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 满清入关后所发生的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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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八）
天意乎？崇祯帝为灭明尽了最大的努力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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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8日讯】崇祯帝十七年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根本不具备君王所应具备的能力。如果他没有实权，或者他像天启帝一样不理朝政，由能干的权臣处理国事，结果很可能好得多。可是偏偏崇祯帝是一位手握实权的君主，而且偏偏他又是异常的勤政，几乎是干纲独断，事必亲躬，由于他的错误作为几乎始终起到的是将明朝推向深渊的作用，因此他越勤奋，越有为，明朝反而灭亡得越快。
旧史对崇祯帝的失败非常的痛惜，也非常的难堪。因为按照儒家（特别是理学）标准，崇祯帝是非常理想的一位君主，完全不同于隋炀帝，陈后主等人，这样的君主怎么也把好端端的江山给葬送了呢？旧文人找来找去，总算给崇祯帝找得一条「猜忌自用」的过失68,然后就兜头盖脸的把明亡的几乎所有罪责扣在魏忠贤，天启帝，万历帝，乃至嘉靖帝的头上。其实，嘉靖，万历二帝之过在于荒淫不理朝政，他们在振作的时候，见识比崇祯帝高明得多，嘉靖朝的权臣徐阶，万历朝的权臣张居正，都是非常聪明能干的治世能臣，皇帝对他们真正地倚重和用而不疑，嘉靖帝，万历帝也远没有昏聩糊涂到像崇祯帝那样奸忠不辨，不断地冤杀忠臣能臣的地步。天启帝虽然完全不理朝（他醉心木工，是一位能工巧匠），对待大臣却远没有崇祯帝那样苛暴嗜杀，况且，他是真心实意把国事托付给魏忠贤处理。魏忠贤虽然是旧史所说的大奸贼，却非常能干，如果是他来应付崇祯帝所面对的局面，以魏某的狡诈和应变能力，决不会像崇祯帝那样不知进退，把完全可活的棋局走成死棋。

铁的历史事实是，明朝没有亡于这三个皇帝之手，而且直到天启帝死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明朝必亡的局面。实际上，那时的明朝虽然因腐败和天灾而虚弱，但敌人更弱：农民造反刚刚开始，力量弱小；那时辽东也遭了天灾，努尔哈赤被击毙，新主皇太极又被袁崇焕击败。内外的敌人都远没有倾复明朝的实力。

正是崇祯帝的一再错误和不知进退，多次浪费了能够扭转局势，为明朝赢得再生的好机会，使自身的实力急剧的削弱，同时导致了敌人的势力迅速的膨胀，最终形成的合力颠复了明朝。

有人认为，崇祯帝的失败是因为年轻，缺乏政治经验。实际上，崇祯帝即位时已有十七岁，即位即能亲政，其为君的年龄条件比起六岁即位的顺治帝，八岁即位的康熙帝要好多了，可是，他的座位比起这两位君主又怎么样呢？顺治帝十三岁亲政，他面临复杂困难的政治局面：肃清内部敌对势力；协调满洲贵族间的矛盾利益；笼络士人和镇压汉人的激烈反抗；建立和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恢复经济；进攻依然控制着南方七省的南明及农民军势力；还要应付身后的不忠诚的蒙古贵族的叛乱。康熙帝十六岁亲政，面临的局面也很严峻：身后是强大的沙俄，准格尔的入侵危机；内部是三藩反叛的巨大危机...这些，都不比崇祯帝面临的局面好多少。

这些，都是持「经验不足」论者无法自圆其说的。更明显的是，崇祯帝在位长达十七年之久，从十七岁当皇帝当到三十四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经验也在增长，但他的为君之道表现出来的不是更加理智，更加老练，反而是更加昏聩，更加轻率，这，决不是「经验不足」论能解释得了的。

可见，造成崇祯帝失败的，主要是个人能力的严重不足，而又极端地自以为是，而不是甚么「年轻，缺乏经验」。

其实，「猜忌自用」一语本身也在说明朝亡于崇祯帝之过。「猜忌自用」是多疑和固执的贬义词，多疑「疑」得不好便成了「猜忌」，「固执」得的不对便成了「自用」，要是「疑」得好，「固执」得对，就成了褒义的「谨慎坚定」了，人够聪明，才能够疑得正确，进而才能够「固执」得对。猜忌自用等于是在说崇祯帝又蠢又倔。

崇祯帝责任感很强，危机意识清楚，因此，他绝对不是个智障，但是，从他的表现来看，他的智商距一国之君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本来，能力不行并不是人的过错，崇祯帝的过错则在于，自己能力不行，也不找助手弥补自己行事的弱点，偏偏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决不放手让其他人为自己分忧解难。这些非能力的因素，本来是可以纠正的。

如果崇祯帝像他哥一样得病早死，换一个另外性格的皇帝上来，很可能大明朝还有救（如与满清议和即可），可他又偏偏身体很强健，精力旺盛，经常通宵达旦地办公，在位时间是他哥天启帝的两倍多，最后还是自杀身死。

可以说，崇祯帝是一位错误的皇帝：他这样一位平庸低能的管理者，偏偏牢牢掌握着权力，偏偏非常自以为是（自用而不用人，不容人），偏偏又非常勤政（勤奋的犯错误），偏偏身体又非常健康（在位时间长）...这一切，造就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奇特的现象：即崇祯帝以其充沛的精力，长时间的作着毁灭明朝的努力，直至其断送明朝为止。

呜呼！要毁灭明朝，有哪一种势力要比明朝皇帝自己要来得更高效和容易呢！？清朝的开国第一功臣，其实不是吴三桂，而是大明朝崇祯皇帝。这是令人难以置信而又千真万确的事实！

冥冥之中难道真有天意吗？

这个诡异得令中国旧史学家痛惜，尴尬，困惑的崇祯帝，就像是上帝专门派来毁灭明朝的用人。

真的好像符合那句：

「明非亡于清，乃亡于天！」（李定国语）

我这样说，肯定又要遭到华人学者，特别是出自中共国的历史学者的耻笑和挞伐，他们又会祭出「必然论」，「腐败亡国论」，「历史不能假设论」，甚至历史唯物主义来指责我的「陈腐的春秋笔法」。

前文已经谈及「腐败亡国论」的似是而非，在此不赘言。这里依史实说说其他。

实际上，只要实事求是的考察，「必然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便不攻自破。满清没有实力消灭明朝，其能入主中原，完全是时机的偶然因素，就连清统治者都承认，一统汉人江山是一个意外。努尔哈赤的最高目标是恢复昔年大金国的版图；皇太极的目标更实际些，只要明朝承认其在关外的统治；要不是洪承畴的极力怂恿，多尔衮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就是在占据明朝大半壁江山之后，满族统治者对长久占天下依然信心不足，顺治帝就告诫统治集团：实在不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雍正帝在其《大义觉迷录》中干脆直言：能入主中原是因为「得其时」（关于「必然论」的谬误详见本人拙作《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不能假设」》）。

。再看政治体制和生产力：清朝在沿袭明朝君主专制体制的同时，抛弃了明朝发展出来的分权制－内阁制，却又设计出极端君主专制的军机处制；清朝推行空前严密残酷的文字狱，其文化专制程度远甚于明朝和历朝历代；清朝严格的限制技术的发展，推广和手工业的规模，并且实行比明朝严厉得多的海禁和外贸控制；除人口超过明朝外，「康干盛世」的有据可查的技术发展水平及手工业指标，都远低于明末水平。

历史事实无情的证明：踩着甲申大悲剧上台的清朝，是一个比明朝更落后的朝代，这本身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绝妙讽刺。

的确，历史不能改写。但历史真不能假设吗？如果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学将丧失探索思辨的空间，历史将丧失现实意义，蜕缩成为考据而考据的狭窄学科，「以史为鉴」将成为一句空话。「历史不能假设」论实际上是否定人文科学上的独立思考探索的一个重大谬论，具有深远的危害性和流毒性（详见本人拙作《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不能假设」》）。

其实，在历史问题上生搬硬套地挥舞「普遍的真理」，或者动辄加上「根本的」，「必然的」大帽子，貌似高明，实际上是一种疏于独立思考的人云亦云，装腔作势的表现。如果在看待历史方面「陈腐的春秋笔法」包含有更多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话，这「陈腐的笔法」，无疑要比时下那些时髦的高论可靠得多。

曾节明2004年11月
正式出（注：索引出处将在版时注明）
@(http://www.dajiyuan.com)

11/28/2004 9:32:47 PM








曾节明：甲申三百年再祭（之九）
崇祯帝自我毁灭背后的原因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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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9日讯】的确，历史不能改写。但历史真不能假设吗？如果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学将丧失探索思辨的空间，历史将丧失现实意义，蜕缩成为考据而考据的狭窄学科，「以史为鉴」将成为一句空话。「历史不能假设」论实际上是否定人文科学上的独立思考探索的一个重大谬论，具有深远的危害性和流毒性（详见本人拙作《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不能假设」》）。
其实，在历史问题上生搬硬套地挥舞「普遍的真理」，或者动辄加上「根本的」，「必然的」大帽子，貌似高明，实际上是一种疏于独立思考的人云亦云，装腔作势的表现。如果在看待历史方面「陈腐的春秋笔法」包含有更多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话，这「陈腐的笔法」，无疑要比时下那些时髦的高论可靠得多。

上文已竟说了，崇祯帝是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人，但是如果把明朝的灭亡全部归结于崇祯帝的弱点和错误，而不去查看崇祯帝背后及其身处的历史环境存在的深重的负面因素，则是不全面和肤浅的。事实上，这些因素极大地诱发了崇祯帝的错误，并强化了其弱点。

首先，反理性的舆论环境，给崇祯帝作出正确的选择造成了困难。

而这种反理性的舆论环境，是历史形成的。明朝之前的宋朝，接连受到北方强悍异族政权的严重威胁，为了生存，被迫多次采取向北方外族政权低姿态求和的策略。求和的屈辱屈辱极大地刺伤了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但是，汉民族的主流知识群体并没能从宋朝的丧权辱国上正确地吸取教训。他们没有看到，或者没有重视，自废武功的军事体制，才是使宋朝（特别是北宋）在外族面前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相反，他们却全盘否定宋朝的议和做法－这一在不利形势下的明智做法，而将将宋朝的屈辱全部归罪于统治者的软弱。

到了明朝，由于朱熹理学的盛行，这种愤老愤青式的反理性历史观发展到极端，依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类标准，一切妥协都是「失节」的奇耻大辱，与敌人议和当然成了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行为。在这种反理性的舆论氛围下，提出与满清（后金）议和，难免被扣上「昏君」，「奸臣」，甚至「汉奸」，「国贼」，「秦桧第二」的臭帽子，确实要承受相当大的舆论压力（明廷不像清廷那样绝无言论自由，言官有很大的言论空间）。

崇祯帝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决策，就是抗不住这样的压力所致。1639年，清军又一次大规模入塞，明朝损失惨重，这时候管内的农民军势力日益坐大，明朝又没有了袁崇焕，孙承宗，根本无力防备清军入关，崇祯帝也意识到了这个无奈的现实，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仅因卢象升的当廷一句「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就闷闷不乐辨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所谓的议和只不过是外廷的议论罢了76。崇祯帝不敢再提议和的事，显然是害怕舆论损害他的君主形象。1644年正月，李自成统帅大军由西安向北京进军，所向披靡，这时候崇祯帝有充裕的时间「南巡」，他也没有蠢到这时候还看不出「南巡」是他的一条好出路，已经动了心，但是他却暗示大学士陈演等人奏请「南巡」，显然是害怕落得个「偏安」之君的坏名声（结果没有弄成，因为他一贯的虚荣苛暴，陈演等人怕当替罪羊，就是不「奏请」）77。直至李自成兵围北京，破城在即的关头，崇祯帝已经无路可走，无论是从维护明朝出发，还是从从求生的本能出发，他当然愿意接受李自成提出的议和条件，但还是因为不愿担当「偏安之君」的名声，又想要大臣魏德藻承担责任，结果把事情彻底弄黄了。

可见，崇祯帝在意当时的舆论大到了抛弃理性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反映，明末时这种儒家理学反理性的舆论环境是非常的强大，连皇帝的「明君」判断，也要依它的标准而出。

但是，这种不利舆论环境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当时的一些深明事理，虚荣心没那么重的人，如袁崇焕，杨嗣昌，陈新甲等人，就能不顾这种舆论，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换而言之，这种舆论只有把握控制那些判断力差，虚荣心强的人。而崇祯帝恰恰是一个智商不高，虚荣心却又极盛之人，又是皇帝，结果这种反理性的理学舆论环境，在崇祯帝身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并通过他把华夏民族推下了甲申年的深渊。

腐败造成了崇祯帝某些重要的正确决策无法贯彻落实。

虽然崇祯帝一生中决策失误累累，但公正的说，他的决策并非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事实上，比起清朝的皇帝，明朝皇帝普遍的更能接受西方的影响，崇祯帝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比起清朝最开明的康熙帝，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接受西洋历法，授予西方传教士重要官职，允许他们到各省传教，办学。他继续着天启帝的西化倾向，自己还迈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步：他暗中信仰了天主教，并不顾大臣们的议论78。

在崇祯朝的西化环境中，产生出了徐光启这样的信仰天主教，通晓意大利语，精通西方立法及科技原理的明朝一品高官，而且，这样的高官深受崇祯帝的宠信。比照清朝，这又是一个惊世骇俗！

崇祯帝的西化做法，比康熙帝走得更远，这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影响是有深远的意义的，如果明朝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很快被异族殖民征服政权－满清取代的话，中国完成近代转轨要容易得多。

最有当时意义的是，崇祯帝作出了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从没有做过的决策尝试：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并进行大批量生产和使用。他积极的人用外国传教士，聘用葡萄牙人，制造以西洋大炮为主的各种火器，还在威海创设了火器制造基地79，制造出的火器，主要供明关辽军使用，用来对付清军。

崇祯帝将先进武器作为抗清的重要手段，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决策。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崇祯十七的明军的武器迅速地向近代化转变：当时的中国军队，不仅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炮兵营（神机营），火器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多。明军正规军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 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野战重型大炮（盏口将军）160门79。明军应用火器的程度和规模，比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军要高许多（这真是历史的绝妙讽刺）。在战斗当中，明军的火器，确实构成了对清（后金）军的最大威胁 。历次明清（后金）大战，如萨尔浒之战，辽沈之战，宁远之战，宁锦之战，松锦之战，清军的主要损失几乎都是火器造成的。

但是，制度性的腐败大大削减了先进武器的抗清功效。由于官僚普遍的贪污腐化，造成了火器保管不善，分配调拨不合理，官兵缺乏训练，经常出现不熟悉甚至不会使用火器的情况。由是，造成了明军部队中，只有受外国影响最大的福建，广东两地官兵擅用火炮的现象80，但这些部队战斗力较差，有难以适应北方抗清前线的寒冷气候。

腐败对明朝最致命的危害是：在关键时刻阻碍了明朝迅速地进一步扩大先进武器的应用规模。明朝还曾有议要直接利用西洋人的火枪火炮队。明天启年间，一位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使者向明朝官员建议，从澳门汇集一支军队，携西式火枪火炮来北京协助明军抗击满军。明庭欣然接纳此议，准备从澳门调一支四百人的葡人军队北上。但当时广东一批商人，为了谋取私利，完全不顾不顾国家危难，担心葡萄牙人从此得以与中国内地贸易，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不惜重金行贿官员，竭力阻止了此事81。崇祯中后期，为了挽救两线作战的危局，崇祯帝决定全面的应用近代化武器，为此准备花重金聘用葡萄牙人员团体，以建立多个生产基地，大量的生产西洋火器。但是，负责这一事务的明朝广州地方官，却担心葡萄牙由此以后可以不通过他们，直接和北京做交易，断了他们索贿的渠道，因此，这些腐败分子可耻地编造谎言蒙骗皇帝，使得崇祯帝断了求助于葡萄牙的念头82。

积极地应用科技，这一崇祯帝难得的可取之处，本来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却被明朝制度性的腐败完全浇灭了。

再则，和中国其它帝制王朝一样，明朝没有一个确保统治者执政能力的制度。比其他王朝尤为不合理的是，受理学礼教的影响，明朝比其他王朝更为严格地奉行以皇帝的长子作为皇位位继承人的嫡长制度。嫡长制度虽然可以减少皇室内部的勾心斗角，但是却非常不利于保证皇位继承者的能力，从长远来看十分不利于王朝统治的维系。因为，按照这一制度，只要始皇长子，无论他的能力有多差，都固定由其继承皇位，其他的皇子，再聪明也不能继承皇位，而且其政治才干终身受到压抑，其施展空间甚至连普通的大臣都不如。这就造成了王朝最高层统治资源上的人才严重浪费，而作为将来要操纵整部王朝机器的皇位继承者的昏聩无能，将会给王朝造成多大的危害，这是毋需赘言的。可见，明朝的嫡长制度远逊与满清的秘密立储制度，就保证皇位继承者的才干来说，甚至还不如无立储制度，由众皇子互相争斗，胜出者南面称尊更合理些（因为残酷斗争的胜利者总有过人之处）。崇祯帝就是一个不靠能力，而完全靠嫡长制度上台的皇帝。万历帝死后，其长子朱常洛只当了二十多天皇帝就暴病身亡83，朱常洛死后，其长子朱由校即位，可惜朱由校七年后又短命而死，因其无子，按照嫡长制度：在先皇帝无子的情况下，皇位由其长弟即。朱由校的长弟朱由检，就是这样成为了崇祯皇帝84。崇祯帝决不是当时皇室中能力的强者，从表现来看，当时皇室中的同辈者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能力都比他强得多，桂王朱由榔也不比他差。

明朝的嫡长制度，造成了朱由检这个能力和性格都不适合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偏偏他又非常勤政，指挥着整个明朝统治机器勤奋地犯着各种错误，这种情况下，明朝不迅速灭亡也难。朱由检的上台，是明朝的皇位继承出现的最坏的情况。

和所有的专制王朝一样，明朝也没有一个在皇帝完全不称职时，改换皇帝的正常机制（不过，这就怪不了明朝了）。与以往历朝不同的是，由于理学的舆论氛围，即使是魏忠贤那样的权奸，也不敢发动改换皇帝的政变。

曾节明 2004年11月
（注：索引出处将在正式出版时注明）
(http://www.dajiyuan.com)

11/29/2004 8:03:51 PM








曾节明：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之十）
甲申大悲剧留给中华民族的千古教训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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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30日讯】崇祯帝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一手导出了甲申大悲剧。这场两千多年来绝无仅有的民族惨祸，造成了中华民族命运悲剧性地大转折，带来了贻祸至今的深重灾难。甲申大悲剧决不应该被遗忘，从甲申大悲剧中，中华民族至少应该吸取以下教训：
一，中国必须建立确保最高统治者能力和素养的选拨机制和能够合法罢免最高领导人的机制。参照朱由检错误的成为明朝崇祯帝的教训，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必须由真正的竞争产生。因为无规则或暴力竞争破坏太大，得不偿失，所以必须通过和平竞选，全国大选或真正的议会选举，选拔众望所归的人担任事关重大的最高国家领导，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最高统治者的能力和素养，至少可以保证最高领导人不会是崇祯帝那样的低能庸者。同样的道理，必须建立真正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和弹劾制，以能及时和平合法地罢免不称职的领导人，把最高统治者决策错误的危害降到最低。

然而，中国现实的「选拨」领导人的机制却是：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选举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完全受到共产党的操纵和摆布，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中共搞假选举，用以伪装民主民主的道具。人民代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中共党员，无论选举投票还是表决投票，必须按照人大中党组织的指示行事，以保证大多数选票「实现党的意图」84。在最高领导人人选的问题上，中共干脆完全抛开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由自己极少数头目黑厢作业后，抛出已与相应具体职位对号入座的人选名单，让全国人大在每年的三月份百无聊赖的作道具，「表决通过」。

这种由中共高层寡头指定接班人的「选拔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逆向淘汰制，它只能够保证善于媚上欺下，吹牛拍马，坑蒙拐骗，投机钻营之类的奸诈邪恶之徒或大奸若忠，虚伪透顶的装孙子之辈得以加官晋爵，真正能干、廉洁、勤勉、正直的人几乎百分之百被淘汰掉。

这就注定造成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能力和素养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是历经革命年代当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战胜敌手的优胜者，其「执政能力」外人难以撼动；江泽民就是一个通过逆向淘汰窜上来的「核心」了，其虚伪透顶，无耻之尤，跳梁小丑般的表演作秀，直可以让润之，小平「稍逊风骚」，但是其徒有上海滩流氓瘪三的奸邪小聪明，不具毛邓奸雄大智慧，来不得真刀真枪，一旦较真，便成惊弓之鸟。胡锦涛则是靠装孙子「装」到了现在的最高位置，其成长于共祸国谎言愚民环境的极盛年代，深受马列斯毛精神毒品毒害，唯党是从，人性麻木，因此深受邓老爷子的喜爱。

胡锦涛被当代理学－共产党文化的侵害深入骨髓，党性极强，谦虚勤勉，谨慎低调，一心向往毛泽东邪恶方向，视世界进步潮流如洪水猛兽，但他却远不具备毛泽东枭雄之才，也没有江泽民下三烂的瘪三能耐，然而，面对中共国内外交困的巨大危机，他不思悔改，反而继续勤奋地加强中共一党专制的祸国体制，因此，胡锦涛的「执政能力」连江泽民还不如，他活灵活现地是当代中共红朝党国的崇祯皇帝。

再则，中共国最重要的两项最高权力职位－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也就是说，在这两个位置上赖到死都是「合法」的，没有终止不称职的最高领导人的合法机制。这就使不称职的最高领导人错误决策造成长久危害，最终酿成深远祸患成为可能，也为中共国埋下了政变，内讧，动乱的祸根。打江山有术，却治国无方的毛泽东，能够赖在军委主席和党主席这两个最高是权威至上胡作非为，祸国殃民，至死方休，中共党国机制莫可奈何，就是一例。而对建国无尺寸之功的流氓瘪三僵贼泯赖在军委主席上长达十五年之久，严酷剥夺和压制中国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权，大搞贪污腐败谎言恶德治国，这些，都比邓小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贼民的恋栈，中共国家机制同样莫可奈何，最后还是通过军头逼宫，元老施压这种准政变非正常手段将其赶下军委主席宝座，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总之，如不尽快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实行最高领导人由民主竟选产生，中国仍有重蹈三百六十年前甲申大悲剧的危险。

二，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保证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政治体制。这是节制腐败的唯一有效办法。明朝，乃至所有的中国大一统专制王朝，实行的都是政法不分的体制，各级官员由中央任命，对相应的各级官员没有独立的监察机构。因此，各地的官员既是行政长官又是法官，俨然一个土皇帝（美其名曰「父母官」），当官的作恶，老百姓只有「越级上访」，但那时候的信息和交通条件比现在艰难得多，土皇帝又有打击报复的便利条件，再加上官员欺下瞒上，「官官相护」，因此难度极大。由于官职是上级任命的，所以，要想坐得稳或者官运亨通，几乎非「唯上」，发展下去，也就是非「媚上」不可。这种监督薄弱的只唯上的「父母官」体制，想不滋生腐败也难。「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早在十九世纪，英国人爱克顿就发现了这一公理，但是直至今日，中国大陆的各级官员还是由任命制产生，各地方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各地共党头目－书记的手里：党政不分，政法不分，党法不分，整个司法体系都是中共体系中的一部分（政法委），政公检法都由共党领导，实际上都由共党的寡头－书记领导，着和明朝乃至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体制完全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比明朝等专制王朝体制更恶劣的是：中共国党领导一切的党内纪检自查自纠式伪监督更具欺骗性；各级共党寡头的专制权力比旧王朝的官员更强大更广泛，其延伸至教育、文化、学术、经济乃至生孩子等等；在明朝和多数专制王朝（秦朝，满清除外）的大部分时间里，还容许「清流物议」，各种意见信息的公开传抄（如「塘报」），抨击讥讽时弊的论文和文艺作品也可以公开流传于世，甚至连公开着文，以反对王朝道统为能事，离经叛道的明朝人李贽，也可以充分施展才干，安享天年，相比之下，中共国却制度化地严厉禁止几乎一切批评意见的公开发表，竭力镇压一切舆论监督。综上可见，比其明朝官员，中共国各级官员的权力更绝对化，结果，现实已经印证了，是更加疯狂更加绝对化的腐败。

严重的腐败，使得积极的政策也得不到有效的实施，统治机器部件脱节，坏死，从而运转不灵；腐败又造成上下离心，民族凝聚力涣散，在外敌侵害面前抵抗能力虚弱。明朝是不幸的，因为其「屋漏偏遭连夜雨」，在腐败的时候同时遭受天灾、人祸、强敌，中共国则没有遇到这些索命克星，所以尽管其疯狂腐败二十多年，却能安然无恙至今，这看似幸运，实则潜伏着更深远的危机，那就是急剧恶化的生态环境危机。照中共国这样腐败下去，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根本无法扭转。比起满清入关的灾祸，更是根本性的致命危机，因为，明朝尽管败亡，却留下了一个破坏极轻微的，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满清虽然搞大屠杀，却远没有能力杀绝汉人，剃发，易服，毁书，禁书，也不能够消灭汉民族的根本，汉民族反而可以通过同化满族来解决问题。但自中共上台以来，先是狂热实践马克思共产歪理邪说，后是信仰崩溃疯狂地贪污腐败，五十五年来倒行逆施，无道之极，是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森林复盖率从解放前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骤降到当今的不到百分之七85，沙漠急剧扩张，农田日益萎缩，城市烟尘弥漫，江湖鱼虾难寻，黄河枯竭化，长江黄河化，地下水位猛降，地陷漏斗塌方...如果中国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中国人被迫大批地移居他国，「祖国」越来越变成一张荒芜的空壳，那就是真正的亡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共害死了中国，它当然也活不下去了。

可见，为了防止比甲申悲剧更深远的生态环境悲剧，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应当设法尽早促使中共启动政改：开放新闻，司法独立，党政分开，实在不行，只有以非常手段推翻中共一党专制。

三，必须废除从历代王朝至中共国都实行的意识形态专制，实行真正的「政教分离」。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86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逐步树立了儒学在意识形态中的专制地位，即：王朝政府只选拔任用儒家的知识分子，只尊奉儒家的思想治理国家，其他的各门各派都被排斥于正统之外。具体实施则通过科举制度。

这种「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专制造成的危害十分缓慢隐蔽，一时难以觉察，但长此以往将显现出深远的危害：由于儒学严重忽视科学、生产技术和劳动实践，因此，独尊儒学的意识形态专制若长期实行，会造成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忽视科学、生产技术和劳动实践，进而造成生产力乃至文明的落后。再则，由于儒学实质上是一套伦理道德学说，缺乏思辨性，也没有终极探索方向，因此它没有也无法由它引伸出一个超越君王的精神的归宿目标－上帝。这种以世俗君王为精神归宿（以「圣王」为目标）的学说，无法产生处分权制衡、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因此它不可能引领中国步入近代化。「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专制，是中国向近代化国家转型的障碍。

不过，宋朝及宋朝以前，历代王朝尊奉的是先秦及董仲舒的儒学，其虽有以上严重缺陷，也有很多合理之处，所以其危害并不急骤、剧烈。只是到了南宋，儒学产生了危险的畸形灾祸变种－「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心邪论，打着理性的幌子，将先秦儒学扭曲成完全的反理性学说。程朱的所谓天理并非指上帝的意志，自然的规律，而是指世俗君王的意志，也就是说，皇帝的圣旨就是「天理」，为了效忠君王，必须灭「人欲」，疯狂鼓励人们愚忠愚孝，为之不惜扼杀个性，乃至自残、自宫、自尽，以维护世俗君主专制的「天理」。难怪蒙古灭宋后，当时的外族征服者忽必烈一下就看中了「程朱理学」96，第一个以之取代先秦和董仲舒儒学，树之为意识形态独尊，以更有效地愚弄奴化广大汉人。

明朝建国后，朱元璋全面强化和完善程朱自宫奴学在意识形态中的专制地位97，暴露了其远劣于宋统治者的流氓地痞的下贱素质。他下令科举考试的内容全部出自朱熹歪批的《四书五经》，还一度要烧孟子的像，只因为孟子的着作里有「民为贵，君为轻」98，「君视民如草荠，则民视君如寇仇」99，等「非礼」的思想。朱元璋的倒行逆施，使明代成为理学肆虐的极盛时期，也为明朝的过早灭亡埋下了祸根。理学把维护世俗君主专制的君臣父子礼教奉为至高无上的天理，全盘否定变通和妥协的意义，教导人们为之轻视生命本能，轻视个性，轻视物质利益，甚至轻视生命...言行符合礼教即有名节，有名节就是仁者，为了名节值得牺牲一切，所谓「求仁得仁」成为楷模般的标准。通俗的说穿了，理学就是教导人们「死要面子活受罪」，把愚忠的名节看得比生命和成功还重要。殊不知，生命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是一切精神的载体，在事业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时，就轻生「成仁」，看似尊严体面，实则愚不可及。在理学的毒害下，明朝涌现出一大批迂腐轻生的节烈之士：方孝孺，于谦，左光斗，罗可刚，史可法，黄得功等等，理学最典型的受害者，应该非大明崇祯帝莫属，起放弃所有的生路不走，蠢头倔脑的吊死在煤山，可谓理学君主之典范，崇祯帝一死，明廷群龙无首，大明皇家宗室，竟被入关的满清剪除净尽...真是天理昭昭，朱元璋三麻子以朱熹邪魔伪学专政意识形态，却把他自己的子孙害得最惨。这些人的所谓之所以愚昧是因为，这些人的「尽节」，丝毫无助于其事业的成功，如果保全自己的生命，不仅有助于自己的家人孩子，也因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卷土重来未可知」。可见理学误导明朝的士人背弃理性到了何种程度！另外，由于理学的猖獗，也加重了社会的虚伪和腐败。俗话说：蝼蚁尚且贪生。有动物属性的人也有强烈的求生本能，除非彻净的洗脑和精神控制，否则求生本能不会不强烈。而理学的反理性反生命特点，使其要求甚高，动则要求殉国，殉夫，尽节...只有少数受理学教育程度高，受害极重的人才能做得到，因此人们普遍的出现说一套做一套的情况，整个社会人格分裂，越来越流于虚伪。由于实践的虚伪性，理学越来越成为假道学，于是，极严厉的理学伦理规范失去了权威，整个社会日益腐化堕落。理学意识形态的反理性和不合人性，严重削弱了明朝应付危机的能力，使得统治集团的「执政能力」还不如理学不当道的宋朝。

中共抢占大陆后，以马克思邪魔伪学（现在演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龙头，结合列、毛罪恶思想、邓、江假冒伪劣产品）为指导，厉行极端的意识形态专制，其专制超过中国历代王朝。因为，历代王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还容许「百家」存在和活动，只是排除在官方正统之外而已。中共却至今严禁一切非官方学术团体和组织。在毛泽东时代，更是以资产阶级，封建迷信的帽子，将一切非马列的「百家」革除净尽；邓江时代，中共大演婊子立牌坊戏，将一切非马列团体纳入官方掌控的「编制」：和尚尼姑也有干部编制，也须以马列为指导；另一方面将中共官方操纵的伪「百家」打扮成民间团体，出席国际民间会议，欺骗国人，欺骗国际；同时，对一切独立的「百家」，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时代扣「反革命」罪，现在更是乱扣「泄露国家机密」、「间谍」、「诈骗」，甚至强奸等等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肉体上搞垮不算，还要名誉上搞臭；中国专制王朝一直容许私人办学，私塾虽以教授儒学为主，也有教授非儒学的自由。中共至今严禁各级学校教授一切非经马列毛邓江歪曲的人文学科，中共长期禁止任何私学，近年虽然禁令有所松动，依然严格禁止私立学校采用非经中共审批的人文教材，绝对禁止私立学校的教育偏离所谓的「正确方向」。

可见，中共国的意识形态专制比中国历朝历代都严密得多，彻底得多。

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比儒家思想和儒家理学剧烈得多的毒性，因此中共的意识形态专制，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要实现革命的理想就要与旧世界决裂，要建立新世界，就必须砸碎旧世界，要保证「人类的幸福」，就必须革有产者的命，斗争起来应该不择手段，「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语），「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列宁语）」，于是，杀人如麻，生灵涂炭，大规模的人类群体绝灭，也成了正大光明的现象；由于马克思主义根本否认神的存在，否定罪恶感和应果报应，因此马克思主义信徒在斗争中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群「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敢做，什么坏事都敢做绝的狠恶之辈，因此斗争起来特别残酷，古今中外一切惨无人道的酷刑，都在革命的名义下实施。由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割裂一切传统，因此其血腥实践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破坏特别惨重。君不见中共入主中国前二十年，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精华几乎被破坏殆尽，代之以没有源头的马列毛无神论「社会主义新道德、新文化」，时至今日，共产主义精神迷幻药药效散尽，信仰崩溃，道德沦丧，假冒伪劣疯行，整个社会日益陷入道德文化缺失的真空；马克思主义人定胜天的无神论思想，加上马克思本人满脑子的机械思维方式，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意义的严重无知，因此造成了共产乌托邦大厦的施工者－各共党黑帮国严重忽视生态环境，其中尤以中共为甚：毛泽东试图改造上帝的狂妄，使中国的森林植被遭受空前的大破坏；邓小平志向矮小、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其抛出的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的联产承包制和乡镇企业，使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受又一波的大破坏；僵贼泯好大喜功，虚伪之极，无耻之尤，不顾一切地追求高速gdp政绩，十多年来，使中国的森林、植被、水源、空气、土壤进一步遭受全面破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危及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危机，在这样破坏下去，中共可真的要「与中华民族共存亡」了。

从以上结果，可见马列的意识形态专制的危害远大于儒家和儒家理学的意识形态专制。比起马克思主义，儒家和儒家理学还能够继承前人文明成果，还能够敬重鬼神天地，不敢肆意破坏生态环境，更不敢把反人类的灭绝行为当作正大光明的革命事迹加以称颂，因此，儒家和儒家理学的罪恶是有限的，有分寸的；马克思主义的罪恶却是无限的，无分寸的。理学是人类精神的畸形机体，畸形部分的细胞却还正常，马克思主义却根本是吞噬正常机体的异变的东西，是癌细胞和艾滋病毒。

其实，儒家和马克思这两者虽然有害，若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专制，任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者未必能独占鳌头。

在先秦自由竞争时代，儒家就一直不能压倒法家、墨家、和道家；若没有作乱的机会，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就更拙劣了：迄今为止，从没有哪个共产党（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党）国家的共产党（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党）是通过竞选上台的，他们要么通过暴动上台，要么由苏联、中共国武力扶持上台，无一例外。即使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疯狂混乱的德国，共产党也没占到便宜，通过竞选上台的是希特勒纳粹党。

这说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各个民族是有正确的鉴别力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识形态自由竞争，远较意识形态专制更能保障人类的安全和自由。今后的新的中国，应该在禁止或限制暴力、色情、仇恨宣传的国际通行前提下，不干预教育，文化，宗教，学术，事物，做到真正的「政教分离」，就像当今发达的西方国家所行那样。

综上所述，要避免三百六十年前的大悲剧重演，根本的出路是尽快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建立新五权民主宪政的中华合众国。（全文完）

曾节明 2004年11月
（注：索引出处将在正式出版时注明）(http://www.dajiyuan.com)

11/30/2004 10:14:14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