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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四九年后知识分子的很多举动，如当吹鼓手如洗脑专家，都是大可悲悯的。我再三再四重伸我的观点，将他们以前的那些言论发掘出来，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比他们有后见之明，不是为了证明我们在道德上比他们优越，不存在个人的你胜我败。而是藉此反省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时也借此观察现在我们周围这些使人变得愚蠢的洗脑言论是否已经绝迹。以我多年对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的的关注，变化是有的。洗脑方式稍有改变，以前我的语文课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小女2002年上小学的第一课是说上学了，到最后一句是"长大为人民立功劳"。"毛主席万岁"的不稽和洗脑功用，现在一般均可以看出来，但"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忽悠，恐怕能够立马感觉到问题的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多。这就像不少人看不出"科教兴国"、"国富民强"、"逼民致富无罪"这些口号里面的问题一样，因为洗脑成为我们的日常行为，使得许多人已经没有常识，当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分辨不出那些是背离常识来忽悠我们的利益的。
图为郭沫若
郭沫若先生是有才华的，他的才华不在他的诗歌写作（从诗歌史上看，自有其价值，但就诗歌本身来说实乃不能垂诸久远的过渡产品），不在他的剧本写作，在他尚有问题的史学研究（甲骨、十批判书等，至于后来"李白与杜甫"那是仰体圣意的结晶）中。相对共产党来说，国民党"反动派"还是有雅量的，至少保持一定意义上的学术中立，所以1948年第一届院院士，已经左相毕露的郭沫若还能当选院士。四九年后郭先生辉煌与屈辱，除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外，他的"与时俱进"使他成了共产党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任何需要表态的时候，他必然出来率先垂范，明知是火坑也要表演着让学生往其中跳，帮着坑害青年人而让其成为官方"接班人"，成了郭先生四九年后的主要工作，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有一项一项地罗列出来让大家观看。郭先生的遭遇尤其晚年对自己儿子被害而不能搭救，其情其苦实在难以言状，我们理当寄予深深的同情。但郭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害死自己孩子的帮凶呢？
下面是郭末若关于"又红又专"之讨论时，写给青年同学的一封信。以导师面目来洗脑，可达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此集中除了不少政客的说教外，单列了一集对青年人有至深影响的专家们的"思想示范"，其文分别为：郭沫若《讨论红与专》、刘仙洲《同青年们谈谈"政治和业务"的问题》、钱学森《"先专后红"是不是捷径》、裴文中《跟青年人谈红与专的问题》、梁思诚《"红""专"还有先后问题吗？》、朱光潜《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高士其《又"红"又"专"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郭先生说学生不爱做实验，说实在的问题不在学生身上，多出在我们教育的问题上，稍微真懂点教育的人恐怕不难清楚。姑节录郭沫若《讨论红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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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替同学们耽心。那就是时代太好了，可能反而发生些不好的作用。你们没有受过艰苦环境的锻炼。一不注意，你们可能成为温室的花草，经不起风霜。这是值得警惕的。养成重视劳动并从事劳动的习惯十分必要。近年来有些青年朋友，急于想成为专家，只抱着书本子啃，连科学实验也不肯做，那是大错而特错！那种大少爷作风当然红不起来，也绝对专不起来。自己不动手做实验的科学家，以往不曾有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有的同学问我：红到底以什么为标志，是不是以党员为标志？我的看法是应该以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忠于祖国、忠于党为标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地在党的领导下献出自己的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可以算作红的标志。
成为党员是最光荣的事，我希望每一个青年同学都鼓足干劲，使自己有资格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但如果不能成为党员也不要灰心，我们总要永远以普通劳动者自处，有一份能量，放一分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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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论又红又专》，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4月第一版，6月重庆第3次印刷，印数200000册）
2008年9月4日7：52分于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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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5 03: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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