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50年 谎言帝国的诞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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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推动的反右运动，把所有敢于说真话提出批评的人全部打倒，

在之后的1958年，中共开始了"大跃进"，这个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运动，

因为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和说出真相，结果导致3,000万人死于非命。

显然，说真话是有代价的。现在的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回顾和反思反右运动的原因。

今年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开始向中共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

然而，许多对中共的批评言论，很快使毛泽东等中共高层产生了疑虑和恐惧。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文在党内传达。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份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GCD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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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于是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

一半知识菁英被打倒

反右运动使近一半中国知识份子菁英被打成了右派。（法新社）

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一直以来都有分歧和争议。中共官方的资料说反右运动总共打掉了55万右派，但民间的数据认为，右派的实际数字，当在200万左右。由于右派绝大多数是知识份子，这意味着，当年中国的知识份子菁英当中，近一半人被打成了右派。

右派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大名鼎鼎的知识份子，到刚刚上大学的学生，以及一些工厂和机构中的技术人员，甚至是县级文化馆的资料员，都有被打成右派的。而从事政治、社会、文学艺术和历史研究的知识份子最遭殃，但普通学生、科技和技术人员右派也大有人在。其中绝大部份人，仅是在整风运动中向领导提过意见。

甚至有人只是在批斗会中，听到右派份子的辩解点了头，也被补遗成为右派，称为"点头右派"。

首次大规模"诛心"运动

反右运动并非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个运动。在此之前，先有土改，后有肃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各个运动中共无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而反右运动早期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开杀戒，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反右运动应该算是一个最为"温文尔雅"的运动。

但反右运动却是一个"诛心"运动。中共的反右运动不以肉体消灭为目标，而是以打垮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份子独立精神人格为目的。从反右以后，中国人的精神被恐惧彻底占据。

因为"交心"（整风运动口号）而导致残酷的结局，使得说真话成为中共统治下的一大灾难，人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从此而始，中国大陆彻底走上了一条人人虚假，个个伪装的路。一个由谎言建造的帝国由此宣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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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魂犹在 往事不如烟

文 ◎ 齐先予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到1980年5月，大约有近55万右派获得了改正，即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有极少的一部份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份子，总计不足百人。

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知识份子的全面迫害，受害者人数庞大。以下仅选部份典型人物加以介绍，从这一管之窥，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半个世纪前那场运动的肃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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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被划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图为反右运动中，交通部职工在批判当时该部部长章伯钧。（网络图片）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章早年曾加入中共，后脱党另外组党。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被作为中共政治橱窗，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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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1949年前曾任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1年参加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主日报》社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届、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第3届、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但保留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逝世。

这位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是中国人权运动的先行者，一生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因为批判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独裁而一度入狱。因为坚持民主党派的民盟不能在章程中加入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对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而被视为反动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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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采风，后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46年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说毛泽东有"党天下"思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残酷迫害后失踪，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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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应（1904~1962），中国江西省安福县人。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彭1925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专攻政治学，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思想左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写有《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

1957
年遭受批判，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彭文应拒不认错。
1961年，其次子彭志平自杀。1962年死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临终前曾写致毛泽东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被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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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1935~1968），江苏人。22岁时以江苏省文科第1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的反右批判会中因为公开反对批判提意见的反右派学生，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此后两年，林昭先后在北大苗圃和人大书报中心监督劳动。

1960年10月，林昭在地下刊物《星火》上发表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后在苏州被捕。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血书《告人类》，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声明》，7月至12月第3次给《人民日报》写信，批判中共专制和毛泽东独裁。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龙华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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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锟，四川人，北大化学系四年级学生。1957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时，他贴了两张大字报："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前者写道：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1969年后一直关押在川北的一个劳改农场。1976年底，张锡锟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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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16岁时进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学徒，靠自学钻研成造船厂的检验科技师、车间支部书记。

1957
年整风运动中，刘文辉在座谈会上向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意见，又贴出大字报向工厂党委书记生活上腐败作风开火，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文革期间，因为"
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8大城市14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刘文辉的遗书："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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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焕武，温州人。1957年，17岁时的邓焕武因张贴大字报欢呼、赞同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讲话，被投入监狱。当时温州地方党报作为破获重大反革命案件披载报导。此后20余年，邓焕武都在牢狱、劳改营中度过。被惩罚性单独监禁700多天。旅居西班牙的作家黄河清说："老邓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当了右派后，还继续干着右派活儿，平反后更加当然地干着右派活儿，从"七九"、"八九"......到2006年维权，一次不落地参与了所有的右派活儿的最积极最专注几乎是最职业的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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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湖南人。1957年中共领导层在经济上酝酿着搞大跃进，时年30岁，刚刚从东北调入北京国家计委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了意见，被划成了右派。有同事回忆说，"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由于属党内右派，且有一些中共高官的看顾，朱镕基的待遇比党外右派好得多。1958年至1969年他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后调任石油局管道处处长。80年代初回国家计委，90年代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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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他在这时立下了认识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1936年，费孝通负笈英伦，在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人，一生发表多篇有关中国近代和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著作。

1957年，费孝通有感于毛泽东"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撰写了一篇《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使其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但仍在北大教书。1980年获得改正，后主持中国社会学研究所。200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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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1911~2001），中国著名水利、水文学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中共建政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之子，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在黄河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中国水利专家，三门峡水库后来被证明是失败的工程，造成大量浪费和不良后果。1957年6月
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被打成右派，送江西农场劳动。2001年逝世。