞蝗所经之处千里赤野草叶不存12。旱灾和蝗灾,对当时中国陕西,华北,中原地区地区的农业造成了惨重的破坏.
由于这样的大灾难,上千万北方农民流离失所,生存维持不下去了,对此,以崇祯帝为首的明朝廷却迟迟未能作出反应,出台有效的赈灾救民措施;由于年深日久的官僚体制腐败,灾区的一些贪官污吏却不愿放弃或减轻对农民的敲诈勒索盘剥,为了逼农民缴纳索物,出现了类似于今天强征土地,强迫拆迁的现象......所以,数以万计的农民为了活命起来造反或进行大规模的哄抢,在遭遇镇压时就演变成造反.
到了天启七年爆发的陕西农民大起义,到崇祯八年造反农民军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分「十三家七十二营」,并且趋于联合,形成了高迎祥,李自成集团,和张献忠集团两大强劲势力13.农民军采取流动作战的战术,其杀富济贫哄抢分赃的朴素共产做法深受群氓大众的欢迎,北方五省浩大的灾民,又是其天然的兵源.这些,决定了农民造反力量很难在短期内被肃清.
可是,崇祯帝却全然不顾实际情况,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先是在崇祯八年正月以洪承畴为统帅14,拟定六月为期限消灭农民军;未果之后,他又在崇祯九年七月严令「三月平贼15」,结果依然没能完全消灭农民军.
崇祯帝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灾荒连天,饥民遍地的时期,平息农民造反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对此他不仅提不出长期的策略,而且对平息造反的必要进程毫无耐心:
崇祯七年,任用陈奇愈为五省总督,镇压起义,本来已经重创起义军,将其逼入了汉中的车厢峡,只因陈奇瑜中了起义军的伪降之计,被李自成张献忠率残部逃出峡外,崇祯帝即严惩陈奇瑜及五十几个将官,丝毫不给其将功补过机会16.
其后启用的洪承畴,采取了以守为战,待机进攻的稳重方略,构筑防线,步步为营,从四面压缩农民军的生存空间,取得了虽然缓慢但是相当可观的效果:崇祯九年消灭高迎祥部,崇祯十一年伏击李自成,杀得李自成只剩十八骑逃走17.让洪承畴这样干下去,彻底肃清农民军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崇祯帝仍嫌其「师老无功」,更嫌其让李自成漏了网,从此在镇压农民起义上不再委以重任,后来竟把洪承畴畴这样一个内战内行的镇压农民的行家里手,调去对付清军18.
在镇压农民方面,由于官员不能在他指定的荒唐的时间内达成他的目标,崇祯帝便不断地换人,越换效果越差,越换民心士气越低,越换越气急败坏…崇祯帝就这样的急躁昏乱中,自己一手葬送着平定农民造反,「安内」后「攘外」的时机,终于把明朝推进了两线作战的死胡同.
兵部尚书杨嗣昌是另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他提出了足以置农民军于死地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方案18,并且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却因为崇祯帝的极端苛严,而畏惧(杨尚书未能在短期内俘杀张献忠本人,又被其混入襄阳,袭杀了襄王19)自杀.杨嗣昌早死,洪承畴又于1642年在对清作战中兵败被俘,于是明朝再也没有能臣对付农民造反了.
在抵御满清(后金)入侵方面,崇祯帝完全没有从萨尔浒会战的惨败中吸取教训,无视满清政权的兴起势头和八旗军非常强劲的野战能力,居然顽固地坚持」全辽可复」痴想,甚至对袁崇焕」五年复辽」20的安慰话信以为真,始终梦想一举解决问题(其后,不仅没有「复辽」的迹象,皇太极反而步步进逼,这很可能是他后来深恨袁崇焕的原因之一).
其表现在,1629年冬,当皇太极率十万八旗军绕开宁锦防线,入长城,进逼北京时21,急切要求将领与敌人速战速决.袁崇焕没有盲从这一要求,而是采取在北京城下扎营,坚守渐逼,待机出击,同时协调各地勤王之师,堵截要道,对皇太极军形成合围之势.这一本可以重创乃至打垮后金的战略,崇祯帝不仅接受,反而认为袁崇焕是畏缩避战,这种急切的心理,为他随后中反间计,冤杀袁崇焕,再次埋下了伏笔.
明军有火器大炮优势,非常有助于防守,但用之于野战则嫌笨拙,而驰骋攻杀是八旗兵的最强项,让汉族农民骑马去原野上同凶悍的女真族猎户攻杀,无异于将牛羊驱向饥渴的狼虎,这,稍有想像力的人都想得到.
可是崇祯帝就是不管这些,在他的催逼或鼓励下,1630年猛将满桂22,1638年名将卢像升23,先后率军出城野战,结果被八旗军铁骑踏得粉碎.
然而,面对如此惨痛的抗清(金)败绩,崇祯帝仍然没有吸取半点教训.
1640年,皇太极发起旨在摧毁明朝宁锦防线的松锦战役24,其攻势一度被祖大寿击退,后清军改变策略,采取围困战术,锦州粮草仅够半年.
洪承畴受任率十三万大军前往救援.起初,洪承畴拟利用明军的炮兵和火器优势,大军合军一处,粮草居中,向锦州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不给清军任何突袭,分割的机会.本来,这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明军大炮重创了前来打援的清军,多尔衮几乎丧命,祖大寿乘机率锦州守军反击,夺回外城,突破清军两层包围圈,皇太极一度无计可施,作了撤军的准备.
明军胜利有望,若此役获胜,满清入主中原的野心将落空.
大好形势下,崇祯帝却又等不及了,他听信陈新甲的馊主意,以粮草筹措困难为由,严限催逼洪承畴立即与清军决战26,解锦州之围,洪承畴只得走速战之路,将粮草辎重留在松山南麓,自己率六万明军望锦州先行...从而,在粮草上给皇太极留下了空档,结果全局崩溃.对满清的战争进行不下去了.
崇祯帝顽固地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结果不仅目标无法实现,还急剧地掏空了明朝的生存资源,增强了对手的实力,使明朝在日益强大的对手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曾节明星期一200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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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2004 8:56:57 PM
曾节明:甲申三百年再祭(之四)
崇祯帝之大错二:胸无全局,一意孤行,被动挨打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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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5日讯】其二,面对危机,崇祯帝的应对行为完全没有全局观念.
其表现在:政策及用人摇摆不定,缺乏一贯性,没有专人专用,面对危机没有全盘方案和预备方案,而是临时补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手忙脚乱.
在用人上,崇祯帝先用杨鹤,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又用洪承畴,再用卢像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八次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27.
这其中,除熊文灿明显是庸才外,其他的人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
杨鹤试图使明朝避免两线作战,颇具眼光;曹文诏智勇双全;陈奇瑜表现出很强的运筹协调能力;洪承畴行事稳重缓慢,老谋深算;卢像升能征善战,很能鼓舞士气;杨嗣昌善于运筹帷幄,很具战略头脑.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策略和作风.
在如此重要位置上,崇祯帝频繁地换人,使得对付农民造反的措施的连续性一再被打乱,反而大大延缓和削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进程和功效.频繁地换人,暴露出崇祯帝缺乏知人善任的眼光(这是一个领导者应具备的基本才干),也打击了明朝将官的积极性.
对待农民造反,崇祯帝一开始采取严厉镇压政策,在围剿已经奏效,农民军身陷绝境之际,再走一小步就可以完全消灭农民军时,忽而又改为招抚政策,在张献忠部接受招抚后28,崇祯帝却又拿不出有效的安置办法,这种半吊子招抚政策等于是放虎归山,使得此前多年的镇压围剿之功前功尽弃.
崇祯十四年以后,李自成部在河南已发展到四十万以上人马29,实力大大强过了中原的明军,面对明显的敌强我弱势态,崇祯帝如果明智点,理应采取守势,或再行「招抚」(求和),或倚坚凭险进行固守.由于缺乏火炮,农民军攻坚能力不强,这在1641年开封之战中已现端倪.当时,中原地区忠于崇祯帝且有战斗力的军队,虽然只剩下孙传庭的十万陕西军,但是这支军队配备有西洋大炮和火车营,十分有利于防守,孙传庭又是个将才,如果固守陕西,李自成将难有隙可乘.
但是崇祯帝却强令强令孙传庭领军开向赤地千里的灾区河南30,去和多明军数倍的农民军决战.结果不仅全军复灭,丢掉了自己最后一副家当,陕西也失陷了.
从此,李自成获得了北上攻取北京的条件31.
由政策,用人摇摆不定,到进退失据,再到以卵击石,孤注一掷的表现,强烈地反映出崇祯帝目无全局的昏聩.
在抗击满清(后金)问题上,崇祯帝的决策则完全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结果东一□头西一锤子,损失惨重,更严重的是,事后他亡羊不补牢,反而把责任全扣到大臣们头上,奸忠不辨,冤害忠良,使当时明廷本来济济的人才急剧地丧失.
鉴于当时驻守辽西的袁崇焕的智勇,满清迟迟打不通辽西走廊,于是改变战略.1629年冬,皇太极率十万大军,绕开辽西宁锦防线,从薄弱的蓟州挖长城而入.此前,袁崇焕就预见到这一点,已经向崇祯帝提出,要大量增加蓟州的驻军和大炮32,以防清(金)军乘虚而入.但是崇祯帝未予重视.因此,当八旗军袭来时,蓟州明军措手不及,也无力抗击,让其迅速入关,连下遵化等京东五城,直逼北京,明军再组织抵抗就十分被动了.
此后,清(后金)军不断地攻入长城以南,大规模的入塞就有五次,都是采取绕过宁锦线,从西线长城突入的方式,突入后流动作战,烧杀虏虐,以掠夺人口物资为目的,对关内各城镇,弱则攻强则绕,并没有能力久攻或占据.
八旗军铁骑野战能力超强,对付明军骑兵用「以一当十」来形容也不算太夸张,但是敌军的弱点是非常明显的,敌军以骑兵为主,由于从渖阳等地长驱转战一千公里以上,不可能带太多的粮草物资,因此入关后务必迅速虏掠成功,否则将因为给养危机而挫败,甚至遭灭顶之灾.因此,入关的清军喜欢物产丰富防备薄弱的地方,喜欢与明军正面对敌,速战速决,却禁不起攻坚战,持久战,游击战,害怕沿路被骚扰袭击,更害怕后路被截断.因此崇祯帝要是针对其弱点,采取以以下对策,清军将十分地头痛,甚至不敢入关:
一,在关外建立流动侦骑预警机制,发现敌情即使一时无法抵抗,也可让后方的人早知道早防备;
二,大批量制造西洋大炮,加强北方五省重要城镇的守备;
三,实行坚壁清野,将人口物资迁入守备力量较强的城镇,尽量不让敌人掳掠到东西;
四,将明军化整为零,训练民兵游击队,利用黑夜和熟悉地理环境,沿途不断偷袭清(金)军,打了就跑;
五,避敌锋芒,保存明军精锐部队实力,用之于堵截敌军后路,围歼疲惫溃逃之敌.
这五条措施只要施行一条,便会增加清军入关的难度.特别是第四条,如果落实,入关的清军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甚至有全军复灭的危险.明朝军民虽弱,但共同面临异族的野蛮侵害,同仇敌忾是天然的,抗敌的士气很容易激励。因为清(金)军以骑兵为主的特点,对关内地理环境不甚熟悉,又不能分散作战,面对小股力量的不断偷袭,犹如重拳打蚊子,根本无能为力:攻坚攻不下来,想决战找不到明军主力,继续扫荡又不断遭受损失,惶惶不可终日,即便其主力能逃出关外,也损失惨重,得不偿失.
这五条中,除了第二条经济负担教重外,其馀措施并不难以施行.可惜,这些积极的措施,崇祯帝却一条也没有做.因此,每一次清军入关,明朝都被动挨打,不能有效地还击敌军,军民,物资经济损失惨重,更带来了恐辫子军的心理障碍.
每一次清军退去后,崇祯帝不仅不积极地找原因,谋求补救之道,反而积极寻找出气筒和替罪羊,狠狠地把责任往大臣们头上扣,动不动就逐杀办实事的官员.其在位十七年间,内阁大学士前后换了五十一人,杀了两人,征战的总督竟被杀了七人33.
在这急需用人的乱世危局当头,照理应当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崇祯帝却容不得大臣们犯一点小错,对同在一条船上的群臣痛下杀手,不仅毁掉了自己的人才队伍,也吓走了本来愿意为他效劳的人。
这些倒错疯狂的无能表现,反映出崇祯帝完全不能够审时度势。
曾节明 二○○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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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2004 3:38:03 AM
曾节明: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五)
崇祯帝大错三:虚荣逞强,进退失据,自寻短见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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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5日讯】由于无法在短期内扑灭农民军,明朝被顿时深陷两面作战的困境.古今中外的战例都表明:两面受敌是一种凶多吉少的险境.明朝要生存下去,不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几乎是不行的.
如何摆脱两面作战?以当时的军力对比,要想消灭满清(后金),消除辽东战事,无异于痴人说梦,一下扑灭农民造反又做不到,所以,唯一之策就是谈和.
那么,与满清和谈可行吗?回答是肯定的.1618年努尔哈赤向明朝开战之初,并没有信心与明朝长年对抗,更遑论夺取大明江山,只是想在辽东占一些便宜,吓吓明朝,让其承认自己的后金小国,这表现在,在大败明军,一度攻取了抚顺之后,并没有乘胜攻击,而是对明朝说:「...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34.特别是在崇祯帝继位之初,努尔哈赤新死,继位的皇太极权力不甚稳固,又在年前的攻打宁锦的战役中遭到挫败35,无法入关施行掳掠,而八旗制度是奴隶制,生产力低,又因为与明断交,貂皮人参等特产失去了市场,因此军需给养一时间困难重重,同样面对严峻的形势,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因此切合实际地数次向明提出议和请求,并且,皇太极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36」
由此谦卑的语气,可见皇太极求和的诚意。
另一件事更表现了皇太极和谈诚意:
崇祯元年,袁崇焕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上任之初,就「擅自」主动地向皇太极提出和谈,以便争取备战的时间,皇太极对此反应十分积极。袁崇焕提出的和谈先决条件是:皇太极只能作「汗」,不得称帝。皇太极居然应允,并且要崇祯帝赐一颗印给他,正式承认他的汗位37。
皇太极以崇祯帝为正统,一幅臣属国国主的姿态。可见直到崇祯初年,后金政权还完全没有取明朝而代之的野心。
在对明的优势形势下,皇太极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大致上仅要求明朝承认满清国及其现占土地(主要为现辽宁省东部和中部),勘明两国边界,和平共处,互通贸易38.
皇太极向明求和的原因在于:后金(清)国的人口,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远逊于明朝,没有足够的实力一举消灭明朝(在当时条件下也很难看得到农民造反将会从内部催跨明朝),对明发动掠夺性战争又并非可以常年稳操胜券,从长远看代价和命运都难卜。生产力低,不足以自给,靠掠夺获取的收入又不稳定,因此为了自身了良好的生存发展,后金清国是急需同明朝停战以互通贸易的。
在当时形势下,议和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若议和成功,明朝可以腾出边关精锐部队,集中全力扑灭造反农民势力;可以有充裕的时间编练精锐边防军,屯田增强保障,新建,巩固,完善边关的堡垒,军事要塞,全力生产,配置大批量的西洋大炮和火器,使军队向近代化转变;可以减轻「辽饷」的负担,缓和国内矛盾;可以减免蛮族入关烧杀抢掠,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安定......
一旦与满清(后金)长久停战,明朝所面临的不利局势不仅完全可能出现转机,而且可以效法宋朝,坐等满清-这个游猎蛮族政权衰落之机,「兴师问罪」,收复辽东失地.
可是,面对大好的议和机会,崇祯帝却作出了毫无全局观念的愚蠢举动:对皇太极的来信几乎一概不答,主要由地方官员和对方通信,即使有所答,也是言辞倨傲,激怒了皇太极38。而且,对于议和之事,一概不予理会.反倒是袁崇焕擅自和皇太极谈判,并利用停战时机,大大加固了锦州和宁远的城防39,这,后来竟荒唐地成为袁崇焕通敌的罪证之一……
与农民军能够谈和,则是勿庸置疑的.由于中国深厚的王朝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农民很难不是皇权主义者,其多般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受了蒙蔽,需要清除的是奸臣。造反的目的很实在,就是要称王封侯,如果能够封妻荫子,他们很少会继续走那条夺皇帝帝位江山的险恶之途的,他们自己也没这份底气。
问题又是这个崇祯帝,在农民军势穷时,彻底招抚无方;在农民军势盛时,又死硬不与之和解.
崇祯十一年,张献忠部在杨嗣昌,王家祯指挥的围剿下,面临绝境,被迫在谷城投降,同期,罗汝才部也在房县投降40.但是,崇祯帝接下来的所为表明,他完全没有全局观念:
第一,他没有表现出对张献忠等人投降的非真诚性的警惕和防范.当时张献忠等人在明军的重围之中,已成瓮中之鳖,明摆着投降是出于不得已,这时候若坚决解除其武装,张献忠等人要想活命,只能束手就范.对浅显的形势缺乏判断力,坐失彻底解决问题的良机,此反映出崇祯帝能力的严重缺陷;
第二,他没能抓住农民军投降的时机,提出并强力督促有关人员施行一套有效安置投降农民军的方案.在当时情况下,将他们打散编入别的明军,或使其出关与满清作战,以断绝他们重新为盗的机会,都是好办法.在此关键时刻,崇祯帝却听任当时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愚蠢地让张献忠,罗汝才部就地屯田,反而让其积蓄了更大力量,获取了降而复叛的大好条件.
张献忠虽然没有投降的诚心,却也毫无要夺崇祯帝帝位,江山的表现,只要崇祯承认其既得利益与地盘,他是没有抱负兴兵继续」犯上」的.这表现在,1644年,张献忠最得势的时候,也只是杀进四川,然后关起门当他那「大西国」皇帝,直至清兵前来夺他的地盘时,他才着忙起来.
李自成莫不如此,他虽然没有真投降过,但在他势力最强盛的时期,仍然向崇祯帝提出和谈,并没有以夺取大明江山为目标.可见其和谈的真心实意.
这很可能是因为:由于上千年的儒家影响,当时的农民造反领袖(特别是李自成)也是皇权主义者,认为皇帝是好的,国家之所以败坏是因为皇帝身边的奸臣,而且,李自成等人对担当「乱臣贼子」的名声有所顾忌.
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李自成表现出了强烈的和谈意向:在完全有实力的情况下,他宁愿崇祯帝承认他的合法地位,也不愿夺取崇祯帝的皇位.
因此,即使在镇压农民起义满盘皆输,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兵围北京的最后关头,崇祯帝仍然有机会享受优惠的和谈条件,为自己和大明王朝换来一条生路(他的运气其实是不错的).
1644年老历三月十七日,北京城守军已经纷纷投降,此时李自成派太监杜勋向崇祯帝提出了和谈的条件41,条件如下: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
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应该说,这些条件是非常宽大和优厚的,因为当时,崇祯帝不仅已经没有任何同李自成讨价还价的实力,其身家性命都在李自成掌握之下.
李自成在易如反掌的情况下,既不逼崇祯帝退位,也不模仿曹操,变其为傀儡,「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一百万两银子的经济要求,也完全在崇祯帝的支付能力之内.
虽然,对陕西和山西的封地要求会损害崇祯帝的统治权威和税收,但这与一旦和解带来全局利益相比,实在是微小的代价.
很明显,一旦崇祯帝接受条件,局势将会迅速地向着对明朝有利的方向转折.以李自成的精明强干和其新兴势力的朝气来看,他完全有能力取代明朝贪官污吏治理好陕西山西两省,从农民军在清军入关以后的表现来看,李自成部远比明朝官兵更具民族气节和血性,若能达成和解,李自成肯定愿意调派农民军和物资全力支持崇祯帝的抗清事业,减轻明廷孤身抗战的负担:辽西重镇的兵力得到增强,清军若从西线偷越长城犯境,则会遭遇「人民战争」,满清「入主中原」因是会困难重重,前景暗淡.
由于在落难时曾遭遇张献忠暗杀42,李自成对对张绝不会有甚么好感,因此,如果能够得到崇祯帝的授王封地,李自成肯定会调转头来对付张献忠势力,夺取张献忠占据的富庶的「天府之国」,大大增强自己的实力,顺便报仇;从表现来看,张献忠是一个只有匪盗能力,没有建国能力的下三烂的造反者,其谋略,品行,所部的组织,作风和战斗力,比起李自成都等而下之;张,李二人曾经共患难多年;最了解张献忠的,莫过于李自成,因此,对于李自成的围剿,老张肯定不会有蒙骗明军那般容易了,李自成又有着代表官方的心理优势,还有官军的配合......总之,李自成对付张献忠,最可能的结果是:李自成攻取四川,张献忠势力或灭或逃,其道大衰,明廷又除去一心头大患...接下来的局势就难料了,或李自成势力日渐坐坐大,其后人仍有可能废除明朝皇帝;或明朝逐渐中兴,撤李自成后人的藩......
不管怎么说,和解将使局势向着明朝延续,向着华夏国家独立发展,向着不利于落后野蛮民族满洲的征服的方向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当此事关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崇祯帝不仅没有丝毫敏感性,反而表现出根本不顾全局的,近乎疯痴般荒唐的意气用事.
听完太监杜勋诵读的条款,崇祯帝问首辅大学士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43。」他居然要魏藻德」决之」!本来决策权在皇帝,大臣只能够建言献策,这在王朝中是一个丝毫含糊不得的原则,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崇祯帝居然要一个臣下替他」决之」,明摆着一副推卸责任的姿态!
对此,魏藻德不应该不清楚.
他魏某人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崇祯帝绝非没有主见之人,皇帝平日里有主见得到了猜忌自用的地步.现在要他魏某人决策,不是推卸责任又是甚么呢?
同样,魏藻德也不可能不清楚,这个崇祯帝草菅大臣性命的狠劲:最为他献言献策效忠的袁崇焕,陈新甲等人都落得甚么下场?要是为他」决之」,落得个谗言惑主」偏安」的名声,能保证保哪一天不被拉出去当替罪羊宰了吗?
无怪乎,魏藻德的反应是一言不发.魏某人固然懦弱自私,但却不值得深责,因为,权力和责任成正比,应为国家命运担当首要责任的并不是大臣,而是国君崇祯帝!在这样重大的关键时刻,他作为国君不愿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他还做甚么皇帝呢?
史学界提出:崇祯帝考虑到,如果接受和谈,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
如果这真是崇祯帝当时顾虑,那么这个顾虑就十分荒谬.接受和谈或许有」偏安」之嫌,但若拒绝和谈,明朝即告灭亡,试问,」偏安」和亡国的后果,那一个更严重?」偏安」和亡国的罪责,哪一个更重?」偏安」是坏名声,」亡国」又是好名声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偏安」的好名声导致了亡国,这样的好名声又有何意义!?
真是糊涂透顶!
曾节明 2004年11月
(注:索引出处将在正式出版时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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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2004 3:31:26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